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初夏,龔先生從當時避戰內遷重慶的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政系畢業,被分往南京《中央日報》做了一名“額外臨時試用助理記者”。

　　當時,抗戰勝利不久,國內新聞業復蘇,業內需要大量的外勤記者。也因是央報的緣故,他以實習記者身份,居然被派往廬山牯嶺,此后更是歷經了國內一系列重大的新聞事件現場,成為歷史的見證人。

　　從龔先生的回憶來看,所謂“國府垮臺前夕”這個范疇,或許正是要從他走上廬山這一年算起。1946年畢竟是個不同尋常的年份。這年隨著“重慶客”還都南京,雖然“慘勝”遺下的是遍地的廢墟,國內的氣象還是轉好。

　　當時的官方輿論中說,美國經濟援助和日本戰爭賠償的巨額外匯已被列入計劃用來重建山河。抗戰后期已然出現的通貨膨脹,據龔先生回憶在這段期間也顯得緩和。原因是國共和談正在進行,時局穩定。外匯市場開放,央行放出大量外匯,中央信托局開始處理巨額敵偽財產,街邊出現大量美軍物資拋售。中國紡織公司也適時拋出大量紗布,因此這年春夏兩季,金、鈔、糧、棉市場雖有波動,但民眾最關注的物價并無繼續惡化跡象。公務員和事業單位職員的生活重新變得舒適。

　　這一系列社會情況向好直接催生的,便是當時的國民政府的聲望達到頂點。戰后初期蔣介石巡視全國,到處都受到萬人空巷的熱烈歡迎。因為蔣本人避暑的習慣,這一時期的廬山自然為全國所關注。為滿足這位“天字第一號讀者”晨起讀報的嗜好,于是有了“《中央日報》廬山版”,也有了龔先生和廬山的緣分。他在這里的小徑上遇到過蔣介石,采訪過馬歇爾的夫人。因為年輕,他甚至為了跑新聞攔過侍衛長俞濟時的山轎。

　　周佛海收監之后,本以為自己早作打算,有功于國民政府,能得到寬赦。然因其情節嚴重,初審法庭秉公執法,并未受外界干擾。后來CC系與陳布雷念及舊情,皆在蔣面前求情,而軍統當日或確有某種承諾。但根據龔先生回憶,“蔣主席”早在漢奸大審初期就簽發手令,將審奸之事完全授權于法曹。然而,在不得不考慮周佛海的情況后,蔣介石曾托人轉消息給首都高院院長趙琛,表明自己的態度。趙當時便將其頂回,說周某叛國情節之重,遠在群奸之上,無論是在法言法,或者為整飭民族風紀氣節,都不能不判以唯一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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