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日漫揮天下淚，有公足壯海軍威”。這是清光緒帝為中國民族英雄鄧世昌寫的挽聯。鄧世昌是在1894年9月17日的大東溝海戰中壯烈殉國的。

　　對于這場海戰，有著各種各樣的意義。對于世界戰爭史而言，人類從此正式拋開了風帆戰艦，真正的開始了鋼鐵和能源動力時代;對于日本而言，日本不僅因此戰獲得了2.3億兩白銀(日本年GDP的30倍左右)，更憑借此戰正式進入帝國主義行列一舉廢除了與歐美帝國主義國家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對于中國而言，中國的清政府不僅財政問題更加嚴重，而且也加重了半殖民地化。但是這場海戰，留給我們的思考確實很多的。

　　就海戰而言，鄧世昌的撞擊日本“吉野”的壯舉是百世傳揚的壯舉。但是，引發爭議的卻是一個叫方伯謙的人，并由此引發了史學界對整個海戰的各種各樣的爭議。方伯謙的同鄉劉步蟾是與他一樣是爭論的焦點。在海戰中是否臨時私自更改陣型，將兩列縱隊私自改成雁字陣型;在海戰中劉步蟾為何在5000米的距離便命令“定遠”首先開炮(定遠艦的305毫米主炮最佳射程為3000米);“定遠艦”的艦橋是否因為這次無畏的射擊被震塌，并直接導致北洋水師提督丁汝昌受傷，無法指揮作戰。

　　在海戰中是“定遠”還是“鎮遠”擊中日本旗艦“松島號”，擊斃擊傷日本100余人，并讓“松島號”在整個甲午戰爭中再也無法重返戰場?這些爭議從上世紀80年代初就爭論不朽，即便是中國甲午戰爭權威戚其章先生也無法給出一個真正的罷黜爭議的結論，畢竟有太多的問題和巧合，以及各種各樣的史料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和懷疑。但是，今天我想說的不是這些爭議，而是來反思這場戰爭帶給中國的另一些影響。

　　甲午戰爭，是經過30年“洋務運動”的中國和30年“明治維新”的日本之間的一次改革的檢驗之戰。結果，慘敗的中國人開始思考自己為何而失敗。李鴻章當時就說“以北洋一隅之力，抗日本傾國之師，焉能抵敵”。這句話的隱藏的各種玄機我們不去過多的考慮，但是從整個戰爭的進程和一些事件來看這對戰爭走勢有著不可忽略的影響。

　　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崛起的漢族軍閥地主勢力中，實力最強的是湘軍和淮軍兩派。在整個湘淮系統中共同將曾國藩視作精神領袖。但是當曾國藩去世之后，雙方便開始了明爭暗斗。從左宗棠和李鴻章的“塞防”與“海防”之爭開始，雙方為了對抗就僅僅是為了對抗而對抗。到了甲午戰爭中，淮軍在朝鮮經歷血戰的之時，湘軍卻如隔岸觀火。而朝廷中的翁酥同，為了給當年被李鴻章一篇奏折參倒的兄長報仇，不顧民族大義和戰爭走勢，在朝堂之上披著“清流”外衣不斷攻擊李鴻章，并對李鴻章的戰爭部署不斷肘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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