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中共在大陸建政后，共產黨領袖毛澤東與國民黨領袖蔣介石這兩位對中國現代史有重大影響力的人物就再也沒有見面。但這并不等于說兩人之間再沒有任何接觸，而是以特殊方式進行對話從上個世紀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國共兩黨曾秘密接觸。美國中情局(cia)不久前的解密文件也證實了這段史實。

【新加坡記者擔任國共密使】

毛澤東與蔣介石雖然隔海相望，但兩人都不希望出現兩個中國的局面。蔣介石敗退臺灣后，毛澤東在國際上公開了他關于支持蔣介石當臺灣總統的意見，希望以此換來與蔣介石的溝通，試探和國民黨當局接觸。而蔣介石此時也有與中共領導人接觸的想法。

據《內蒙古黨史》記載，上世紀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國共雙方都試圖尋找一個能夠實現溝通的中間人。這個人后來被找到了，他就是新加坡《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據該書描述，曹聚仁是個有一定政治活動能力的文化人，過去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的上層人物都有密切接觸，國共兩黨都把他視為上賓，他本人對國共兩黨也表現出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正是因為這個關系，他在中共解放大陸時，沒有留在大陸為新中國政權工作，也沒有跑到臺灣去工作，而是跑到了香港他想做一個不在此山中的觀察者。

蔣介石命令長子蔣經國于50年代中期兩次找到曹聚仁。其中，一次是蔣經國秘密派一艘小型軍艦，到香港把曹聚仁接到臺灣，與其密談如何由曹聚仁出面建立國民黨與共產黨的溝通渠道；另一次是蔣經國親自到香港找曹聚仁，與他再次商談如何與共產黨溝通的問題。曹聚仁答應接受蔣介石的委托后，蔣介石就把曹聚仁請去了臺北。

大陸方面，曹聚仁于1956年7月到北京采訪，受到了絕非記者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據中央文獻研究室所編的《周恩來年譜》，經由1956年7月1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的討論，當年7月13日、16日和19日，周恩來三次接見曹聚仁，先后由邵力子、張治中、屈武、陳毅等陪同。

而在第二次接見中，周恩來說：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于是，8月14日，國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重要信息，便首度由曹聚仁所供職《南洋商報》向外發布出去。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將他在大陸和中共領導人接觸的詳細情況轉告了臺灣方面。1956年之行，拉開了曹聚仁近十年兩岸密使工作的序幕。

【中共開出合作條件：臺灣政權仍歸蔣介石】

據歷史學者范小方及毛磊所著的《國共談判史綱》記載，在曹聚仁擔任兩岸密使的同時，當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政協委員章士釗(他是1949年參加過北平(即現在的北京)和談的南京政府代表團代表)也為國共接觸而奔波。在此之前，章士釗曾帶著中共領導人給蔣介石的信來到香港，會見了國民黨駐香港負責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

章士釗的斡旋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57年4月，許效炎從香港入境，經廣州乘火車抵北京。第三天，周恩來在北京會見了蔣介石派出的的特使宋宜山(也是蔣的學生)。不久, 在周恩來安排下，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與宋宜山商談，就第三次國共合作協商。李維漢提出中共關于合作的四條具體條件：

(1)兩黨可以通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

(2)臺灣可以作為中央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享有高度自治；

(3)臺灣地區的政權仍歸蔣介石領導，中共不派人參與，而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中央政權的領導；

(4)美國軍事力量撤離臺灣海峽。

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蔣介石并沒讓他回臺灣當面匯報，而是讓他先寫一書面報告。宋宜山即寫了一篇1.5萬字的報告，交由許孝炎轉給蔣介石。由于宋宜山的報告對共產黨和大陸的成就贊揚過多，蔣介石看后大為不悅，認為宋宜山被赤化了。再加上大陸此時已開始了反右斗爭，使蔣介石認為國共談判的時機并不成熟，從而中止了國共間進一步的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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