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月29日，蔣介石重慶的住所附近有槍聲，他急忙于第二天逃到成都。12月20日，蔣介石的住所——中央軍官學校附近出現“可疑人物”，于是他在恐慌中登機升空欲從廣東逃往臺灣。

　　這時，廣州已經解放，解放軍15兵團接管了廣州飛機場，但飛機場仍留有國民黨人員。蔣介石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前，成都機場人員與廣州機場聯系，了解廣州方向的天氣情況。由于他們過去在一個系統，都非常熟悉，廣州的機場問:“是誰的飛機呀？”成都方面說:“是蔣介石的，下午2時從成都起飛，大約3時左右到廣州上空，直接飛往臺灣。”

　　

　　廣州機場得到這個情報，立即報到洪學智那里(時任15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廣州機場我軍接管負責人的意見，一是用戰斗機把蔣介石座機迫降下來，二是干脆打下來。

　　洪學智把他們找來，問他們把握性如何。他們說:“機場現在有戰斗機，而且有好飛行員。飛行員中有一個原來是國民黨空軍中的‘四大金剛’之一，飛行技術很好。他說不成問題，積極要求執行這次特殊任務，爭取立功。如果攔截不成，我們就用高射機關炮將它打下來。” 于是，洪學智到了葉劍英(時任15兵團司令員兼政委)住的小樓。

　　葉劍英聽完報告后沉吟了一會兒，說:“這是大事。”洪學智說:“有點像西安事變。”葉劍英說:“倒是應該讓他下來看看。”洪學智說:“那就這樣辦吧。”葉劍英說:“那得請示中央。這樣，你把此事報告中央。我們意見是用戰斗機迫降，或者打下來。”

　　可是中央的指示一等也不來，二等也不來，眼看飛機要飛過來了，機場不斷打電話催問。洪學智也很著急，就去同葉劍英商量。

　　葉劍英問:“北京有回音了嗎？”“沒有呀。”“沒有，就不能干！”“干脆先斬后奏，先打下來再說。”“那樣也不能干。”“讓頭號戰犯跑掉，太可惜。”“可惜也好，不可惜也好，反正中央沒有回音就不能干。”“我們只是攔截下來，不傷害他。”葉劍英還是搖頭說:“這也不能干。”

　　沒有得到中央批準，葉劍英司令員不同意打蔣介石的座機。于是，我軍只好放棄了打蔣座機的方案。

蔣介石專機機長憶：蔣離開大陸的最后時刻

　　澳門《新華澳報》刊文披露了蔣介石的專機機長衣復恩的經歷。

　　原文摘錄如下：

　　蔣介石的專機機長衣復恩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天，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他駕駛著中美號，在成都的鳳凰山機場，載著蔣介石離開了大陸美好河山。衣復恩回憶說：這是蔣介石從政生涯中最心酸的一刻，“他坐在飛機上，一言不發。”

　　衣復恩擔任蔣介石的座機長，始于一九四三年。這一年，蔣介石、宋美齡恰好有一次貴陽之行。當時的蔣委員長并無專機。先一天，衣復恩奉航委會主任周至柔命令，翌日載蔣介石夫婦由重慶至貴陽。任務重大，衣復恩先飛貴陽，測試航線和場地。第二天，即在C-47運輸機上綁了兩張藤椅，做為蔣氏夫婦的座位。此時的這架飛機，既無空調也不隔音，蔣介石的侍從們分坐機艙兩旁的鋁制座椅，蔣氏夫婦則坐在臨時固定的藤椅上。不過，此次航行非常順利，蔣介石很滿意。此后，衣復恩曾多次以這種簡陋方式，載著蔣介石出巡。

　　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二日，羅斯�？偨y去世，杜魯門接任。杜魯門繼續加強中美聯盟，向中國政府示好，贈送一架座機給蔣介石。該機由C-47改裝，機身為銀白色，機內陳設考究而舒適，座椅一律為沙發，前艙為一間辦公室，有一張軟床，另有廁所和簡單的廚具，空調和隔音設備當時也屬上乘。蔣介石親自命名為“美齡號”，衣復恩也因為駕機技術出眾而成為專機的機長，不再接受其它任務。

　　任專機機長十年后，衣復恩當上了臺灣“空軍情報署長”。二零零零年，衣復恩出版了《我的回憶》，該書披露了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蔣氏父子與美國CIA合作，派遣空軍飛行員到大陸秘密偵察歷史。

　　衣復恩在書中透露，這類間諜飛行在臺灣只有三個人有權指揮：衣復恩─蔣經國─蔣介石。據悉，蔣介石還喜歡秘密召見U-2(黑描中隊)成員，對于U-2拍攝的照片，也常常親自過目。有一次，黑描隊員甚至奉命繞道拍攝了蔣介石家鄉溪口鎮的照片，照片上，王太夫人的墓地都看得一清二楚。衣復恩回憶說，每次黑蝙蝠或者黑描完成任務返航，美國的專用飛機早巳在新竹基地守候，等飛機落地停穩，美方人員立即登機，拆卸飛機上的電子監聽設備，把搜集的情報資料帶回美國分析。

蔣介石乘機飛臺灣 葉劍英手下留情未攻擊

　　解放軍在1949年橫掃大半個中國，國民黨在大陸戰場上節節敗退。蔣介石無奈之下選擇臺灣為“不能再退的后方”，于是，他在1月21日宣布下野，由李宗仁接任代總統，并于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時抵達臺灣。在蔣介石乘飛機逃往臺灣時，中共本有機會將飛機打下來，但由于葉劍英沒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而錯失了這個機會。

　　蔣介石無奈下臺

　　1949年初，經過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國民黨軍隊損失過半，解放軍將戰線壓至長江一線，國民黨統治面臨垮臺的命運。此時，蔣介石的后院又起火了。國民黨桂系白崇禧、李宗仁公開要求他下野，與共產黨和平談判。面對這種形勢，蔣介石不得不考慮退路了。

　　蔣介石的哭泣

　　蔣介石采納了歷史地理學家出身的張其昀的建議，決定著手經營臺灣，作為今后的退身之所。1948年12月29日，國民黨行政院長孫科發布命令，正式任命蔣介石的親信陳誠為臺灣省政府主席。這道命令，連時任副總統的李宗仁和臺灣省主席魏道明都事先毫不知情。

　　陳誠得令后，于1949年1月5日即遷入臺北主持政事。1月18日，蔣介石再任命陳誠兼臺灣省警備區總司令；3月，再任命陳誠為國民黨臺灣省黨部主委。這樣，陳誠總攬了臺灣的黨、政、軍大權，開始替蔣介石經營臺灣。

　　1949年元旦，新華社發表新年獻詞，提出“打過長江去，解放全中國”的口號。同日，蔣介石通過中央社發表“新年文告”，呼吁“國共和談”。1月5日，毛澤東為新華社起草評論《評戰犯求和》，將蔣列為戰犯，拒絕和蔣介石談判。1月14日，中共再發表《關于時局的聲明》，提出了八項和談條件，第一條即懲辦戰爭罪犯，并蔣名列戰犯名單之首。

　　蔣介石已無退路，只有下臺。1949年1月21日，蔣介石宣布下野，由李宗仁任代總統。

　　為退守臺灣做準備

　　1949年1月10日，國民政府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在其上海的辦公室里接見了蔣介石的大公子蔣經國。蔣經國拿出一封蔣介石的“手諭”，上面明令俞鴻鈞盡快將全部庫存的黃金、白銀和美鈔運往臺灣。當時，國民黨經過“幣制改革”，發行金圓券，將民間的幾乎所有黃金和美元收歸國庫，估計有庫存黃金390萬盎司以及7000萬美元的外匯和相當于7000萬美元的白銀，合計約5億美元。

　　在蔣介石的指揮下，這筆巨額財富由海軍艦只全部搶運到臺灣。后來李宗仁雖然撤換了俞鴻鈞，但也未能阻止國庫“大搬家”行動。李宗仁還命令陳誠將已經運往臺灣的黃金、外匯和白銀運回大陸，但連李宗仁的命令只不過是一道廢紙。

　　被搶運到臺灣的還不只是金錢。在上海解放前的幾個月里，蔣介石動用軍艦將大批機器設備、布匹等物資向臺灣轉移，僅從上海一地就裝走了1500多船。蔣介石還讓國民黨資源委員會委員長孫越崎將一些重要的工廠拆遷運臺，將珍藏在南京故宮博物院的原北京故宮所藏歷代古玩字畫精品，包括銅器、瓷器、玉器、字畫等1424箱，圖片畫冊1334箱，歷史檔案204箱，合計文物23萬多件全部搶運到臺灣，成為現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的鎮院之寶。對于搬不走的或來不及搬走的水電站、發電廠等，蔣介石則命令炸毀。

蔣介石倉惶逃往臺灣

　　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布“向全國進軍的命令”，當天，百萬大軍在一千里戰線上橫渡長江，蔣介石苦心經營達三個月的長江防線瓦解。

　　解放軍在4月23日占領南京，國民黨政府“首都”失守，國民政府南遷廣州，“代總統”李宗仁則飛回老家桂林，并隨后以治病為由經香港飛赴美國。

　　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4日，廣州失守，“國民政府”再遷四川，蔣介石也趕到重慶指揮，并在此度過了他在大陸過的最后一個生日——63歲生日。

　　11月30日，重慶失守，蔣介石逃往成都。12月7日，行政院長閻錫山率國民政府各部門從成都逃往臺灣。12月9日，云南省主席盧漢起義。10日，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宣布起義。自此，成都已成為解放軍四面包圍之中的一座孤城。

　　就在劉文輝宣布起義的當天下午，1949年12月10日下午2時，蔣介石帶著兒子蔣經國，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倉惶逃往臺灣。

　　葉劍英手下留情

　　1949年12月10日，解放軍15兵團已接管了廣州飛機場，但飛機場仍留有國民黨人員。在蔣介石從成都鳳凰山機場起飛前，成都機場人員與廣州機場聯系，了解廣州方向的天氣情況，由于他們過去在一個系統，都非常熟悉，廣州的機場得知蔣介石乘坐的飛機將在下午三點左右到廣州上空，直接飛往臺北。

　　白云機場立即將這個情況報告到15兵團副司令員兼參謀長洪學智處。廣州白云機場解放軍接管負責人建議，可以用戰斗機把蔣介石座機迫降下來，或者是干脆打下來。

　　洪學智在了解了這一方案的可行性之后，將情況報告給時任15兵團司令員兼政委的葉劍英。

　　葉劍英表示要請示中共中央，但中共中央的指示久久不來，洪學智當時要求“干脆先斬后奏，先打下來再說。”但葉劍英認為“中央沒有回音就不能干。”

　　由于沒有及時得到中共中央批準，葉劍英又不同意打蔣介石的座機，于是，蔣介石終于順利飛過廣州，逃到了臺灣。

蔣介石逃往臺灣時到底運去了多少財寶

　　1949年前后，150多萬吃“皇糧”的人口突然涌入臺灣，對于當時只有600多萬人口的臺灣無疑增加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然而，在這種經濟背景下，蔣介石政權居然挺了過來，還使臺灣創造出經濟增長“奇跡”，這中間有什么秘密呢？

　　1949年前后，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統治岌岌可危，退守臺灣已勢在必行。蔣介石以其“精明”之道，在退守臺灣前，將國庫中的黃金、美鈔、銀元偷偷地運到臺灣，來個釜底抽薪，使李宗仁的代總統“總而不統”，無法控制國民政權的局面，而且沒有與共產黨“和談”的本錢，丟給將來的毛澤東、共產黨政權一個爛攤子，使其難以維持大局，并給美國人一點顏色看看，使他們知道，中國非有蔣介石不可。

　　1949年2月上旬的一天，曾任國民政府上海市市長、財政部部長、中央銀行總裁、時已去職在香港逗留的蔣介石的親信俞鴻鈞，突然接到蔣介石從溪口拍來的電報，要他想方設法將國庫中的黃金提出來秘密送到臺灣，并叮囑再三，“千萬要守秘密！”

　　2月14日下午，一架由香港飛來的飛機在虹橋機場降落，此時上海進入臨戰狀態，機場四周，憲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對往來旅客悉數搜查。當頭戴一頂黑色禮帽，身穿一襲黑色風衣，鼻梁上架著副金絲眼鏡的俞鴻鈞一出飛機弦梯口時，立即引起了憲兵們的警惕，他們把俞鴻鈞引至候機室，進行了審問。俞鴻鈞介紹了自己的身份，但卻拿不出任何證件和證明，憲兵們哪里肯信。無奈之下，他只好向憲兵提出和時任上海警備司令的湯恩伯聯系一下，在電話機旁守候多時，終于和湯恩伯接上了話。湯恩伯立即派車到機場迎接。這時，憲兵們才知道他不是冒牌貨，而是位大“長官”，立即向他道歉。俞鴻鈞擺出“長者風度”，與憲兵們一一握手道別，嘉許了他們“恪盡職守”的精神。

　　俞鴻鈞在湯恩伯的幫助下，撇開了當時的財政部長兼中央銀行總裁劉泗業，直接與自己原來的舊屬取得了聯系，轉達了蔣介石轉運黃金的旨意。這批舊屬獲知老長官的來頭和來意之后，立即采取各種方案，將藏在中央銀行的黃金、外幣、銀元做了明細賬，告知了俞鴻鈞，并協商了安全、可靠的運出方法。

　　安排妥當后，俞鴻鈞立即告知蔣介石一切安排妥當，只等行動。蔣介石得到消息后，立即致電曾是自己機要秘書、時任聯勤總部財務署長的中將吳嵩慶，讓他在上海秘密組織運送工作，并指令：所有這些硬通貨，全部交由蔣介石掌握，吳嵩慶只對蔣個人負責，在上海運送過程中，不得有誤。

　　2月18日黃昏，一艘外表破舊的海軍軍艦接到海軍司令桂永清的密令后，停泊到了上海外灘中央銀行附近的碼頭旁邊。午夜，在一片細雨蒙蒙中，一群由海軍士兵化裝成的民工進入中央銀行，不聲不響地將一箱箱黃金運上了軍艦。凌晨4時許，裝運完畢，這艘軍艦駛出吳淞口，以最快的速度向東南方向駛去。

　　20日中午，這批黃金運抵臺灣基隆港，當晚，俞鴻鈞接到當時臺灣省主席陳誠從臺灣打來的電報：貨已收到。俞鴻鈞放心地舒了口氣，隨即將這一消息電告蔣介石。

　　隨后幾天，還是這條軍艦將中央銀行的美鈔、銀元從上海運到廈門，有的放置幾天后才運到基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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