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時期，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后不久，就俘獲了成千上萬的“聯合國軍”。于是，志愿軍在朝鮮北部的碧洞建起一個較大規模的戰俘營。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結束，美國總統杜魯門發布一項新政策，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里自己作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去某一個交戰國。有21名被中國軍隊俘獲的美軍戰俘和1名英軍戰俘宣布拒絕遣返回國，而是選擇到中國生活居住，這件事一時間在世界上引起轟動，當時許多美國人指責這22名戰俘是被共產黨“洗腦”的叛國者。

以后，這22名戰俘有的先后回國，有的移居到了其他國家，只有一名叫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的美軍戰俘一直留在了中國，在山東省濟南市生活了50年，人們都習慣稱他為“老溫”。2004年，溫納瑞斯在山東省濟南市去世。

溫納瑞斯第一次當兵，在戰場上同日本法西斯作戰;而他第二次當兵，卻被送到了朝鮮戰場

詹姆斯·喬治·溫納瑞斯，1922年3月出生于美國賓西法尼亞州匹茲堡一個叫范德格里夫特的小鎮上的工人家庭。他的祖父早年從希臘移民到美國，父親當過煤礦工人和清潔工。溫納瑞斯兄妹4人，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3個妹妹。1929年，美國發生了經濟危機，全家人僅靠他父親一個人的工資維持生活。經濟上就更加困難了，作為家中長子的溫納瑞斯也不得不在上中學時就開始打工以貼補家用。中學畢業后，為減輕家庭負擔，溫納瑞斯跑了好幾個州，還是沒找到工作，萬般無奈之下，他報名參了軍。

1940年8月，溫納瑞斯當了美國陸軍的一名步兵，先在巴拿馬、哥倫比亞等中美洲國家駐扎，“珍珠港事件”爆發后，他跟隨部隊先后到過新幾內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國家，在戰場上同日本法西斯正面作戰。特別在南太平洋美軍駐扎的一些小島上，面對日本飛機連續18個月的狂轟濫炸，身為炮兵的溫納瑞斯英勇作戰，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二戰結束后，溫納瑞斯復員回到了美國，先后在幾家工廠做工。不料美國又爆發了經濟危機，在生活極為困難的情況下，1950年9月，溫納瑞斯只得第二次報名去當兵。兩個月后他去了朝鮮，這年他28歲。溫納瑞斯同大批的美軍一起，被派到38度線以北的平壤地區。1950年11月28日，美軍發動“圣誕節結束朝鮮戰爭的總攻勢”。中國人民志愿軍將“聯合國軍”和南朝鮮李承晚軍隊引誘到預定地區后，發起了第二次戰役，“聯合國軍”和南朝鮮軍隊戰敗四處潰逃。一天深夜，溫納瑞斯被四面突發的陣陣槍炮聲驚醒，還沒等他反應過來就做了志愿軍的俘虜，被送到朝鮮碧洞第5戰俘營。此時，溫納瑞斯來到朝鮮才一個多月。

在志愿軍戰俘營的兩年半時間里，溫納瑞斯等戰俘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人民志愿軍俘虜管理人員發揚我軍優待俘虜的傳統，嚴格執行《日內瓦戰俘公約》，待戰俘如兄弟一般，感化了無數敵軍戰俘，在世界面前展現了中國人民講和平、講人道的博大胸懷。

一提起戰俘營，人們往往會想到惡劣的生活條件，陰森寒冷的牢房，戰俘們在看守的皮鞭和刺刀監督下從事著沉重的勞役，稍有不順從等待著他們的將是打罵刑罰甚至于被殺害。

虐殺戰俘，可以說是人類自有戰爭以來的伴生物，一直被視為戰勝者理應享有的特權，是向交戰對手報復泄憤的一種本能行為和消滅后患的特殊手段，也是各國人民和新聞媒體關注的熱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都有大量身為戰俘的官兵慘死在虐待、苦役、酷刑、大批活埋和集體槍殺的暴力之下。比如臭名昭著的奧斯威辛集中營、扎達鮑斯捷爾集中營、圣費南多俘虜營和奉天俘虜收容所，都是戰俘的屠宰場。就連前蘇共中央政治局也曾集體作出決議，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制造過血腥屠殺21800多名被俘波蘭軍官的“卡廷森林慘案”的血案。

然而回憶起在戰俘營的那些日子，溫納瑞斯則說，他的戰俘生活并不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充滿了恥辱、打罵和體罰;相反，而是充滿了快樂和友愛：志愿軍不讓戰俘干活，也不搜他們的口袋。至于金表等貴重物品，則由管理人員統一登記、管理，等遣返時還給他們。對那些犯了錯誤的戰俘，管理人員也從不打罵，而是采用教育溝通的方法，最多關關禁閉，但決不超過一周。俘虜營沒有鐵絲網，更沒有當時美國一些媒體說的“密布的電網”。昔日戰場上的敵人變成了朋友，因此溫納瑞斯認為，他的被俘對他來說并不是一種恥辱，而是他人生中的“解放”，是在戰俘營中的兩年半時光，使他逐漸獲得了真理，有了真正的人生理想。

志愿軍戰俘營是在極端艱苦的環境里、冒著美軍飛機不斷轟炸襲擾的情況下建立起來的。盡管供應補給緊張，前方戰士一把炒米一把雪，但在志愿軍戰俘營里，戰俘們的生活仍然不斷得到改善。生活步入正軌后，志愿軍俘管當局定出了俘虜的伙食標準：每人每天糧食875克，白面、大米取代了初期的玉米、高粱，食油50克，肉50克，魚50克，蛋50克，白糖25克。普通灶每人每天伙食費1545元(人民幣舊幣)，輕病號灶2313元，重病號灶3634元。俘虜的這個伙食標準相當于志愿軍團以上干部的中、小灶標準，比志愿軍一般干部、戰士的伙食標準高出很多。為了照顧俘虜們的生活習慣，特地從中國運去面包烤箱。信奉伊斯蘭教的俘虜，還在生活上另有特別的照顧。

長期的戰地生活和因為想家帶來的思想壓力，使不少戰俘的健康出現了問題。這一情況經過層層上報，最后到了周恩來總理那里。周總理親自批示：要加強戰俘的營養，采取急救措施。于是，一批高水平的醫生從中國各地來到碧洞，在這里建起了專門的戰俘總醫院。

談起俘虜營的那段生活，溫納瑞斯說：“我在戰俘營度過了兩年零8個月的時間。在這些日子里，深深為中國人民志愿軍的行動、言論所感動。記得到了戰俘營后，由于美軍實施空中‘絞殺戰’封鎖志愿軍交通運輸線，企圖阻止中朝軍隊的反擊，這給前線部隊和對戰俘的物資供應都帶來極大的困難，志愿軍戰士每天都在吃玉米、高粱、咸菜。我們這些吃慣了牛肉、面包、奶酪、巧克力的美國戰俘，開始都擔心會受罪。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余的，在俘虜營我們生活得非常好。志愿軍組織車輛冒著美國飛機的轟炸，從國內運來大米、面粉、肉類為我們改善生活。志愿軍還組織我們開展文體活動，為我們建立了俱樂部、圖書閱覽室，買來薩克斯管、吉他、鋼琴等樂器以及國際象棋、籃球和橄欖球等體育用品。每半月都有機動放映組為我們放演中國或朝鮮拍攝的電影。幾乎每個星期六，我們都會組織長達兩小時的晚會，演出我們自己排練的節目。豐富多彩的生活，使我們淡化了想家的念頭。記得有一個荷蘭戰俘是個文盲，別人都給家寫信他不會寫，時常抹眼淚。一位會荷蘭語的志愿軍軍官當了他半年的老師，使他不僅會寫信，而且還能寫文章。

“時間長了，我們和志愿軍戰士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一次，朝鮮群眾給看管我們的一位志愿軍戰士送了一個紅蘋果，這位戰士見我目不轉睛地盯著蘋果，知道我想吃水果，便把這個蘋果送到了我手中。還有一名志愿軍戰士領到了一支鋼筆，他舍不得用，得知我喜歡鋼筆時，便送給了我。這支鋼筆至今我還保存著。我抽煙很厲害，不少志愿軍戰士把自己節省下來的煙送給我抽�？梢哉f，我在俘虜營的那段生活，是非常快樂的，我深信這支軍隊是一支文明的軍隊，是一支仁慈的軍隊，是一支得人心的軍隊。”

志愿軍還特別尊重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宗教習慣，使戰俘們能過基督教的圣誕節、感恩節，伊斯蘭教的古爾邦節、開齋節等。尤其是過圣誕節和春節的時候，一連幾天戰俘營都處在節日氣氛之中。在俘管人員的悉心照料下，戰俘們精神狀態很好。有的俘虜還非常調皮和風趣，他們見了從戰俘營邊走過的朝鮮村婦就大喊“阿媽妮!阿媽妮!”讓人哭笑不得。

1952年11月15日至11月26日，在管理人員的精心安排下，在碧洞舉行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戰俘奧運會”，選手來自北朝鮮各地戰俘營的500多名戰俘，他們身著統一的服裝，扛著各種旗幟，排著整齊的隊伍走進運動場，“奧運圣火”點燃之后，各種比賽激烈角逐。比賽項目很豐富，跨欄、跳高、籃球、排球、足球、拳擊、游泳、跳水等一應俱全。在戰俘營內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堪稱世界戰俘史上的奇跡。

從志愿軍戰俘營成立之日起，就不斷有國際知名人士、外國社會團體的領導人和新聞記者參觀訪問。他們親眼看到，在志愿軍戰俘營，沒有鐵絲網，沒有狼狗，沒有炮樓碉堡，除了戰俘營大門口有兩個衛兵站崗值勤外，沒有大批荷槍實彈的軍警到處巡查監視。這里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膚色，不分宗教信仰，志愿軍對所有戰俘均一視同仁，平等對待。1952年5月，著名的國際和平人士、斯大林獎金獲得者、英國的莫妮卡·費爾頓夫人，在廖承志的陪同下到戰俘營考察，并多次同戰俘座談。她感嘆地說：“簡直是奇跡!這哪里是戰俘營，分明是一所國際大學校!”她回國后，著文盛贊志愿軍對戰俘的人道主義精神。

溫納瑞斯和另外21名戰俘選擇了到中國定居，一時間在國際上引起轟動

1953年7月27日，朝鮮戰爭停戰談判在歷時兩年后終于達成停戰協定。根據《日內瓦公約》，戰爭結束后，交戰各方應遣返所有戰俘，但作為《日內瓦公約》簽約國之一的美國卻破壞公約，執行所謂“自愿遣返”的政策，即允許戰俘在90天的“冷卻期”里作出自己的決定，可以選擇回國，也可以選擇留在戰爭所在國，還可以選擇到某一個交戰國。

多次接觸后，溫納瑞斯和筆者結成了忘年交，他和筆者一起喝茉莉花茶、喝老白干酒，抽濟南產的“大雞”牌香煙，他直呼筆者的名字，筆者也毫不客氣地喊他“老溫”。筆者還先后以《一位美軍戰俘在中國50年的傳奇人生》等為題，寫出報道刊發在《檢察日報》、《中華新聞報》、《當代生活報》、《金劍》、《傳奇傳記文學選刊》等多家報刊上。

在此之后，日本、美國等國家的多家通訊社和電視臺也對溫納瑞斯進行了專訪。山東人民出版社的兩位女編輯隨后找到筆者，說出版社的領導對溫納瑞斯的傳奇經歷很感興趣，準備由筆者執筆把溫納瑞斯的傳奇經歷寫成一部書，作為紀念抗美援朝戰爭勝利50周年的賀禮，然而當筆者和這兩位女編輯找到溫納瑞斯時，卻遭到了溫納瑞斯的婉拒。原來，不久前，中央電視臺的一位編導在采訪溫納瑞斯時，曾向溫納瑞斯提出把他的經歷整理成書的想法，溫納瑞斯當時很爽快地答應了。“既然答應了別人，我再答應你們，那不就成言而無信了嗎?”出版社的兩位女編輯極力勸說溫納瑞斯，想促成為他出書這件事，溫納瑞斯雖一再向筆者和兩位女編輯表示歉意，卻仍不答應讓我們為他出書，理由是：“我已經答應人家了，事后再反悔我成什么人了?除非那位編導不準備為我出書了，我才能答應你們。”以后溫納瑞斯去世后，他的妻子白錫榮找到筆者，說中央電視臺的那位編導因病一直沒能對“老溫”進行采訪，出書的事也就沒有影了，希望筆者能整理一下老溫留下的資料，看看能不能寫成一本書以作留念。然而溫納瑞斯已逝，離開了他這位當事人，僅憑著他留下的一些有關他的新聞報道和零星資料，就想出本紀實書籍，實在是不太可能，筆者也就只能作罷了。

2004年，身體狀況一向比較好的溫納瑞斯因腿部摔傷住進了醫院，在住院期間，他突發疾病經搶救無效去世。家人按照他的意愿，把他葬在了濟南的一個公墓里，中國紅十字會等單位先后給他敬獻了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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