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穿了全是謊話由朝日、每日新聞等媒體制作的這一系列影帶，對于發生在一九三七年的淞滬會戰、南京淪陷也有著墨。但有別于中國人知道的“中國軍嚴守上海，從八月惡戰到十一月，日方仍未能打下的‘淞滬會戰’”，日方的影片，僅以“戰火蔓延至上海，我軍奮戰”、“壯烈成仁的我軍海軍航空部隊”，兩個畫面草草帶過。而對于日方攻略南京時，濫殺中國三十萬人民的景況，影片一個畫面也沒有；僅以“指揮官勸降，要求中方在中午以前回答”，接著是“南京光華門上日軍軍旗飄揚”，來表現日軍占領南京城的勝利。這類的影片對當時人的影響如何？五十多歲的臺南籍李秀記得，她念小學時曾看過這樣的影片，“大家都對日軍的英勇十分佩服，”她說，對中國兵的無能也印象深刻，她還記得當時在學校常玩兩軍打仗的游戲，輸的人常被稱“支那兵”，意思是沒用的人。而客籍小說家鐘肇政的小說《怒濤》中講到當時臺籍少女對日籍軍官的欽慕，與這樣的宣傳形象或有關系。與影片的觀點相仿，當時的《臺灣日日新報》大量新聞重點無非說明：在中國軍的挑釁、阻撓，及中國人民“侮日、抗日”的行為下，日本人不得不出兵。“說穿了全是謊話，”林衡道回憶，當時臺人接收到的訊息約略是：“中國貧窮落后，日本系為了拯救中國、保衛東亞的和平而戰。而東亞一方面有英美勢力插足，一方面蘇俄從北邊到中國大陸，若無日本出面，就沒有別的力量可反制它。日本打中國，一方面也是‘防共’，”林衡道說，“‘代天打不義’，當時教唱的軍歌如是說�！迸_灣人上戰場至于這樣的說法，大家相不相信？當時擔任小學老師的方坤邕指出，許多人心知肚明，其實知道日軍一意蠻干，但也無可奈何。“有時在學校，幾個臺籍老師私下會嘀咕，‘中國的落后腐敗，干日本人何事？’但隨即警覺到，這些話少說為妙，于是又噤聲不語，”方坤邕說。臺灣人懷疑日本出兵的動機，對宣傳動輒形容的英勇戰績，也非全然相信。葉榮鐘的回憶提到，當時電臺每天播大陸的戰況，重要的戰果均以“大本營發表”為號召，先用軍樂演奏促人注意，再播捷報。當時主持臺語廣播的詹姓臺人，慣用一句“撼的碎鹽鹽”（炸得粉碎），來形容中國軍被炸的慘狀�！坝幸惶欤幸粋�鄉下老翁在一間店頭停腳聽廣播，當時詹某又再吹其‘碎鹽鹽’戰果，那老翁聽得礙耳，于是破口大罵：‘干爾娘，人家的飛機都是黃麻骨縛成的嗎？’于是悻悻然地離去，”葉榮鐘寫道。盧溝橋事變之后，戰火燒到上海，跟隨著戰事吃緊，臺灣人民也開始被動員。街上出現了如奉公會（戰時日本動員臺人的基層組織）的會員，勸說過往婦人縫“千人針”（類似護身符，讓戰士帶出去保平安）；跟日本人一樣，一些臺灣人也被征調入伍。《臺灣連翹》中寫道，“有些戰士在光榮聲中入伍，隨即重傷或死亡的消息傳來，臺灣人才發現，向來藐視中國軍隊說‘支那兵！支那兵’，事實上好像不是那么不堪一擊！”。
而當時，也有臺灣人組成“臺灣義勇隊”參加抗日，主要成員是不愿被日人統治、移居到大陸的臺灣子弟，以臺北縣人李友邦為隊長，后期還有自日軍軍營中投誠而來的臺灣人。他們陸續加入，人數最多時達七百多人。由于熟諳日語，他們時常協助刺探軍情、詢問日俘等工作，另一主要工作是提供醫療服務，曾成立四個臺灣醫院”。但是這一類的訊息，當時臺灣的人卻無從得知。報導刺激戰情？在戰情升高時，當時《日日新報》更經常發“號外”、加印以戰爭照片為主的版面。翻開報紙，持槍挺立在戰馬之上的騎兵隊，駐扎在戰地的營房、軍士，與敵方談判的日軍將領……，以現在的眼光看來，這些圖片仍極盡煽情之能事。黃冠超的研究指出，其時日本本土媒體大多已成商業化報紙，為了刺激銷路，紛紛以戰爭照片、前線記事，來刻意夸張戰爭的慘況，夸耀日軍的英勇，甚或有意縱容可能惡化中日關系的報導，并未讓日本國民了解戰爭的本質，或是檢討日本對華政策。這也是促成戰爭在無人監督下，一發不可收拾的原因之一。殖民地媒體由軍方管轄，其景況更無轉寰余地。煽情與昂奮成了戰爭報導的主流，與日本軍方的意識同步，《臺灣日日新報》成了軍方最得力的宣傳助手。教“皇民”認識戰爭殖民地的宣傳管道，除仰賴軍方掌控的媒體外，還包括當時已具規模的民間動員系統如在鄉里素孚聲望的保正、保甲書記、街莊役場員（鄉鎮公所辦事員）等。這些政令宣導員家中，除日文報紙、收音機外，也會有一些宣傳單、小冊等宣傳品。宜蘭縣史館最近搜集到一本名為《皇民時局教典》的宣傳小本，是有關戰爭問題“答客問”的宣傳小冊，其中許多問題及回答，頗堪玩味。例如問題之一“蔣介石是何許人？”答案是：“遭英美蒙騙、背叛‘友好’日本，竄逃至重慶的‘老’中國將軍�！庇秩缫粏枺骸巴粽足懯呛卧S人？”答案是：他是新國民政府的主席，“支那事變”發生后，他即悟出“蔣介石抗日之不可行，隨即溜出重慶……率領中國四億人民，協助日本，致力于建立大東亞共榮圈�！斌@訝嗎？是的。這本《皇民時局教典》出版于戰爭后期日軍已逐漸失利的一九四三年。對這兩位攸關中日戰爭前途的重要人物介紹，與中國人腦海中熟知的“中國最高盟軍統帥”、“受日本扶植的漢奸”等的形象頗有出入，《皇民時局教典》中的敘述，反映了當時日本人對蔣、汪兩人塑造的形象。對國民政府的詆毀與丑化，其實不只存在于這類宣傳小冊中。七七事變發生的翌年元旦，《臺灣日日新報》出版賀年漫畫�？�，其中“中國戰區最高領袖”蔣委員長被畫成瘦巴巴的，成了一只狐貍形象，靠著后頭的胖老虎，寓意“狐假虎威”。而曾赴美爭取支持的蔣夫人更在四格漫畫中，被丑化為口口聲聲為了祖國做事，實際卻向外國人買破飛機賺取差額，以中飽私囊的人。
臺南李秀指出，當時她念的小學開運動會，通常會在操場跑道前擺兩個大水缸，一寫著蔣介石，一寫著宋美齡，讓同學以石頭當飛鏢亂射。當時她也玩過這類游戲，并不覺得不妥，一直到光復后，她才知道，原來水缸上的“敵人”，要來當臺灣人的“總統”了。馬鹿不分？其實，在中日戰爭轉折點“珍珠港事變”之后，隨著美軍飛機的空襲，臺灣也跟著成為戰場。臺灣成為戰地的一個主要影響是，對日軍的宣傳伎倆，大家愈來愈不相信了。葉榮鐘的回憶文指出，當時盟軍的B29轟炸機每天九時一定飛臨臺灣上空，下午三時一定離去�！罢媸侨缛霟o人之境，既無日機迎戰，亦無高射炮射擊，令人替日本軍部平時的壯言難過，”他形容說。藍金興也表示，在宜蘭飛機場，當時他曾親眼目睹一位年輕的日本軍官駕著一臺破飛機，自殺式地去撞美軍飛機，然后在空中解體。場面雖然壯烈，但也令人心驚，當時他就懷疑日軍難道已到窮途末路？戰后對日本的研究認為，當日軍陷入長期的泥沼戰以后，日本島國可動用的資源有限，主政者須仰賴高昂的民心士氣，以支撐日益見絀的局面。于是，盡管戰局已經不樂觀，但戰區捷報仍源源不斷地來。黃冠超的研究指出，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有關的戰訊，統一由軍方的大本營發表。根據統計，從第一次發表戰訊，到日本戰敗為止的三年八個月期間，共發表了九百余條戰訊。“開戰后五個月內，原則上還算正確，但自一九四二年中途島海戰后，日軍夸大美軍所受的有關戰艦、潛艇、飛機、運輸船等損害，相反地則縮小日軍的損失。報紙上充斥著幾乎全是偽造的消息，”黃冠超表示。面對日本的宣傳，臺人自有因應之道。王昶雄指出，有時他們將《日日新報》的“戰情”“倒著看”，朝相反的方向去解釋倒也能猜個大半。比較大膽的人則偷聽短波廣播，這在當時是極其危險，可以間諜論罪的；也有些人從當時仍來往于大陸、臺灣之間的“華僑”，或從日本友人處，探聽一點有別于軍方宣傳的訊息。但是敢公開討論戰情的并不多，即使是在南洋作戰的臺籍兵，因傷病返國，也因怕被以泄漏軍機論罪，絕口不提戰場訊息。事實上被征調去的阿兵哥，除了勇往直前打仗外，對戰情發展所知也很有限。也因此當一九四五年美軍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時，臺灣的報紙只字未提，而當日本宣布戰敗準備投降，天皇玉音放送詔書，努力說著“奮戰”、“一意一心”時，還有些臺人以為又是鼓吹“圣戰”的老調，而將收音機關掉。當時著名律師陳逸松回憶錄上記錄著這樣一個“看似荒謬”的戰敗歷程。而這個廣播之后，“戰敗國”的子民，在一夜之間成了“戰勝國”。
當年種種，至今回憶起來，許多臺籍老人都有不堪回首的感覺。套一句臺籍日本兵陳金堂的話，“當年，真是‘馬鹿’（日本語，憨呆之意），連自己是馬還是鹿都分不清楚！”他感慨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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