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溯三代以上，幾乎每個中國人的祖上都是農民。將近兩千年來，小農經濟已經成了中國傳統的DNA。中華民族依賴小農經濟養育人口、生生不息。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一語道破：中國就是鄉土社會，小農意識深深地扎根在中國人的國民性格之中。

但中國并非一開始就是小農經濟。從戰國時期，直到漢代初期，中國的城市工商業相當發達。如果一直沿著這個方向演變，中國未嘗不會出現類似古代希臘那樣的城邦文化。歷史的洪流在漢代轉了一個大彎。根據著名歷史學家許倬云的研究，中國在漢代才出現了獨特的精耕細作的小農經濟。這一生產模式的出現，對中國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時期，人口總額至少翻了一番，或許翻了兩番。在一些核心地區，人口壓力逐漸凸顯。官府試圖減少農民的賦稅負擔，但仍然無法緩解人多地少的困境。官府支持人口遷移，尤其是遷至具有戰略意義的北部邊疆。然而，開墾新的耕地的速度始終趕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人均占有耕地的面積越來越小，越來越多的農民失去土地，成為四處漂泊的流民。

早在西漢初年，就有像賈誼、晁錯這樣有遠見的大臣上書，要求朝廷采取措施發展農業。西漢初期的應對措施是重本輕末，認為農業是本，商業是末，一方面提高農業的地位，另一方面打擊商業。漢景帝時期就曾經打擊閭里豪強，但最具殺傷力的還要算漢武帝時候的"算緡令"和"告緡令"。

"算緡"是官府向商人征收的一種財產稅。"算緡令"公布之后，"富豪皆爭匿財"。于是，漢武帝又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告緡"運動。所謂"告緡"，就是鼓勵群眾揭發隱瞞財產的商賈。一旦被告發，這些商賈的財產就要被全部沒收。這場"告緡"運動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從此之后，富人們不敢再投資于工商業，而是轉而購買土地，因為土地不屬于征稅對象。加之商業稅嚴苛、農業稅優惠，這更鼓勵商人們投資土地。這導致土地價格上揚，普通農戶無力購置大片田地，只能在一小塊土地上刨土求食。

"告緡令"是一個來自經濟系統之外的外部沖擊。經濟系統遇到外部沖擊自然會偏離原有的軌道，但逐漸會調整回去。若從根本上講，中國的小農經濟，很可能跟種植本土農作物需要的技術有關。為種植禾谷，中國農民在農活上付出的勞動和時間，超過了播種和收獲時所需的勞動和時間之和，種稻亦然。

中國從漢代開始出現了精耕細作、重商的小農經濟，這一轉型肇始于政策的劇烈沖擊，但歸根到底，是在中國獨有的資源稟賦條件下做出的一種最優選擇。一旦走上了這條演進的道路，歷史就從此景色大異。兩千年一彈指，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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