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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環境的根本性轉變，是后來國民黨當政之后，所謂“以俄為師、以黨治國”，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許有不同的聲音。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4年06期，作者：劉超，原題為：《追憶似水年華——聽何兆武先生談往事》，本文系節選

何兆武：是這樣的。在我的印象里，當時的學校環境比較寬松，學習也很自由。我讀小學時還是北洋時期，北洋軍閥當然非常腐敗，但當政者的控制還不至于無孔不入。那些人只顧動粗，一掌權就撈錢、搶地盤，顧不上對思想文化進行過多的控制。這種環境的根本性轉變，是后來國民黨當政之后，所謂“以俄為師、以黨治國”，一切都“定于一”，不容許有不同的聲音。這樣一來，形勢當然就不一樣了。那時中學念完了也要考大學，不能說毫無升學壓力，但壓力總不是很大。學校也沒有太多的條條框框，不僅大學沒有統一教材，中小學也沒有統一教材，更不要求所謂“標準答案”。后來等我自己做老師了，我也不搞“標準答案”這一套——在思想文化上每個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見解，為什么只能有一個答案呢？

那時也不特別強調要說標準的國語，我記得沈從文先生的國語就不標準，帶有一些口音，但能聽得懂。學校里大家的口音五花八門。我后來在歷史所工作，與張政?先生接觸較多，到他晚年80多歲時，我對他說，您老人家在北京好幾十年，差不多生活了一輩子，怎么山東口音還是這樣重？張先生很不以為然：我覺得沒必要學普通話，現在這樣就挺好的。但張先生和許多老先生一樣，學問是很好的。教師講課要讓學生能聽得懂，但也不至于像要求播音員那樣，關鍵還是要有水平、有思想，而不是做傳聲筒。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27469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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