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20年代，中國的公共空間已經多有氣象。有人主張廢除婚姻和家庭，有人激烈反擊……然而論戰參與者均就事論理，保持了謙謙君子之風，這種討論問題的“君子之爭”，適足為今人借鑒。

　　洪秀全、康有為、毛澤東“去家廢婚”之理想

　　談到20世紀中國廢除婚姻與家庭的呼聲，還得從19世紀中葉的太平天國運動說起。

　　1845年，受基督教影響，洪秀全寫下《原道救世歌》，主張打破國家、種族、階級和家庭的界限，一切人類都是上帝之子，天下一家、共享太平，所謂“天下多男人，盡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待太平天國初建，據此推行新政，當時的做法是以25家為單位，一切生產物除家庭生活必需外，其余都歸繳國庫，婚喪等事由國庫統一供給;兒童、老人及殘疾者，由社會公養;禁娼、禁淫、禁奴、禁一夫多妻制，提倡男女平等。為建設一個地上天國而廢除家庭，這該算是中國歷史上“因國廢家”的最早實踐了。

　　當然，具體到其時所謂的“婦女解放”，你也許難免感慨，這種“解放”仍不過是“才出夫權，又入政權”。畢竟，這種男女平等并非人之意義上的平等，而是戰士意義上的平等�；蛘哒f，由夫權而政權，是軍事共產主義政治下的婦女解放路徑。

　　至于洪秀全依靠“口吐白沫”建立起來的太平天國，并沒有所向披靡。手持重兵的曾國藩等儒生決意為維護名教而奮死決戰，固有的家族制度因太平天國的速亡而得以持續。

　　然而，在這個革故鼎新的時代，廢除婚姻與家庭的浪潮并未因“洪楊之亂”的平息而聲退。1902年，康有為寫就《大同書》，將“去家廢婚”上升到理論：既然佛法求脫苦時要求“出家”，不如使其“無家可出”;既然家庭肇始于婚姻，“去家”就得重新設計婚姻。康有為的“交好之約”的確讓時人眼前一亮。該約由男女自愿制定，最長不超過一年，最短不少于一月，不得有夫婦舊名，婦女不從夫姓，刪除所有從夫限禁，所生子女由公家養育為“世界之天民”。孩子成年后，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死后火葬。最有意思的是，火葬場要緊靠肥料場。概括人一生的“從搖籃到墳墓”變成了“從搖籃到肥料場”，或曰，“我們來自塵土，我們歸于肥料”。

　　康有為的烏托邦理想，很容易讓人想起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闡述的廢除家庭的“共產共妻”制。而與康有為同時代及后來的知識分子，對其觀念也多有支持或呼應。如，譚嗣同在《仁學》一書中抨擊三綱名教桎梏人心，主張廢棄君臣、父子、夫婦與兄弟四倫，建立自由平等的朋友關系及“一家一人”的大同社會。同樣，梁啟超也主張打破家族觀念，以求新民。只是他并不主張去除家庭，而只是反對早婚，希望實行“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一夫一妻、老夫少妻制。

　　恰同學少年，毛澤東年輕時同樣深受康有為影響。有兩件事可佐證。一是從毛澤東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1919年12月號的文章《學生之工作》中，可明顯看出他傾心于《大同書》里的觀點，如“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創造一種新社會，新社會之種類不可盡舉，舉其著者：公共育兒院，公共豢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社，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自治會。合此等之新學校，新社會，而為一‘新村’”。二是在“大躍進”時期，毛多次提出過廢除家庭的主張，并鼓勵人民公社大辦公共宿舍和公共食堂。據說在1958年人民公社運動開始時，中央農村工作部干部到徐水縣時，除帶上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還有康有為的《大同書》。而在肯定《大同書》價值的同時，毛澤東也承認康有為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大同的路。當然，毛本人也沒有找到。當他將年輕時的夢想付諸實踐時，新中國很快變成了一個茶幾，上面擺滿了無窮“杯具”(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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