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1日，毛澤東第二次成為《時代》封面人物，此時距他1949年3月首次成為封面人物不到兩年。歲月間隔雖不長，卻是一段極為重要而復雜的歷史行程——國民黨政權向共產黨政權過渡的時代替換，大致完成。

兩年之間，新的時鐘開始計時，新的政權令世界矚目。陌生伴隨新奇，驚詫伴隨震驚，新的中國所發生的諸多變化，讓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始料不及。一切來得太快，太突然，太出乎通常的預料和設想。一個世界性的歷史大課題，赫然出現。整個西方，遠沒有足夠的預熱時間，做好面對紅色新中國的準備，適應紅色映照下的新東方。同樣，紅色新中國也在類似狀態下面對西方。舊有的相互隔膜與仇視尚未消散，1950年6月25日突然爆發的朝鮮戰爭，又將雙方本應冷靜相對、學會相互適應的狀態，一下子推到了戰火中直接對立甚至交戰的極端。

交戰情形下，歷史的梳理與總結，未來的籌謀與起步，頃刻間被塞進了難以周旋的狹小空間。誰還來得及去想走出對立的極端，各自將付出多少代價?走向緩和，又該需要多少年?

毛澤東再度成為封面人物，正是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已經出兵朝鮮參戰并首戰告捷的背景之下。率軍在朝鮮戰場作戰的麥克阿瑟將軍，坐鎮白宮的杜魯門總統，乃至整個世界，可以說都沒有估計到，建立還不到一年的中共新政權，真的會在尚未恢復元氣，經濟與社會亟待重建之際，答應蘇聯與北朝鮮的請求，派出一支大規模軍隊，跨過鴨綠江，投入到一場與美國直接對立的戰爭。

麥克阿瑟于9月15日開始仁川登陸，扭轉了戰爭初期南朝鮮的被動局面。收復漢城、越過三八線、占領平壤……隨后，他躊躇滿志，樂觀地估計要在當年感恩節(11月的第4個星期四)之前結束戰爭，第八軍也可以在圣誕節撤回日本�？墒�，11月中旬，二十萬中國軍隊一夜之間突然出現，成功反擊。這一巨大逆轉，令麥克阿瑟將軍瞠目結舌，樂觀的預言頓成泡影。

于是，與第一次相比，該期《時代》對封面人物毛澤東肖像的描繪，多了更深的、更為強烈的敵意。第一次，毛的臉龐繪以深銅色，有著陜北黃土高原的渾厚;第二次仍為渾厚黃色，色調卻偏清冷。第一次，毛澤東神情自然，目光向右前方微微側望，鎮靜從容，與身后書寫在紅底上的四個黃色大字“民主統一”，互為呼應。第二次，毛澤東眼睛正視前方，多了強悍、果斷，甚至含有兇猛。最顯敵意之處，莫過于在毛澤東肖像周圍，畫上了一群洶涌而至的紅色蝗蟲。貶斥之意，顯而易見——數十萬中國軍隊，正是奉毛澤東之命入朝作戰。

朝鮮戰場硝煙正濃，中國不顧一切派兵參戰，使《時代》關于封面人物毛澤東的報道，在敘述其經歷時，不僅突出其軍事才能與軍事思想，還以明顯的敵意將毛澤東與明朝張獻忠進行比較，以此而強調其對戰爭、對暴力的欣賞態度。

軍事力量——具體表現在中國紅軍身上——一直是毛的特殊創造，是他的驕傲和快樂。游擊戰爭的戰略與戰術，源自他的大量專業研究。他所信任的朱德總司令，他的杰出戰場將軍林彪、陳毅、劉伯承，一直接受著他的淵博思想的指揮。

關于游擊戰爭，毛多年前從中國公元前五世紀的孫子兵法中獲得教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他為各地的同志寫過一本軍事論著《戰略問題》(一九四一年在延安出版)。(即毛澤東寫于一九三八年的《戰爭和戰略問題》——譯注)

毛的最生動的文學形象，是用來描述軍事藝術。他曾寫道“游擊戰應該靜如處子，動如脫兔”。

他高度稱頌武裝斗爭：“歷時十年的共產黨戰爭，可能會讓其它國家為之驚奇，但對于我們，這不過是一個序幕，歷史經驗寫在血與鐵之中。”沒有別的軍閥比毛有更多的血跡斑斑，即使瘋狂的張獻忠將軍也難以超過，張在明朝時屠殺了四川三千萬人(據史書應是三百萬——譯注)，有一碑文如下：

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德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即史稱之“七殺碑”——譯注)。(《時代》，一九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從封面設計，到報道走筆，《時代》隨處可見的強烈敵意，正是此時美國上上下下，面對中國出兵朝鮮戰場而引發的震驚、氣憤情緒的形象表達。

杜魯門、麥克阿瑟推諉誤判責任

關于朝鮮戰爭，杜魯門、麥克阿瑟在回憶錄中都寫得頗為詳細�！抖鹏旈T回憶錄》出版于1956年，《麥克阿瑟回憶錄》出版于1964年。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杜魯門和麥克阿瑟兩人的回憶錄參照閱讀，即可發現，到底誰該為錯誤判斷中國參戰可能性一事承擔責任，二位各持一詞，相互推諉。這從另外一個角度表明，面對毛澤東的揮兵參戰，他們當年的確陷入了盲區。讀兩人回憶錄的不同敘述，我們看到的是美國高層的一幅混亂與矛盾的景象。兩人之間早就存在的矛盾，由此進一步激化，直至幾個月后，杜魯門憤然解除麥克阿瑟的所有職務。

這里，不妨略微花費筆墨，沿著杜魯門和麥克阿瑟的回憶脈絡，重回1950年，看看毛澤東再度成為《時代》封面人物之前，那些日子里朝鮮戰場的風云變幻。

10月15日，杜魯門從珍珠港飛抵太平洋上的威克島與麥克阿瑟見面，與之同行的有太平洋艦隊司令雷德福海軍上將、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雷德利等。杜魯門說，見面時，麥克阿瑟以確定無疑的口氣說中共不可能參戰。

麥克阿瑟也寫到了他與杜魯門在威克島的會面。不過，他說，并非他一人，而是與會的所有人(當然包括杜魯門本人)得出同一個結論——“赤色中國”沒有干預朝鮮戰爭的意圖。他甚至以頗為激動的口氣，指責對他的看法的歪曲，將之稱為“謊言”。

不限于此。麥克阿瑟除了堅稱不是自己一人錯誤判斷了中國出兵的可能，他更將矛頭直指杜魯門政府，認為朝鮮戰爭爆發伊始，華盛頓宣布派第七艦隊進入臺灣海峽，限定臺灣中立的決定，使新成立的中共政權，沒有了蔣介石威脅的后顧之憂，這才埋下了中共最終可以抽身南方，派兵朝鮮的隱患。

相互推諉也罷，相互攻擊也好，只能是后來個人的歷史余墨。而當時，杜魯門和麥克阿瑟，都不得不以相同的震驚，面對在冰天雪地里騰身而起的二十萬中國人民志愿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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