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日本戰犯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被告席。前排右一為鈴木啟久，右二為藤田茂。
從7月3日開始，國家檔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第一個公布供詞的戰犯叫鈴木啟久，侵華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從他的供詞中截取一段，就足以駭人聽聞：“只我個人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毀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
1956年，鈴木啟久等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接受了正義的審判。這次審判，沒有一名日本戰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戰犯免于起訴，釋放回國。中國人的寬容讓世界驚嘆。
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些日本戰犯的表現：所有戰犯都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甘愿伏法，甚至主動要求以死謝罪。二戰后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上，從沒有出現過這樣全體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1000余名經新中國改造的日本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他們以罕見的勇氣和坦誠，揭露侵略戰爭的罪惡，在日本為“中日永不再戰”奔走呼號。
當年關押、改造日本戰犯的管理所，被他們稱為“再生之地”。曾經被日本軍國主義豢養成的嗜血惡魔，在新中國找回了良知，一個個被戰爭機器扭曲的靈魂，回歸人性。
“一個不跑，一個不死”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蘇聯開來的悶罐列車駛入了中國邊境小城綏芬河火車站。
通常，國際列車要在這座車站進行換軌。蘇聯鐵路的軌道寬度為1520毫米，中國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標準軌。而這趟列車要交換的不是軌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悶罐車中，裝載著969名日本戰犯。
中國的押運專列就停在站臺另一側的標準軌上，等待著把這批日本戰犯運往撫順的戰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擊潰了日本關東軍，一下子抓了60多萬日本俘虜。這些俘虜被悉數押到蘇聯境內。二戰期間，蘇聯喪失了2000萬人，日本俘虜們被用來填補勞動力的巨大缺口，多數送到了西伯利亞強制勞動。后來，蘇聯逐漸遣返日本戰俘。據蘇聯方面的統計，共有 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約十分之一的日本戰俘因為氣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蘇聯。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訪問莫斯科，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商定，蘇聯將在押的日本戰犯和偽滿洲國戰犯移交給中國，按照新中國的法律進行處理，以宣示新中國主權國的地位和權威。
移交給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是蘇聯方面認定的“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蘇雙方的交接儀式在綏芬河鎮(今改市)機關的會客廳進行。文件手續履行之后，中方宴請了蘇聯拘留管理局押送戰犯的負責人。據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時任東北公安部政治保衛處執行科科長董玉峰回憶，當時正是“中蘇友好萬歲”的時候，雙方極為親近，頻頻舉杯，他很快就被蘇聯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干部記得，蘇聯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熱時說：“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只有殺掉。”
這樣的評判，無論是一句酒話，還是出自他們關押日本戰犯時的真實感受，都不會影響中國方面對待日本戰犯的態度。中國方面接收日本戰犯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這是周恩來總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時特意囑咐的。
董玉峰負責監管，他接受任務時就對這個要求有顧慮，“一個不跑”容易，“一個不死”有難度。這些戰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累累血債，他們自然會猜想中國人民懲治他們的下場，路上難免發生意外。
蘇聯方面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用一個謊言穩住了日本戰犯——至少在交給中國之前能夠穩住。不止一個日本戰犯曾回憶道，蘇聯人將他們押送到悶罐車上時，給他們通知的是“途經中國返回日本”。
蘇聯悶罐車的車廂門在20日打開，押運人員點著名把日本戰犯一個個提出。中方接收人員在站臺另一側重復著他們的名字，日本戰犯一一應聲，在荷槍實彈的中蘇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國的押運專列。
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長趙毓英也在中國一側的隊伍中，注視著日本戰犯驚恐、猶豫地走過幾步之遙的站臺。她回憶說，那些戰犯們一個個縮頭縮腦，要么低著頭，要么四下張望，一看就是特別緊張、驚慌。再加上當時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節，蘇聯悶罐車像桑拿房一樣，這些日本戰犯衣衫不整，汗流浹背，蓬頭垢面，要多狼狽有多狼狽。只有幾個穿著馬靴的高級軍官，還在腆胸疊肚地撐著門面，可是那身軍服又臟又破，一塊一塊地印著汗漬，實在襯不起他們裝出來的形象。
趙毓英出生于偽滿洲國時期的沈陽，她說自己有一個“亡國奴童年”�？吹角致灾袊娜毡竟碜映闪酥袊碾A下囚，“我心里那個解恨，你們也有今天!”
趙毓英那時候剛剛從沈陽中國醫科大學畢業，而且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人生軌跡本該和監獄、囚犯沒有任何交集。而在她畢業的前一天，學校通知她和另外兩個品學兼優的同學一起去東北戰犯管理所報到，臨時執行3個月的秘密任務。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這項秘密任務就是去接收日本戰犯，當時也想不到，從此和日本戰犯有了幾十年的不解之緣。
趙毓英等專業醫護人員隨行，只是中國接收日本戰犯的安全準備之一。中國的接收人員已經給他們的行程做了周詳準備。
接收日本戰犯的火車是東北鐵路局安排的專列，不是蘇聯所用的悶罐車，而選用了客車車廂，每個人都有座位，舒適得多。車廂窗戶都被鎖死，并且用報紙糊上。此舉既是為防范戰犯跳窗，也是為避免他們遭遇傷害——如果備受日本侵略荼毒的東北群眾看出這列火車的“乘客”，很難保證不會有過激舉動出現。
每節車廂有一名看守員值班，但不配備武器。車頭到車尾的押運指揮所架上電話，以便處理意外情況。
給日本戰犯準備的食物是在哈爾濱購買的幾千斤白面包和幾百斤香腸、咸鴨蛋。蘇聯的押運人員看到這些食物都眼饞，比他們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后，直接張嘴用他們的咸魚干換走了幾箱面包。
在中國的火車上，日本戰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飯和東北大燉菜。趙毓英記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絲毫不顧形象。一個戰犯告訴她：“已經五年沒吃過這樣的飯菜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蘇聯期間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的食物只有1斤黑面包加鹽水湯。饑餓之下，他們吃過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國看守人員嚴格卻并不兇惡的態度，讓日本戰犯們心里安穩下來，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戰犯突發急性闌尾炎。趙毓英等醫護人員在牡丹江車站下車，將他送入醫院及時救治。
兩天一夜之后，專列于凌晨3時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已經作好接站準備，沿途所經路面實施短時間戒嚴，除將官級戰犯和病號坐車以外，其他戰犯集體步行押送監區。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撫順東北戰犯管理所兩層高的主樓只是一個黑黢黢的輪廓。日本戰犯行進的隊列中忽然一陣騷動，有人認出了這座建筑，以及它曾經讓人不寒而栗的陰森恐怖。
戰犯管理所
矗立在日本戰犯眼前的戰犯管理所，在他們的口中原本叫做“撫順典獄”，是1936年日本關東軍修建的。14年前的監獄建造者，14年后淪為獄中囚，歷史的巧合，像一個巨大諷刺。
更為巧合的是，這一行日本戰犯中有個大村忍，曾在撫順典獄擔任了10年典獄長，對這里的恐怖與血腥再清楚不過。
撫順戰犯管理所保留著大村忍的筆供，里面記錄著他擔任典獄長時的所作所為：“我曾親自審問，加以拷問，方法是戴手銬腳鐐、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當處理尸體時，沒有將部下監督好，埋得很淺，尸體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經驗，凡是被關進這座鐵牢的人，必然經歷的是殘酷折磨，最終結果多數是死亡。
即便是沒有到過撫順的日本戰犯，也大多對這個偽滿洲國時期重要的煤炭產地早有所聞。在蘇聯期間的幾年苦役生涯讓他們猜測：“完了，要在這里挖煤了卻一生了。”
撫順戰犯管理所原管教劉家常告訴記者，很長時間以后，這些戰犯才袒露了他們進入管理所時劇烈的心理波瀾。“他們想得太多了。”劉家常笑著回憶，管理所選址在原撫順典獄，既沒有羞辱他們的意思，也沒有讓他們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這個選擇是為了給他們提供了更好的關押條件。
不過，若是對撫順典獄尋根問源，這些日本戰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關押違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偽滿洲國成立之后，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移交”給了偽滿洲國，并撤銷了日本的治外法權。這不過是為了配合偽滿洲國政權成立的一場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戲倒是做得很足，撫順典獄就是一個戲碼——日本人在偽滿洲國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權庇護，也要進監獄。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當時的“模范監獄”，建筑、牢房的標準比一般監獄要好很多。
典獄長大村忍最清楚，這座監獄關押過的數千人中，沒有幾個違法犯紀的“日本臣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抗日志士。“模范監獄”的外表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撫順典獄原有建筑面積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筑是用做刑訊的地方，僅刑具庫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訊室、絞刑室、試驗室、“鎮靜間”等，一個接一個。
在接收這批日本戰犯之前，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萬元對這座監獄進行了改建，給監房安暖氣，擴大窗口，新建禮堂、醫院和浴池等，徹底清除各種刑具和刑訊室，處決犯人的刑場被改建成運動場，用于折磨抗日軍民的“鎮靜間”變成了理發室和浴室……獄中甚至還辟出了一個圖書室和一個電影放映室。
進入修葺一新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們依據職務被分派監舍。
獄內共有7棟監房，其中第五、第六棟監禁校佐級以上戰犯，6人一個監舍;第三、四棟是尉官以下戰犯，12人一間;第七棟安排病患戰犯;第一、二棟留給同樣從蘇聯引渡回來的偽滿洲國戰犯。一個月之后，溥儀和他的“皇親”、“大臣”們住進了那里。
除了這批蘇聯移交的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后來還收押了地方公安機關查補送監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轉監的9人。與此同時，還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抓獲的日本戰犯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新中國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戰犯。
日本戰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夾雜著在長途行程后的疲憊和對陌生環境、未卜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靜地過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監舍墻上貼著的通告，一些日本戰犯炸了窩。
戰犯還是戰俘?
通告的內容只是管理條例和活動時間表，不值得大驚小怪，讓日本戰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戰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戰犯”這兩個漢字。從1945年被俘虜之后，他們都是被當做戰俘關押、勞役。蘇聯在1949年組織了伯力審判，對12名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犯審理宣判，并沒有涉及到移交給中國的這批戰犯。直到進入中國境內，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戰俘。
戰俘和戰犯，是兩個不能劃等號的名詞，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戰俘無關犯罪，戰爭結束后就應該被釋放、遣返，蘇聯人給過他們這樣的承諾。戰犯，意味著犯有戰爭罪行，要被審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臺。
一字之差，對這些日本戰犯來說事關生死。一些人當即把公告扯碎，叫嚷著“抗議”。一些人暗中煽動，撩撥狂躁情緒。很快，日本戰犯們騷動起來，監舍內聒噪一片，甚至有人開始絕食。
戰犯管理所馬上展開應對，崗樓上架起了機槍，圍墻內負責警戒的戰士端起了長槍，而且上了刺刀�？词貑T的巡視變成了五分鐘一次的高頻率，特意穿上軍靴，走路“咔咔”有聲，造成威懾之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只是做給日本戰犯看，戰士們的槍只在越獄或暴動等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真正給他們的懲戒，只是減少自由活動時間，少數幾個帶頭鬧事分子被單獨關押起來。
局面很快穩定下來，但這些日本人并沒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戰犯身份。戰犯和戰俘不但區分著未來，還定義著過去：他們在侵略中國時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態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確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爭，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偽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后很長時間，都保留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標志性的仁丹胡。面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態度囂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著性子說：“有什么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確告訴他：“這里沒有戰俘，只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后，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偽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干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爭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別是二戰后審判戰犯時制定和應用的一系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爭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于乙級和丙級。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占領土或占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歷了另一番內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制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斗，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么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著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標準。不說別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別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里，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么做。”有人說：“槽里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將情況向上級匯報。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35697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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