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西游記》中出現的角色，毛澤東往往有獨到的解讀，比如他認為唐僧是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豬八戒是自由主義者等等，但所有角色中讓他情有獨鐘的還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
毛澤東 資料圖
本文來源：人民網，作者：叢濤，原題為：毛澤東曾談《西游記》:唐僧是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
中國古典神魔小說《西游記》為后來無數的藝術創作提供了素材和靈感，“大圣”形象不斷被演繹。然而，藝術既需要大眾娛樂，也需要超越時間的經典，除了86版《西游記》，這一題材的經典還有劉繼卣的《鬧天宮》。這套作品曾是幾代人心中的經典，而自從五十年代參加社會主義國家造型藝術展之后，原本一套八幅的《鬧天宮》就只剩下六幅。遺失多年的那兩幅作品，后來在中國美術館的庫房中被發現，而這兩幅失蹤多年的經典，剛剛在中國美術館“繼往開來—中國民主同盟盟員美術作品展”上露面。
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階級斗爭是衡量一切的標準，既要掃清封建思想殘余，又要抵制資本主義的腐蝕滲透，各種運動此起彼伏，今天習以為常的東西方文化藝術作品，那時候紛紛被批判打倒。然而，一部明代的神魔小說《西游記》，不但沒有被掃進封建腐朽的垃圾堆，反而成了宣揚反封建思想的經典名著，還賦予了齊天大圣“農民起義英雄”的現實意義，這頗能為我們觀察反思新中國歷史提供一段耐人尋味的插曲，也從側面看出為什么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中，劉繼卣還能創作《鬧天宮》這種題材的作品。
據說，毛澤東一生都對《西游記》抱有極高的熱情，直到晚年還將各種版本的《西游記》搜集起來互相比對，這為我們解釋一部古典神魔小說為何能在階級斗爭為綱、政治運動頻繁的年代不斷走紅，提供了一個線索。對于《西游記》中出現的角色，毛澤東往往有獨到的解讀，比如他認為唐僧是修正主義的伯恩斯坦，豬八戒是自由主義者等等，但所有角色中讓他情有獨鐘的還是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毛澤東在不同階段的講話和著作中經常提到孫悟空，雖然其中也有借孫悟空七十二變藏不住尾巴來比喻知識分子的負面評價（《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但總體上卻跟這個富于浪漫主義英雄氣質和反叛精神的“齊天大圣”惺惺相惜。1957年5月12日，毛澤東在中南海豐澤園會見阿爾巴尼亞議會代表團時，就指出中國有個最革命的孫猴子反對過玉皇大帝的專制，并將中國人民比作大鬧天宮的孫悟空，推翻了蔣介石和帝國主義的專制。作為終生致力于“打破一個舊世界”的革命者，毛澤東非常欣賞孫悟空“強者為尊應讓我，英雄只此敢爭先”的反叛精神。
1961年10月10日，毛澤東在中南海懷仁堂觀看了浙江省紹劇團根據《西游記》改編的經典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并寫下了名篇《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這場紹劇中的孫悟空給毛澤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1971年毛澤東南巡到杭州時，還特地詢問起當年扮演美猴王的六齡童。當得知劇團的主要演員都在被批斗時，毛澤東打趣道：美猴王現在是不是還被壓在五行山下？由此才使紹劇團的演員得以“解放”。
領袖的贊賞，使齊天大圣鬧天宮這樣的題材不僅群眾喜聞樂見，在政治上也絕對正確，這是劉繼卣在事事講階級立場和原則的時代背景下創作《鬧天宮》的前提。《鬧天宮》作為八幅一套的年畫作品，其創作還與新中國一場聲勢浩大的美術創作運動有關。1949年新中國創建伊始，《人民日報》就發表了經毛澤東批示，劉少奇、周恩來審批，由文化部部長沈雁冰署名的《關于開展新年畫工作的指示》，這份新中國文化部成立之后發布的第一份文件，直接開啟了近現代美術史上影響深遠的“新年畫運動”。從延安時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就非常重視革命宣傳工作，并在借群眾熟悉的中國傳統藝術形式表現民主革命思想方面，摸索出了所謂“舊瓶裝新酒”的創作方法。新中國的成立標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但通過文化宣傳使民主革命思想真正深入人心，卻還要在繼承延安經驗的基礎上，進一步創作出大批既能反映民主革命思想，又能獲得廣大群眾喜愛的“年連宣”作品。1950年，在毛澤東的指示下，來自延安魯藝的蔡若虹受命組建大眾圖畫出版社（后并入人民美術出版社），致力于出版新的連環畫作品，劉繼卣就是這個時候調到北京，開始了“年連宣”的創作。
1956年，劉繼卣開始構思創作《鬧天宮》，據家人回憶，他創作這套作品時的狀態幾近虔誠，動筆前都要清水灑地，沐浴更衣，到心靜氣沉時才動筆；繪制所用絹本，都是平鋪而不繃框，以免托裱后變形；用墨、用色更是親自研磨，以凈化后的露水調和。凡此種種，可見劉繼卣對此畫傾注的心血。這套作品在人物情節的選擇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側重于表現人物內心活動和故事矛盾發展的靜態場景，以及專注于凸顯齊天大圣力戰群神英勇無敵的打斗場面，這一張一弛之間干凈利落地交代了故事的節點和高潮，展現了劉繼卣創作連環畫時“緊湊精煉”的特點。
《鬧天宮》一經問世，就贏得了一片贊譽，不僅印刷品供不應求，美術行內也倍受好評，在社會主義國家造型藝術展上斬獲了美術作品獎。劉繼卣描繪《鬧天宮》中的人物，尤其是對于孫悟空的刻畫，融匯了多種傳統藝術的形式技巧，比如形象的線條勾勒脫胎自明代“水陸畫”的鐵線描，孫悟空的頭部則使用了工筆重彩的“濕絲毛法”，而打斗中孫悟空的架勢就充滿了傳統戲劇中的“亮相”味道，激烈的打斗場面不僅動感十足，似乎還能隱約聽到戲臺上的鑼鼓。劉繼卣的高明不止于對傳統的繼承，還在于他能順應時代審美特征，使傳統成為了為我所用、不斷變化的“活傳統”。與父親劉奎齡一樣，劉繼卣致力于探索中國傳統繪畫的推陳出新，在《鬧天宮》的人物表現上，他融入了長于寫實的西畫技巧，空間透視與明暗體積的塑造使畫面的現實感大大增強，從而為中國工筆重彩開一新格。
《鬧天宮》本是為了大眾娛樂而創作的年畫，卻成為了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上的經典，這種例子在那場聲勢浩大的新年畫運動中還有很多。從大眾娛樂到藝術經典，其間的距離并非不可逾越，當創作者既敏感于時代精神，又能在傳統與現代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作品的生命就不止于短暫的娛樂。在大眾娛樂發達的今天，大家熱衷于不斷地改編和演繹《西游記》的種種題材，這些作品往往能引起一時熱鬧。但毫無疑問的是，我們距離經典還有距離，因為時間會做出評判，六十年過去了，我們仍然對劉繼卣的《鬧天宮》津津樂道，興奮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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