公正地說，1925年以前的賀衷寒，即使不能算一個真正的革命者，也還是可以劃入革命青年或思想激進的青年之列，他雖然對共產黨的某些領導(如張國燾)和俄國的“十月革命”有不同的看法，但總的來說還是基本擁護共產黨的主張的，至少也可以說還是共產黨的“同路人”，同時也確為革命事業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特別是在揭露封建社會的黑暗、抨擊北洋軍閥的統治方面，尤為突出。從1925年開始，賀衷寒就明顯向右轉了。此后、他就一直充當反共的急先鋒，與無產階級為敵。正如他的同僚好友袁守謙在其墓志銘中所說：“……自(民國)十四年參加孫文主義學會之創立，迄于病革綿(左右綴之右)之時，固未嘗須臾放棄其撻伐之責任(指反共)�！�

　　蔣介石是一個以兩面姿態出現的野心家，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前，因為羽翼尚未豐滿，在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兩派的糾紛中，雖然貌似公允，但他在骨子里是反共的。他實際上是右派勢力的組織者和保護者，他在1926年上半年一手制造的陷害共產黨人的“中山艦事件”和親自提出的排擠共產黨員的《整理黨務案》，就是他反共嘴臉的最早公開暴露。賀衷寒、繆斌、潘佑強等右派黃埔學生，對蔣介石當時的所作所為及其真實用心，在實踐中也逐漸心領神會，他們實際上已把蔣介石作為自己的總后臺，自覺不自覺地開始慶集其“反共”的纛陰之下。這還得從黃埔島上開始出現相互對立的兩條陣線的斗爭說起。

　　就在黃埔軍校第一期開學后不久，廣州的反動勢力就陰謀利用商團組織暴亂。為對付商團，1924年8月經蔣先云、李之龍、楊其綱、陳賡、賀衷寒等人發動，駐扎在廣州的粵、桂、湘、滇各軍的軍官學校和海軍部分軍閥的革命軍人，開始聯合起來，并以“中國青年軍人代表會”的名義定期召開聯席會議。后經報請黨代表廖仲愷和校長蔣介石同意，代表會于1925年1月25日推舉蔣先云、曾擴清、賀衷寒、何畏能4人負責，籌備成立“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2月1日，聯合會正式宣告成立，賀衷寒擔任了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秘書。在成立大會上，他代表“青軍會”宜讀了3點志愿：一竭誠擁護革命政府，實現三民主義;二暫不做后起的軍閥;三與農、工、商、學、婦各界大聯合，一致進攻帝國主義與軍閥，他還在當時第一期《青年軍人》雜志上發表了一向《青年軍人與軍閥》的文章，歷訴了近年來帝國主義勾結軍悶的罪惡，指出中國的禍亂是帝國主義支持下的軍悶造成的，號召青年軍人要打倒軍閥，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富強而戰。

　　青年軍人聯合會創建初期，是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組織，其領導人的想法比較簡單，都想以這個組織來團結在粵的青年軍人，削弱軍間派系的勢力，打倒陳炯明。到1925年的二三月間，孫中山在北京病危。消息傳到廣州，人心頗為不安，國民黨右派勢力便開始抬頭，乘機加緊活動，并對青年軍人聯合會大肆加以攻擊，驚呼“青軍會是共產軍”。當時，國民黨老右派、“西山會議派”里有名的“大炮”、強硬的反蘇反共分子謝持，正在廣州大沙頭醫院“住院”，黃埔軍校中的國民黨右派分子王柏齡，便趁機把謝持請到黃埔島，讓他到接近右派觀點的學生中游說。謝持說：“國共合作，實在是孫先生做的第一件大糊涂事。共產主義是豺狼蛇蝎，與豺狼蛇蝎焉能為伍�！庇终f：“孫先生年紀大了，慮事難免不周。我輩正當壯年、為黨為國，都不可不中流涉險。”他還進一步煽動說：“共產黨名雖與國民黨合作，其實是想趁機篡奪國民黨的黨權，一朝得逞，所有國民黨員，尤其是黃埔同學中的國民黨員，都將受到無情的迫害，而無立足的余地!”他還對賀衷寒等人說，青年軍人聯合會是共產黨的組織，你們在里邊工作是為共產黨做嫁衣裳，等等。賀衷寒聽著謝特的演說，很自然聯想到張國燾那張討厭的嘴臉，又回憶起在青軍會內部，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上，每每與蔣先云、周逸群等共產黨員意見不一致的往事，便情不自禁地稱贊謝持“見解精辟”。在謝持、王柏齡等國民黨右派的煽動拉攏下，賀衷寒、潘佑強、冷欣等這些平常與共產黨同學關系不太和睦的學生，思想迅速向右轉，當場就一個個臉紅脖子粗的大罵共產黨。

　　為了對抗共產黨和青年軍人聯合會，賀衷寒絞盡腦汁，想出了一個主意，這就是以研究孫中山思想的名義，組織一個“學會”，以此來聯合右派勢力。1925年4月24日，在蔣介石、廖仲愷的支持下，與青年軍人聯合會相對立的又一個軍人組織??“孫文主義學會”(早期也稱“中山主義學會”)，發表通電，宣告正式成立。這個組織的主要負責人就是賀衷寒和潘佑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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