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院分裂：蔣介石下野后李宗仁在忙什么

導讀：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發表就任代總統的文告說：蔣介石“軫望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決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一月二十二日，李宗仁發表就任代總統的文告說：蔣介石“軫望國家之艱危，顧恤人民之痛苦，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決然引退，宗仁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第四十九條之規定，代行總統職權……決本和平建國之方針，為民主自由而努力”。

根據當時南京發表的官樣文章來看，蔣介石之所以下野，乃是為了“弭戰消兵”;而李宗仁之上臺，亦為“促成和平之早日實現”。但實際上蔣的“引退”，并非出于本心，而是形勢所迫，董顯光承命所著的《蔣總統傳》就毫不隱諱地說：蔣“如再堅持，廣西軍隊將采取軍事措施，它將退出武漢地區，讓長江一線開放給‘中共軍’。蔣總統認為設有此舉，將使整個局勢不可收拾，遂決意自己引退，給予廣西派一個自己試驗的機會”。(董顯光：《蔣總統傳》，第五一一頁。)

在這里，蔣介石還翻了一筆舊賬，說在一九二七年八月初，蔣介石在徐州為孫傳芳、張宗昌打敗退回南京，那時雄視中原的馮玉祥，忽然打電報給南京的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主張寧漢合作，“建議寧漢雙方中委在開封舉行會議”。蔣以兵敗，不欲以低姿態參加開封會議，對馮電遲遲不復，但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三人則以為不宜辜負馮的好意，并主張寧漢應當合作，遂于八月八日由李宗仁帶頭電馮玉祥云：“對今后黨派，只有整個之善后，并無兩派之爭執，關于促進黨內團結，似以召開四中全會為宜。”蔣雖簽名其中，但名列第四，蔣那時誤會李宗仁存心迫他下臺，遂于八月十二日由南京去上海，發出通電下野。結果五個月后，蔣又在四中全會上海預備會議中被推復職，有過此次經驗，蔣認為歷史將會重演。

正因為這樣，所以蔣家官書承認蔣此次下野系暫時引退。“所謂暫行引退，并不是說蔣總統已放棄其總統職位。中國憲法并無關于總統辭職的規定。蔣總統把職權交與副總統代理，系根據憲法第四十九條中‘總統因故不能視事時，由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一段之規定，并根據此一段之規定頒發文告，請李副總統代行其職權。他的引退，既不是辭職，亦非長久退職。他仍繼續擔任國民黨總裁。”(董顯光：《蔣總統傳》，第五一三頁。)最后一句，意即暗示“以黨控政”。

這樣，李宗仁的政策措施，依照慣例，就必須經由國民黨中央常會審議，然后方可付諸實施。蔣“引退”以后，仍在他的家鄉奉化溪口以“在野地位”繼續指揮他的“中央軍”。當時蔣的“中央軍”仍然大于白崇禧所指揮的廣西部隊，而南京這一政治中心且直接在湯恩伯控制之下，情況如此，李宗仁自難握有指揮整個南京政府的統一權力。

一、府院分裂

李宗仁上臺以后，為重啟和談于一月二十二日電邀李濟深、章伯均、張東蓀(1886—1973，現代哲學家、政治活動家、政論家、報人。曾為研究系、中國國家社會黨、中國民主社會黨領袖之一，曾任中國民盟中央常委、秘書長。1921年曾參加過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會議。1941年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8年曾參與北平和平解放的活動。卷入“美國特務案”，于1953年5月被開除出民盟。1973年6月2日逝世于北京“秦城”監獄。)等共同策進和平運動，同時指示行政院，作出決議：派邵力子、張治中、黃紹?、彭昭賢(1896—1979，曾任國民黨內政部部長。1949年國共和談時，被委派為國民黨代表，因其系“CC派”主戰分子，被中國共產黨拒絕。南京解放時，彭昭賢隨國民黨去臺灣。)為和談代表，等候共方代表在雙方同意的地點進行和談。

此外又派邵力子、甘介侯(1896—1984，畢業于清華大學。后赴美國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40年12月，被選為第二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949年李宗仁出任代總統，甘介侯作為總統私人代表赴美，接洽李宗仁和杜魯門晤面。后留美任新澤西州大學教授多年。)先后去上海，分別訪晤宋慶齡、章士釗、顏惠慶(1877—1950，曾任北洋軍閥政府總理。抗日戰爭爆發后，在上海從事慈善和教育事業。上海解放后，主持上海臨時救濟委員會及中蘇友好協會籌備等工作。

應邀參加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等職。)、黃炎培、羅隆基、張瀾(1872—1955，曾留學日本，1911年領導四川保路運動。1941年參加發起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后改為中國民主同盟)，自1941年黃炎培后任民盟中央主席，直至逝世止。1949年9月，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新中國成立后，1954年當選第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第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等民主人士，請他們為促成和談有所贊助。

由于李宗仁所采取的行動，一月二十三日，聽到中共廣播聲明：(一)與南京政府談判，并非承認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軍隊;(二)談判地點，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舉行;(三)反對彭昭賢為南京政府代表;(四)戰犯必須懲治，李宗仁亦不能免。

一月二十四日，李宗仁為了進一步表明其企求和平的誠意，特飭行政院：(一)將各地“剿匪總司令部”一律改為“軍政長官公署”;(二)取消全國戒嚴令。接近前線者，俟雙方下令停止軍事行動后再行取消;(三)裁撤“戡亂建國總隊”;(四)釋放政治犯;(五)啟封一切在戡亂期間因抵觸戡亂法令被封之報館、雜志;(六)撤銷特種刑事法庭，廢止刑事條例;(七)通令停止特務活動，對人民非依法不能逮捕。這就是所謂的“七大和平措施”。

這些措施，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但是不同意取消戒嚴令。行政院的發言人說：“開釋政治犯與戒嚴法系屬二事，觸犯戒嚴令不能稱為政治犯。戒嚴法所規定之事項，無一為政治犯性質。在戒嚴地區負責當局，為維持治安與秩序起見，自應按照戒嚴法辦理。”

一月二十七日，李宗仁致電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請迅速指定和談代表與談判地點。并謂南京“政府業已承認，以貴方所提的‘八項條件’作為和談的基礎”。李宗仁此時試圖以自己的“法統”地位來對抗蔣介石的“黨統”控制，所以承認以毛澤東主席所提八條件作為和談基礎一事，事前并未提交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討論，也未經孫科過目。結果李電發出以后，溪口即有長途電話同孫科接觸。孫科唯蔣之命是從，一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內閣要員悄悄離開南京到上海去了。一月二十九日，農歷元旦，立法院院長童冠賢向李宗仁建議，代總統應于是日慰勞首都衛戍部隊，以示體恤前方將士之意。但原定每名士兵發給現洋一元，因中央銀行南京分行沒有現金，未能撥付，因而慰勞之舉，臨時作罷。是時留在南京同李宗仁度歲的國民黨元老，僅監察院院長于右任、前司法院院長居正兩人而已。

是時在溪口同蔣介石在一起的除蔣經國外，還有張群、陳立夫、鄭彥芬、黃少谷等，蔣介石決定將國民黨中央常會移往廣州舉行，俾與孫科的行政院密切聯系。蔣作此部署，無非是要孤立李宗仁，使其不能代表南京政府以與中共進行和談。

一月三十一日，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與中共方面簽訂十三項協定，宣告北平和平解放，在國民黨內起了一定的影響，如浙江省主席陳儀，就曾想以北平解放的方式，要湯恩伯在上海照樣炮制。湯密報蔣介石，蔣開始對陳儀異動密切注意。二月二十一日，湯誘陳去上海，指為“通共有據”，加以逮捕。此事始終未使李宗仁聞知，成為蔣、李交惡的因素之一。

二月一日，李宗仁欲作最后的努力，挽留孫科內閣回到南京，特于上午九時專機飛滬。同行者有程思遠、甘介侯等人。十時，專機在龍華機場降落時，僅有吳忠信、吳國楨、朱家驊、方治(1897—1989，國民黨重要的黨務活動家、CC系把守宣傳口的主將。曾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教育部國民黨黨部主任委員、國民黨總裁室秘書、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黨上海市黨部主任委員等要職。1949年退居臺灣。)、潘公展等人迎接，孫閣成員竟無一人到場。李宗仁先到林森路(今淮海中路)一一?五號黃紹?宅休息。十時許，李往訪上海名流顏惠慶、章士釗、江庸(1878—1960，近代法學家、社會活動家、文化名人。1938年7月被選為國民參政會參議員。新中國成立后，任政務院政治法律委員會委員。)等，請他們以私人資格北上，呼吁和平。彼等表示，甚愿予以助力。

一日下午三時半，李宗仁在上海外灘中國銀行四樓召集行政院院長孫科、副院長吳鐵城暨其他內閣成員舉行會談，勉以團結大義，勸他們回到南京，府院一致，共支危局。但孫科說，一周以前，共軍前鋒已到浦鎮，南京正在共方遠程大炮射程之內，為使政治重心不受軍事上的威脅，行政院已決議二月四日遷往廣州。自是府院分裂。

二月二十日，李宗仁突飛廣州，向孫科伸出合作之手。這是蔣介石和孫科事前所不及料的。下午一時半，李所乘的中美號專機在天河機場降落，受到孫科、吳鐵城、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陳濟棠等人的歡迎。當日下午，李宗仁同孫科、吳鐵城進行友好的會談，又經過張發奎、余漢謀、薛岳、陳濟棠等從旁施加壓力，孫卒允將行政院遷回南京辦公。

二月二十一日下午六時，張發奎、余漢謀、薛岳在迎賓館歡宴李宗仁，并邀孫閣成員及留粵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參加。宴會后，吳鐵城對李宗仁及程思遠說，八時在迎賓館二樓會議廳舉行國民黨中央常會和中央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請李、程參加。開會時，由吳鐵城主持，他說，此次聯席會議的舉行，主要是歡迎李代總統蒞臨廣州指導，并就和議問題交換意見。首先由李宗仁簡單介紹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團北上后的一些情況。然后請孫院長報告中央常會對和議問題的意見。

孫說，此事已經研究多次，大家一致認為：一、應在平等地位上進行和談，中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二、依照國際準則，內戰不存在著“戰犯問題”;三、關于將來舉行和談時，對政治體制的談判，不外下列范圍：(一) 聯合政府形式;(二)邦聯或聯邦政府形式;(三)隔江分治形式。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東歐一些國家的歷史經驗，同共產黨合作的聯合政府都不會有什么好的結果，因此我們排除聯合政府這種方式。至于二、三兩個方案，如果能夠盡善盡美，都可以招致長治久安之局。李宗仁原來就是主張隔江分治的，所以對于孫科提出的觀點，有了深刻的印象。當晚參加會議的還有：李文范(1884—1953，在東京加入同盟會。1932年任廣州國民政府內政部部長�？谷諔馉帟r期，歷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國民黨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兼黨務處主任。

1948年任司法院副院長，次年去臺灣。)、鄒魯、馬超俊、劉維熾、谷正鼎、張道藩、洪蘭友(1900—1958，長期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為CC骨干人物。歷任國民黨中央社會部副部長、中央執行委員會副秘書長、中央政治委員會代理秘書長、內政部部長等職。1948年出任“國民大會”秘書長。1949年赴臺。)、賴璉、肖錚、鄭彥芬等人。CC分子占絕大多數。

二月二十二日中午，李宗仁乘“自強”號專機飛離廣州，經桂林、長沙、武漢，沿途同黃旭初、程潛、白崇禧等會談，報告訪問廣州的結果。二十五日，李宗仁飛返南京。

孫科于李宗仁“南巡”返京后第三天(二月二十八日)，從廣州回到了南京。蔣介石要把行政院“機構留在廣州”的企圖終未得逞。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3022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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