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世界報》記者約尼·埃林(Johnny Eriing)是我的好朋友。我在北京他的家中做客時，他得意地讓我觀看書架上20多本中國人的日記。他說，這是他在北京潘家園地攤上買到的。我問他收藏這些日記干什么?他說，通過普通中國人的日記，可以了解當年中國人的真實生活。

日記是生活的記錄，也是歷史的記錄。尤其政要們的日記，是極其重要的第一手史料。不妨看看國共兩黨政要們的日記。

在臺北拜訪“日記作家”郝柏村

已經是第七次到臺灣的我，對臺北熟門熟路。2011年秋日，我來到臺北一條小巷深處，摁響郝柏村將軍辦公室的門鈴。胡參謀開門后，我看見93歲的郝先生西裝革履，系著藍白相間的領帶，已經坐在辦公桌前等我了。這位重量級的臺灣政壇前輩，精神矍鑠，思維清晰，每天堅持游泳。他面對我的攝像機、錄音機侃侃而談。

對郝柏村，臺灣媒體通常的稱呼是“前行政院長”、“國民黨大佬”或者“郝柏村將軍”。稱“前行政院長”，因為他在1990年6月1日至1993年2月27日擔任臺灣“行政院院長”;稱“國民黨大佬”，因為他在1993年至1997年擔任中國國民黨副主席;稱郝柏村為“將軍”，因為他是臺灣“一級上將”、“四星上將”，他在1978年3月至1981年11月擔任臺灣“陸軍總司令”，1981年11月至1989年11月擔任臺灣“國防部參謀總長”，1989年12月5日至1990年6月1日擔任臺灣“國防部部長”。

三個稱呼顯示了郝柏村在臺灣黨、政、軍界的巨大影響力。還有一個頻見于臺灣媒體的稱呼，則與他的職務無關--“郝龍斌之父”。郝龍斌乃現任臺北市市長。

我問起他給長子取名“龍斌”的含義，他說“龍”是郝家輩分，取名“斌”是文武合一、文武雙全之意。有趣的是，郝柏村的次子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按照郝家輩分是“漢”字輩，郝柏村分別給他們取名“漢文”、“漢武”。從取名這一細節可以看出，郝柏村是軍人，卻很重視文武雙全。郝柏村本人就是文武雙全，他在晚年成了“作家”，接連出版了許多重要著作，在臺灣廣有影響。能夠出版那么多著作，得益于他多年養成記日記的習慣。

蔣介石有寫日記的習慣。我曾經在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查閱過收藏在那里的蔣介石日記。蔣介石從1917年至1975年的日記，都完整地保存著，成為重要的史料。我看到他的日記是用毛筆端端正正寫在專門的日記本上，不論戎馬軍營，還是到各地視察，他都一天不漏寫下日記，就連當天的氣溫、氣候，也一絲不茍記下。他的日記，除了記錄每天的行蹤、公務、會客之外，也寫下自己的思想，各種見解。

蔣介石要求他的兒子蔣經國也養成記日記的習慣。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同時收藏著自1937年至1979年的蔣經國日記。蔣介石還要求他的下屬都養成記日記的習慣。郝柏村說，“談起蔣公日記，我有親切的感受。從1965年至1971年，我擔任蔣公的侍衛長，在六年近兩千個日子里朝夕隨侍。每逢新年，我收到和蔣公一樣的日記本，因此也養成寫日記的習慣。每年歲末，蔣公即親自把當年的日記用牛皮紙封好，命我交付經國先生。當然，我從未看過內容。”

其實，郝柏村在擔任蔣介石的侍衛長之前，就有記日記的習慣。郝柏村多年的日記，成為豐富的寶庫，成為臺灣政壇的重要歷史檔案。郝退休之后，埋頭書齋，不斷推出新著。在出版社的幫助之下，系統整理、出版郝的日記，或者以日記為素材再加上郝的口述，寫成專題書籍。晚年郝柏村成了“日記作家”。

郝柏村在金門的日記，被整理成《八·二三炮戰日記》一書出版。最初由于部分內容在當時尚屬敏感話題，只印300冊，在臺灣高層內部發行。1995年，郝柏村出版《不懼》一書，除收入《八·二三炮戰日記》全部內容外，還收入郝柏村軍務、政務、黨務方面的文章。

依據郝柏村擔任“行政院”院長的日記，進行回憶、口述，由天下文化出版社王力行女士寫成《無愧：郝柏村的政治之旅》一書，于1994年出版，發行了18萬冊之多。

郝柏村8年擔任參謀總長的日記，由于他與蔣經國接觸密切，先是抽出有關蔣經國的內容，于1995年出版了《郝總長日記中的經國先生晚年》一書，接著又于2000年出版了《八年參謀總長日記》，厚厚上、下兩大卷。

郝柏村出任蔣介石侍衛長期間的日記尚未出版，但在2011年6月推出的重要新著《郝柏村解讀蔣公日記1945~1949》，引起讀者廣泛興趣。選擇1945年至1949年的蔣介石日記進行解讀，對郝柏村而言要有足夠的勇氣，因為1945至1949年正是蔣介石由盛而衰，最后被毛澤東逐出大陸退守臺灣的5年。

用郝的話來說，是“從抗戰勝利到大陸失敗”的5年。郝柏村直面蔣介石這難堪的5年、失敗的5年，以中性立場進行解讀，厘清史實，總結教訓。九旬高齡的他，花費4年多時間寫作此書，難能可貴。郝柏村遜稱他是“事后有先見之明”，而這“事后”的“先見之明”，正是對歷史的反思。

郝柏村回顧說，1945年，他作為一個26歲的青年軍官，在重慶親歷抗戰勝利舉國狂歡的歲月。而到了1949年，則為大陸“戡亂”全面失敗的一年，他是參謀總長顧祝同上將的上校隨從參謀，又回到重慶，于當年12月10日，隨同總裁蔣公黯然飛離成都，飛離大陸，那時他30歲。這5年的經歷對郝柏村而言是刻骨銘心的。他說，就國民黨方面來說，老一代的當事人并未完全說出真相，年輕一代對此更是無從查考。正因為這樣，他以一個親歷者的身份，解讀蔣介石這5年的日記。他說，歷史的脈絡和因果關系必然存在，不會因時間久遠而失去傳承或改變痕跡。無疑，蔣的親筆日記，是追尋該時期歷史真相的重要依據。

郝柏村還指出，“這5年的歷史，是決定臺海局勢的根本，兩岸關系的發展和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離不開這個根本。臍帶可以切斷，但血緣不可能中斷”。也就是說，明白這5年的歷史，就會明白為什么海峽兩岸是一個中國--“血緣不可能中斷”。

張學良、閻錫山和戴笠的日記

國民黨政要之中，很多人寫日記，這些日記成為中國現代史、當代史重要的史料。

張學良就有記日記的習慣。1946年10月19日，軍統局根據蔣介石的密令把張學良用專機從重慶秘密轉移到臺灣。1946年12月15日，臺灣省主席陳儀前往新竹看望軟禁中的張學良。張學良依然充滿憂國憂民的情懷，對陳儀講述了關于中日歷史癥結及對未來發展的看法。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彼對中日問題，有深刻認識，特殊見解。言到吉田松陰對日本尊王、吞華思想之提倡，伊藤博文、后藤新平吞華之陰謀，被認為日本侵華思想一時難為消除，美國亦將上日本人的當。并言到三十年后中日恐成聯邦，但如中國人自己不自強，恐大部分政權反落到日人之手。”這清楚表明，在西安事變10年之后，張學良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保持高度警惕。

1949年1月蔣介石宣布下野，李宗仁任代總統。李立即開始與中共和談，并發表了八項主張，其中有“釋放政治犯”，提出恢復張學良、楊虎城自由。1月25日，張學良從看守劉乙光給的《申報》中，讀到8項主張。張學良在日記中記下：“23日《申報》載，政府明令，余及楊虎城，恢復自由。”

閻錫山早年就有寫日記的習慣。在1949年4月11日飛離太原時，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記共16冊遺留在太原。閻錫山日記為藍皮紅色豎格宣紙本，毛筆抄錄。這些遺留的日記，在2010年由山西省地方志辦公室、山西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主編，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公開出版。全書共60多萬字。

閻錫山寫日記的方式也與別人不同。據曾任閻錫山秘書、留居山西、年近九旬的李蓼源老先生回憶，閻錫山的日記多數并非其本人親自書寫，而是由其口授，秘書記錄。內容大致可分為六類：一為重要事件的記載;二為重要信件的記載;三為重要文件的記載;四為閻錫山本人詩詞的記載;五為感懷、警句和論點記載;六為家事、政事、夢事的記載。

李蓼源說，1941年前后，年僅16歲的他一度負責記錄閻錫山口授日記。他回憶，閻錫山口授日記在時間、數量上均無一定規律，可能一天說幾段，也可能十天八天說一段。閻說出一段兩段，他便馬上記在本子上，然后讀給閻錫山聽，如沒問題，便交給謄錄秘書，用毛筆抄錄到專用的16開紅色豎格宣紙日記簿上。

閻錫山做事仔細。他生怕自己的日記在戰亂中散失，請人再抄一份，所以他的1931年至1944年的日記雖然有一份遺留在太原(被稱為“留晉本”)，另一份卻被他帶到臺灣(被稱為“留臺本”)。由于閻錫山對日記曾經做過修改，所以“留晉本”與“留臺本”在個別文字上稍有差異。

1949年6月13日，國民黨政權風雨飄搖的日子里，閻錫山于廣州宣誓就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1949年6月24日他在日記中感嘆：“到穗以來，始知國事日非，由于黨內有派系爭，有小組織爭，有地域爭。地域有南北爭、西北爭、東北爭、東南爭。爭起來無理的說人壞，有理的說己好。不說事怎樣做，只說人怎樣用……”

1949年12月8日閻錫山隨蔣介石敗退臺灣，1950年3月6日閻錫山辭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無權無勢無兵的他，為了盡量不引起蔣介石的注意，躲進陽明山極為荒僻的菁山，度其余生。1960年5月23日，閻錫山駕鶴西去，享年78歲。

筆者尋至菁山，訪問閻錫山鮮為人知的故居及墓地，發現閻錫山的墓碑上竟然刻著日記!

在臺灣，我還注意到軍統頭子戴笠也記日記，其中部分日記已經公開，可供查閱。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于空難。軍統局主任秘書毛人鳳細讀戴笠日記，見日記中提及：“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郭同震何許人也?據稱，郭同震當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共北平學生運動委員會書記，也曾轉到八路軍林彪的115師擔任偵察大隊長。后來被捕入獄，開始與國民黨接觸，得到戴笠的欣賞，被任命為“北平特別勤務組組長”。

戴笠死后，軍統改為保密局，毛人鳳任局長。由于戴笠日記上有那句高度評價郭同震的話，毛人鳳重用郭同震。郭同震有七八個化名，用得最多的一個是谷正文。谷正文隨蔣介石來到臺灣后，成為臺灣保密局的頂梁柱，直接受命于蔣介石。谷正文最受蔣介石稱許的，是在1955年4月精心策劃了暗殺周恩來總理的“克什米爾公主號”飛機事件。所幸周總理因臨時改變行程，沒有乘坐“克什米爾公主號”，而出席萬隆會議的中國代表團中外記者11人因飛機失事而殉難，震驚世界。

胡適和于右任的日記

胡適和于右任作為學者、文人，記日記乃在情理之中。

筆者兩度赴臺北南港，細細參觀那里的胡適故居及紀念館。胡適1949年4月6日從上海坐船前往美國，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中間曾幾度來到臺灣。1958年4月10日胡適從美國到臺灣定居，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2年2月24日胡適病故于臺北，身后留下幾百萬字日記，出版了八卷本《胡適日記全編》。

在胡適日記中，粘貼著一份剪報，足見他對這份剪報的重視。那是從1950年9月22日香港《大公報》上剪下來的。這份剪報不是胡適本人所剪，而是蔣介石送給他的。

剪報所載是胡適小兒子胡思杜的文章，題為《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

身為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在國共決戰中選擇了國民黨。他在1948年12月15日下午，從北平南苑機場登上南下的國民黨軍用飛機前往南京。他的幼子胡思杜留在北平，從此父子訣別。北平和平解放之后，胡思杜進入華北革命大學學習。為了表示跟父親劃清界限，胡思杜寫了《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發表在《中國青年報》上。香港《大公報》、臺灣《中央日報》、美國《紐約時報》都轉載了這篇文章。

胡思杜說：“從階級分析上我明確了他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 指責胡適“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始終在蒙蔽人民”、“昧心為美國服務”，“(他的)一系列的反人民的罪狀和他的有限的反封建的進步作用相比，后者是太卑微不足道的”，“在他沒有回到人民的懷抱來以前，他總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自己的敵人。在決心背叛自己階級的今日，我感到了在父親問題上有劃分敵我的必要”。

胡適從美國來到臺灣時，蔣介石把轉載了胡思杜文章的那份香港《大公報》送給了胡適。蔣的本意是以此譴責“中共暴政”造成“骨肉反目”，而在胡適看來卻是蔣借此事嘲弄自己兒子不肖不孝，便反唇相譏道：“我的小兒子天性愚鈍，實不成器，不如總統令郎迷途知返!”胡適所說“總統令郎”，不言而喻指蔣經國1927年在蘇聯發表文章罵蔣介石是“革命的叛徒，帝國主義的幫兇”，“是我的敵人”。胡適之言，使蔣介石十分尷尬。

筆者在臺北也前往北投，參觀于右任的故居“梅庭”及紀念館。于右任是詩人、書法家，也是國民黨元老。1947年于右任出任第一任監察院院長，到臺灣后仍多年擔任此職。1964年11月10日在臺北病故，終年86歲。

在于右任彌留之際，他的長子于望德，會同于右任僚屬李嗣璁等一起打開于右任的自用保險柜，以求查找遺囑。不料，保險柜并無遺囑，只有多冊日記以及一張借據，那是于右任的第三個兒子出國留學時，因旅費不足，于右任向副官借了三萬元臺幣(當時于右任擔任“監察院長”月薪五千元臺幣)。此外，并無一點金銀財寶。于右任平日有余錢，總是接濟困難朋友。他曾多次向陜西三原鄉親父老捐款。于右任在三原的秘書張文生曾把貼滿五大本的捐款收據呈送于右任過目，于右任翻著厚厚的賬簿說：“這些賬簿都燒了吧，不要叫我的子孫看見之后將來前去討債，他們應該自食其力。”

他的長子細細閱讀父親的日記，發現父親晚年體力日衰，在1962年初就預料自己余日不多，在日記中寫下類似遺囑的話。

1962年1月12日，于右任在日記中寫道：“我百年后，愿葬于玉山或阿里山樹木多的高處，可以時時望大陸。”在這段話的下方，于右任署名“右”字，而且還加注一句話：“山要最高者，樹要大者”。接下去，又寫道：“遠遠是何鄉，是我之故鄉，我之故鄉是中國大陸，不得大陸不能回鄉。”

10天之后，于右任又在日記中寫道：“葬我在臺北近處高山之上亦可，但是山要最高者。”兩天后，于右任在日記本上寫下一首歌，旁注：“天明作此歌”。這首歌，就是后來傳遍海峽兩岸的《于右任遺歌》：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大陸，

大陸不可見兮，

只有痛哭。

葬我于高山之上兮，

望我故鄉，

故鄉不可見兮，

永不能忘。

天蒼蒼，

野茫茫，

山之上，

國有殤。

值得提到的是，日記中《于右任遺歌》的最后一句是“山之上，國有殤”�？墒钱敃r臺灣中央社在發表有關于右任遺言的電訊中，誤為“山之上，有國殤”，以致許多引用者均誤為“山之上，有國殤”。

海峽此岸政要的日記

海峽此岸的政要們，也有記日記的，只是沒有海峽彼岸那么普遍。

向來沒有聽說過毛澤東有記日記的習慣。然而我在1989年9月16日采訪毛澤東秘書田家英夫人董邊時，她談及田家英的工作，提及“為毛澤東保管日記”。我當即追問，毛澤東記日記嗎?

董邊說，她曾見過毛澤東在1958年前后寫的日記。筆者請她詳細回憶，據她說--

毛澤東不用市場上所售的那種日記本記日記。他的日記本與眾不同，是用宣紙訂成的，十六開，像線裝書。

毛從來不用鋼筆記日記。平日，秘書總是削好一大把鉛筆，放在他的筆筒里。他的日記常用鉛筆寫，有時也用毛筆。

毛的日記本上沒有任何橫條、方格，一片白紙而已。寫的字很大，一頁寫不了多少字。日記很簡單，記述上山、游泳之類生活方面的事。他的日記不涉及政治，不寫今天開什么會，作什么發言。

毛澤東的日記從未公布過。隨著時光的推移，也許世人有朝一日會見到公開出版的別具一格的毛澤東日記。

我采訪過多位毛澤東秘書。據他們告訴我，毛澤東秘書每天要填值班日記。那是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印好的表格，要填寫毛澤東每日的活動。這些值班日記，交中辦秘書局保存，如今已成為研究毛澤東的重要檔案資料。這些值班日記，最初由機要秘書徐業夫和羅光祿記，后來由羅光祿和高智記。葉子龍也記過。

周恩來不寫日記，但是我在中央檔案館看到周恩來的一大堆臺歷。周恩來的習慣是在臺歷上逐日記下工作要點，成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日記。

曾經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的王若飛是記日記的。我在《“約法三章”歷史談》(《同舟共進》2011年第9期)一文中曾寫及這些內容。

1995年6月27日，筆者在北京中南海采訪陳云夫人于若木，問及陳云是否寫日記。于若木說，陳云不記日記。但每天氣象他都記錄，每天生活起居也都作記錄。

筆者著有《中共中央一支筆--胡喬木》一書，據胡喬木夫人谷雨告知，胡喬木有記日記的習慣。在1975年11月開始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江青一伙要胡“交代”與鄧小平的關系。胡喬木不得不查閱自己的日記，在1973年至1976年鄧小平重新工作期間，他到鄧小平那里去了25次。依據日記寫“交代材料”，這也是世所罕見，由此可見胡喬木的日記相當詳細。不過筆者在采訪另一位“大秀才”陳伯達時，問他是否記日記，他搖搖頭。

曾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王任重是記日記的。王任重擅長文筆，在擔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時，發起組織了以“龔同文”為筆名的寫作小組，發表許多短論、雜文，不少文章出自王任重筆下。王任重的日記富有史料價值。1959年6月24日，王任重在日記中記載，毛澤東在去長沙的火車上同他談話時說：“國難思良將，家貧思賢妻。陳云同志對經濟工作是比較有研究的，讓陳云同志來主管計劃工作、財經工作比較好。”這樣，陳云得到了重新起用，負責整頓被“大躍進”攪亂了的中國經濟。

國務院前總理李鵬是記日記的，其中的一部分已公開出版，如《眾志繪宏圖--李鵬三峽日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汪東興的部分日記，也已公開出版，如隨毛主席轉戰陜北、隨毛主席第一次出訪蘇聯、隨毛主席重上井岡山。不過，看得出是后來加以補充的。他當年陪同毛澤東外出，哪有時間每天寫幾千字的日記?其實在出版時，應當標明哪些是日記的原文，再標明哪些是后來的補充，這對于保持日記的真實性是很重要的。

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出身地質專業，卻有著很好的文學修養。我注意到，他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提及他每天記日記。

順便提一句，筆者曾問錢學森之子錢永剛，錢學森記不記日記?錢永剛回答說，不記，但是記了一本又一本工作筆記，這些工作筆記上都有年月日，相當于日記。只是這些工作筆記涉及火箭、導彈，屬于國家機密，至今仍鎖在國防部的保密柜里，連他都不允許看。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2731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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