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國民政府1925年7月成立后，國民黨內各方面的矛盾仍在加劇，其中，黨內“左右派”之爭尤烈，右派對廖仲愷的仇恨不斷加深。結果，仇恨左派的“陰謀者們”，在舉行了十余次秘密會議之后，終于在1925年8月20日于國民黨中央黨部門前將廖仲愷刺殺。“廖案”不僅是國民黨歷史上一樁悲劇，更影響到了此后國民黨高層的權力結構變動。

胡漢民與“廖案”的關系

胡漢民在“廖案”中有推脫不掉的嫌疑。且不說其兄胡毅生是該案的主謀之一，胡漢民本人事前也知道反對派醞釀刺殺廖仲愷，但“不加阻止”。

“廖案”何以發生，眾說紛紜，撲朔迷離。案發后，陳公博受國民黨中央委托，對該案進行了調查。他說，自國民政府成立之后，有三種人不滿意廖仲愷：其一為失意軍人，如魏邦平、梁鴻楷等；其二為無聊政客，以林直勉、胡毅生為代表；其三為朱卓文等“敗類同志”。

他們最初組織一個叫“文華堂”的俱樂部，胡毅生是文華堂的領袖，他們辦了一份《國民新聞日報》，對廖仲愷、汪精衛、吳稚暉、李石曾等人不時加以言語攻擊，并放出消息，要將汪精衛、廖仲愷、蔣介石暗殺。8月20日，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會在惠州會館開會，早上九點鐘，廖仲愷和陳秋霖在門口下車后，被兇徒放槍掃射，廖仲愷當場身亡。

陳公博在報告中未提到當時同是國民政府重要領導人的胡漢民，蔣介石后來也極力為胡漢民辯白，但事實上，胡漢民在“廖案”中有推脫不掉的嫌疑。且不說其兄胡毅生是該案的主謀之一，胡漢民本人事前也知道反對派醞釀刺殺廖仲愷，但“不加阻止”。據鮑羅廷記述，支持胡漢民的一伙人曾問他，“是否該干掉廖仲愷了？”胡的“回答是沉默不語”。據陳公博講，汪精衛夫人陳璧君曾告訴他：

當時所謂鐵血團的李天德在廖案之前曾見胡先生。問胡先生：“外間有人說先生要殺廖仲愷，是不是？”胡先生不答。李天德出來對人說：“你們怎么說胡先生要殺廖先生呢？我問他是不是要殺廖仲愷，他始終仰著頭沒有答我。”聽的人答道：“你真是傻瓜，他的不答，就是答應，難道他當面叫你去殺嗎？”

陳公博轉錄的陳璧君的說法，其證據效力究竟有多大，很難判定。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廖案”的發生給胡漢民帶來極為不利的政治影響。正如汪精衛所說：在這個事件上，“胡展堂只負政治上的責任，不負法律上的責任”。

“廖案”對胡漢民的影響

“廖案”發生后，胡漢民不得不離粵赴蘇。但事實上，“廖案”的發生只是提前了胡漢民的出洋日程，并不是決定胡漢民出洋的唯一因素。

“廖案”發生后，胡漢民不得不離粵赴蘇。蔣介石后來竭力聲稱這是汪精衛“在共產派壓力之下，藉廖案嫌疑關系，強迫胡漢民以出使俄國名義，離粵出國”。

而當年的蘇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在《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駐華軍事顧問的札記》中則提供了另一種說法：“廖案”發生后，特別委員會命令逮捕胡漢民，“這項逮捕令交給黃埔軍校的一個軍士和兩個士兵去執行。他們來到胡漢民住所，胡漢民的女兒問：‘你們要干什么？’他們回答：‘我們是來逮捕反革命分子胡漢民的’。

胡漢民的女兒說：‘請等一等，我看看他在不在家。’她走進屋里通知了她的父親，胡漢民剎那間就從后門逃走了。不久，胡漢民還是給抓著了。但由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的堅決要求，他沒有受到審判，而被派到國外去‘深造’了。”

當時在廣州任職的包惠僧則這樣記述：

胡漢民自命為是老資格，他又沒有親自動手殺廖仲愷，就故作鎮靜在廣州不動。當天夜晚他一聽到有人打門，即從床上跑下來，赤著腳由后門溜出去，逃到汪精衛的家里，請汪精衛保護他。汪精衛一面招待他，一面打電話報告蔣介石，蔣介石當即派員把胡漢民送到黃埔軟禁起來。

鄒魯則說：“廖案”發生后，鮑羅廷借機指使特別委員會“拿辦”胡漢民等人，幸得蔣(介石)先生和許崇智竭力反對，‘諸人’才能夠免膏虎口。

但事實上，“廖案”的發生只是提前了胡漢民的出洋日程，并不是決定胡漢民出洋的唯一因素。早在廖案發生前的8月15日，正是蔣介石本人鑒于“胡漢民與許崇智嫌隙日深，許有不相容之心”，故“勸胡離粵出洋”。

“廖案”發生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軍事委員會召開聯席會議，決定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成特別委員會，“授以政治、軍事及警察全權”，實際上掌握了“廣東政府的最高實權”。

在這種政治契機下，決定給胡漢民嚴厲懲處的恐怕主要應是許崇智，而非汪精衛。著名史學家陳恭祿先生早就提過這一論斷：“(一九二五年)八月，廖仲愷被刺，政治會議、軍事、政治委員會聯席會議，推汪兆銘、蔣中正、許崇智組織特別委員會，全權辦理，調查廖案之結果，認胡漢民犯有嫌疑，許崇智與之不協，主張捕之，廣州戒嚴，下令緝捕其兄弟，搜查胡宅，鮑羅廷建議遣之赴俄”。

蔣介石借“廖案”進入權力核心

廣東省政府主席和軍政部長許崇智，是蔣介石通往權力巔峰的障礙。蔣介石通過“廖案”的契機，采取斷然行動迅速躍入國民黨中央權力核心。

前面提到的陳公博關于“廖案”的調查報告是陳在該案發生數月后舉行的國民黨“二大”上代表“廖案”檢察委員會所作的，此時的蔣介石已上升到國民黨中央權力核心，所以報告中特意將蔣與廖、汪并列，無非是為抬高蔣的領袖地位。

事實上，蔣介石雖然對組成國民政府的權力結構產生過一定的影響，但在國府成立之后，他除擔任了軍事委員會委員外，并未占據其他要職。甚至可以說，1925年廣州國民政府的成立，“并沒有使蔣介石進入政府的領導地位，當然更不用說黨的領導地位了”。蔣介石本人正是通過“廖案”的契機，采取斷然行動迅速躍入國民黨中央權力核心的。

黃埔軍事力量在第一次東征和平定劉(震寰)、楊(楊希閔)叛亂中的功績使蔣介石的聲望迅速提高，但他在軍界和政界的既有地位難以滿足其“雄心壯志”。在廣州國民政府建立過程中，獲益最多的是汪精衛和許崇智。

但汪只是一個并無實力的政客，雖然擔任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實際上整天忙于黨和國家的事務，因此，他實際上從不過問軍事”。蔣與汪暫時尚無利害沖突。而擢升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和軍政部長的粵軍頭領許崇智，卻是蔣通往權力巔峰的障礙。

平定劉、楊叛亂后開入廣州的粵軍，把持著廣州的財政收入，致使蔣介石的黨軍軍餉得不到保障，蔣對此十分不滿。蔣、許自1925年6月間軍事委員會開始改組軍隊、統一軍政工作后，就“勢成水火”，且矛盾在不斷加深。

許崇智所部粵軍雖人數眾多但雜亂不整，因涉嫌謀刺廖仲愷和巔覆政府，8月25日梁鴻楷、招桂章、楊錦龍等多名粵軍將領被捕。8月26日軍事委員會議決改組國民革命軍，蔣介石擔任由黨軍和部分粵軍組成的第一軍軍長，在軍界地位進一步抬高。

許崇智雖然在軍隊中的權力與影響有所下降，但很快又被任命為財政委員會監督，掌握了國民政府的財政大權。許有意限制蔣介石所率第一軍的發展，許、蔣矛盾進一步激化。9月9日蔣介石往晤汪精衛，對汪說：“許崇智不顧大局，把持財政，必欲限制本軍之發展，可勝慨然”。

除財政之外，軍事計劃方面也有分歧。蔣介石“欲出師長江，以圖本黨之發展”，而許崇智則不予贊成。此外，湘軍將領譚延?、滇軍將領朱培德等對許崇智的把持，也“同感不平”。蘇俄顧問鮑羅廷對許崇智亦無好感，認為他“只會大唱革命高調”，且與陳炯明有著相同追求。

尤其是許崇智在“廖案”發生后，阻撓對主要嫌疑之一的粵軍將領梁鴻楷的逮捕，令鮑羅廷大為不滿，認為許實際上已成了革命軍道路上的障礙，必須予以“清除”。經過商議，廣州國民黨要人對許崇智形成兩種意見：一種主張逮捕，另一種主張將其流放上海。結果，后一種意見占了上風，其代表人及執行者就是蔣介石。

9月19日，蔣介石密令學生第二大隊、第一軍第四、五團，粵軍第四師第七、八旅并補充旅，以及鐵甲車隊、江固艦，協同“解決反革命各軍”。粵軍鄭潤琦部與莫雄部分別被繳械，收編歸第一軍軍長蔣介石指揮。在成功解決了許崇智的主力之后，19日晚，蔣介石致函許崇智，歷數其作為“軍政與財政領袖”的“過失”，指出許的不少表現實已危害到國民革命的大業。

為了“保全名節”，蔣介石建議許崇智“暫離粵境”，其部由蔣本人“負責維持”。據記載，許當晚接信后，給蔣介石回電話二次，“語多兇悖”。說明，雙方的斗爭是異常激烈的。但不管許崇智如何抵抗，最終不得不屈服。20日，中央政治委員會議決，解除許崇智的軍政部長兼粵軍總司令和財政監督等職務，令其離粵赴滬。

據載，當蔣介石下令戒嚴時，許崇智曾向汪精衛電話質問此事。汪精衛復函許崇智，“認定此事非如此解決不可”，并謂“為先生計為大局計，亦莫善于暫行赴滬，一任介石將一切難題，及情感上不能解決之難題解決之后，即請先生回”。許崇智接閱后，只得“完全同意”。

下午三時，蔣介石派陳銘樞“護送”許崇智登輪啟程。至此，蔣、許之爭，以蔣介石的完全勝利而告結束。21日，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109次會議上，汪精衛通報了政治委員會關于令許崇智赴滬休養，由蔣介石負責“收束粵軍一切事務”的決議。次日，胡漢民也搭乘俄艦出洋。

逼走許崇智后，蔣介石終于排除了自己在爭奪軍事最高領導權方面的障礙。不久，他成功地領導了國民革命軍的第二次東征，這無疑又進一步抬高了蔣的政治地位。

結果，這個在1925年初還無足輕重的年青軍官，“在幾個月內通過大膽的、有目的的和激烈的行動一步步青云直上，在紅色廣州成了汪精衛之外的最有力的人物”。(郭恒鈺：《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第142頁)于是，在廣州形成了汪、蔣暫時合作，汪精衛主黨、蔣介石主軍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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