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紀念甲午戰爭的時候，無論如何不應該忘記孫中山。孫中山就是通過這場戰爭而放棄了先前的思想，轉向革命，成為近代中國民族、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最先發現指望著清廷去推動中國現代化根本不可能。更重要的是，孫中山不僅這樣認為，而且十幾年堅持不懈，硬是將“一個人的革命”發展成了全民族的覺醒，導致了辛亥革命發生，導致兩百多年大清王朝垮臺，更具有歷史意義的，是將兩千多年帝制送進了歷史，民權建立，開啟了中國歷史新時代。
一、改良主義信徒
孫中山不是天生革命者，其革命思想發生具有傳奇色彩和戲劇性。先前的研究不太注意其中的變化，主要是因為不太愿意承認孫中山最初的改良主義立場和對清廷的政治認同。
大清王朝雖然是由中國周邊族群滿洲人建立的，但到了孫中山的時代，說句實在話，種族主義革命思想已非常淡薄，滿洲貴族雖然仍保留著許多固有習俗和狹隘心態，雖然刻意避免與漢人通婚，避免其血統雜亂，但畢竟過了兩百多年，滿漢之間的差異已不那么明顯。
到了近代之后，西方“新異族”東來，文化沖突、經濟沖突，使漢人士大夫在很大程度上認同了滿洲人這個“老異族”，滿漢之間，至少從漢人士大夫層面說，久已沒有傳統儒家“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緊張，漢人士大夫在“我大清王朝”既成政治架構下也活得比較滋潤，特別是在慈禧太后當國近半個世紀，滿洲貴族統治集團其實只是一種名義上的政治領導，他們享有大清國的所有權、領導權，但其經營權、管理權，其實差不多都交給了漢人高官。清廷雖然在中央部院等一些重要崗位設置“滿漢雙首長制”，但滿大臣基本上是尸位素餐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只要不涉及、侵害滿洲貴族集團的利益，滿大臣一般都能很放手讓漢大臣盡心出力滿負荷工作。滿漢政治高層在那幾十年相處大致比較融洽。
漢人特別是漢人士大夫階層已經被清廷的“聯合執政”統一戰線弄得神魂顛倒不分東西，即便是后來覺醒要反滿要推翻大清王朝的孫中山，其最初階段也不是要反滿要反清，而是想著法地擠進大清王朝既成體制，參與聯合政權，成為體制內的一員，哪怕只是一個小小的幕僚角色。
排比新舊史料，可以感覺到孫中山對李鴻章懷有期待大約發生在1891年前后。那時，孫中山正在香港西醫院讀書。這是英國人創辦的一所學校，但由于主持者與中英政界有著比較密切的關系，因而其政治地位似乎顯得比較高，李鴻章是這所學校的名譽贊助人，而當孫中山畢業時，出席典禮并向孫中山頒發畢業證書的竟然是香港總督。
或許是因為這所學校的政治背景緣故，孫中山在經過五年學習后，對于醫學專業并不感興趣，他在三十年后回憶說，畢業后即決計拋棄其醫人生涯，而從事于醫國事業。這個說法當然有后來思想演進的添加成分，但他在畢業后確實想在政治上有所發展。香港總督受托給英國駐華公使寫了一封信，請其便中轉商北洋大臣李鴻章，斟酌能否在北洋給孫中山安排一個位置。
李鴻章很快給香港總督回信，表示可以讓孫中山來京候缺，暫給月俸五十元。然而，當孫中山前往廣州轉商兩廣總督換張介紹信時，卻受到總督衙門諸多刁難，孫中山畢業即踏上政界的想法落空。
及時踏入政界的希望落空了，孫中山只好與各方面合作從事老本行，開藥房掛牌行醫。無奈，孫中山志不在此，到了1894年春，他在廣州的藥房由于經營不善面臨著倒閉，而他自己卻躲在鄉下給李鴻章寫信，依然希望通過這條捷徑進入體制。孫中山這封寫給李鴻章的信，當然不能說是閉門造車，但一百多年后公平分析，孫中山獨創性見解真的不多。正如許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在這份上書中，孫中山提出了富強、治國四大綱領，即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孫中山認為，這四個方面是現代西方各國富強之大經，治國之根本，是中國繼續發展應該遵行的道理，而不是只知道堅船利炮。
這些意見，在孫中山自己看來或許是有意義有價值，但是不要忘了，他的預設讀者是李鴻章，那么從李鴻章立場看，這四點建議似乎就顯得微不足道了，李鴻章對這四點意見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知道得比這還要深。馬建忠十幾年前就在《上李傅相書》中講述過西方強盛的根本原因不在堅船利炮，還有制度層面、文化層面的因素。在大清高官群體中早已知道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的道理，甚至知道民主，知道議院，知道立憲。即便拿孫中山這四條建議與康有為六七年前提出的“變成法”、“通下情”、“慎左右”建議相比較(《上清帝第一書(1888年12月)》，《康有為政論集》，61頁，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不但是理論上不及后者，就其思想主旨似乎還沒有康有為式的政治意識，而更多地則與早期改良主義者如馮桂芬、王韜以及鄭觀應等人的主張相仿或相同，并沒有多少獨到見解。((美)史扶鄰：《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起源》，32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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