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 戰國時期，由于鑄鐵技術的進步，鐵器與牛耕的逐漸普及，水利灌溉的發展，深耕施肥和其他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得當時的生產力有了空前的進步。所以，春秋末年還是“四競（境）之田，曠蕪而不可勝辟”（《墨子·耕柱》）的情況，到了戰國初年，例如三晉地區就已出現了“土狹而民眾”（《商君書·徠民》）的局面。這樣一來，就使得一些國家或地區的“書社”組織無法向公社農民實行授田制度，公社所有制即井田制度也就無法維持下去了。據《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時期市場上的商品，所有“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都待“商而通之”，東西南北的土特產品，在中原市場上都可以買到。商業的迅速發展，也就使得過去的殖民營國的城市，由原來武裝駐守之初期都市形態逐漸轉變為以商業貿易為中心的繁榮城市①。工商業發展后，便涌現出握有巨萬資財的富商巨賈，所謂“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司馬遷稱這些新興工商業者說：“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均見《史記·貨殖列傳》）“素封”的出現，是長期以來“工商食官”制度破壞后的必然結果。 戰國時期各國國君和大貴族壟斷著的手工業的局商。由于一些國家或地區中的公社及其所有制即井田制的逐漸崩壞，開始有了變化。當時官府手工業的規模雖然還很大，不過富商人賈的私人手工業已經發展了起來。當時的官府手工業有冶金、木工、漆工、陶工、皮革工、煮鹽和紡織等，其中青銅手工業和楚國漆器工藝的生產技術有了長足的進步。
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 冶鐵業在春秋末期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鼓風方法的出現也就發明了冶煉鑄鐵的技術。戰國時代雖然開始廣泛地使用了鐵制工具，但是早期的鐵，質脆而硬，容易折斷，不很耐用。戰國后期，在今之湖北大冶銅綠山和河北燕下都遺址出上的六角鋤兩件，經考查是利用退火方法制造的表面為低碳純鐵，而中心為硬度高的體質復合鑄件，使用過程中將表面磨損，露出中間層作為刃口，說明這時解決了一些工具所要求的既有堅硬鋒利耐磨的刃口又具有韌性的矛盾，大大提高了鐵制工具的功能①。
由于冶鐵的需要，到戰國時代發現與開發的鐵礦已有不少，據說這時“出鐵之山三千六百九”（《山海經·中山經》）。人們在采礦中積累了一些經驗，知道“山上有赭者，其下有鐵，此山之見榮也”（《管子·地數》）。所謂“榮”，具有礦苗的意思，所謂“赭”，就是一種赤鐵礦性質的碎塊，常和赤鐵礦共存。據《山海經·五藏山經》載，有明確地點的產鐵山計有三十七處，分布于今之陜西、山西、河南和湖北各省，即在戰國的秦、魏、趙、韓、楚國境內，尤以韓、楚、秦三國為多。 戰國時代各國已有許多重要冶鐵手工業地點。西漢時宛地經營冶鐵業的孔氏，其祖先原是梁人，以“鐵冶為業”（《史記·貨殖列傳》），足見魏國必有重要的冶鐵地點。秦國在商秧變法后，“鹽鐵之利二十倍于古”（《漢書·食貨志上》），司馬遷的前四代祖先曾任秦的“鐵官”（《史記·太史公自序》），可見秦也有自己的冶鐵地點。趙都邯鄲也是一個重要冶鑄地點，不僅邯鄲人郭縱以冶鐵為業，財富與‘王者’相等，就是西漢初年臨邛（今四川邛峽）人“用鐵致富”（《史記·貨殖列傳》）的卓氏，其祖先也是趙人。齊國都城臨淄（今山東臨淄北）也是個重要冶鐵地點，近年在臨淄故城中發現了冶鐵作坊六處，其中最大的約四十萬平方公尺。 楚國著名的冶鐵地點是宛（今河南南陽），有所謂“宛鉅、鐵?”（《荀子·議兵》）的記載。韓國的首都新鄭，也有冶鐵地點，近年新鄭故城內倉城村發現了許多鑊、鑄、刀等陶質內外范和同樣形式的鐵器，便是其證。韓國的陽城（今河南登豐東南告城鎮），近年發現了戰國時代的熔鐵爐底、爐壁等殘塊，陶制泥制鼓風管的殘片、木炭屑和鋤、鑊、斧、鏟、鐮、削、刀、矛、帶鉤等陶范，證明其是以鑄造農業工具為主的冶鐵業作坊。燕國的下都（今河北易縣），也是個重要冶鐵地點。近年在河北興隆發現了戰國時代鑄造工具的鐵范八十七件，其中多有“右廩”二字，可證其為官府冶鐵業作坊的產品。
-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在冶鐵技術發展的基礎上，戰國時期已經能煉鋼了。前引“宛鉅、鐵?”的“鉅”，《荀子·議兵》楊?注云：“剛鐵”�！妒酚�·夏本紀》記載梁州（約當今之四川）的貢物有“?、鐵、銀、鏤”，《集解》引鄭玄說：“鏤，剛鐵，可以刻鏤也。”戰國時代的鐵兵器已有“白刃”（《荀子·強國》）之稱，白色的刀口當是鋼制的。
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 戰國時期已經進入了鐵器時代，青銅一般只鑄造禮器和兵器，就是禮器也有銅與鐵的混合結構品。但是，青銅冶鑄業并沒有因此廢除，而是繼承和發展了殷周以來的優良傳統。正如《荀子·強國》所說：“刑（型）范正，金（銅）錫美，工冶巧，火齊得。”這時對于青銅的取材、配料和冶鑄的火候等，都已有了相當精密的分析記錄，總結歸納出一套理論。這在《周禮·考工記》中反映得比較清楚。有的理論以今天的科學方法檢驗，證明它是合乎科學道理的。例如，關于各種青銅器中銅、錫成分比例，《考工記》說：“金有六齊（金即銅，在化學上稱銅錫合金為齊）：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鐘鼎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斧斤之齊；四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戈戟之齊；三分其金，而錫居一，謂之大刃之齊；五分其金，而錫居二，謂之削殺矢之齊：金錫半，謂之鑒燧之齊。”這就是說，各種不同用途的青銅器，銅與錫的比例各不相同。據近人實驗研究，上面的這種比例是很合乎合金的學理的。 《呂氏春秋·類別》說：“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為剛”。戰國時代，勞動人民已從實驗中認識到了加錫到銅中可使硬度增加，而太硬的兵器又容易折斷，特別是劍一類較長的兵器必須做到“堅且物（韌）”�！秴问洗呵�·別類》又說：“白所以為堅也，黃所以為?也，黃白雜則堅且?，良劍也。”考古發掘得到的青銅劍，往往脊部的青銅含錫少，有的呈赤色，象嵌合赤銅一條。含錫少則質柔而朗，不易折斷。刃部含錫較多，質硬而剛，適合刃部的需要。例如，長沙出土的一件青銅劍，其脊鄰的銅錫比是78：10，即約八比一，而刃部則為74：18，即約八比二，刃部含錫量遠遠超過脊部。 在冶煉熔鑄過程中，對不同火候的辨認與掌握，當時也有了詳細的記載。如云：“凡鑄金之狀，金與錫黑濁之氣竭，黃白次之；黃白之氣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氣竭，青氣次之，然后可鑄也”（《考工記》）。這也是合乎冶金的學理的。因為銅、錫混合熔融時，首先便有揮發性的不純物氣化，即所謂“黑濁之氣”。等到溫度上升，比銅熔點低的錫就有一部分熔融氣化，出現“黃白之氣”。溫度再高，銅的青焰色也有幾分混入，便有“青白之氣”，到銅完全熔融，只剩“青色”了。“青氣”一出現，青銅合金也就基本上冶鑄成功。 戰國初期，有一種錯嵌紅銅的工藝盛行起來，這是在銅器表面鑄出淺凹花紋，再嵌入紅銅薄層，使金屬表面平整而利用兩種金屬的不同光澤構成各種圖案。這種工藝是在一種極其講究的銅器上才應用的，它在替秋晚期即已出現，流行于戰國之初。戰國初期以后，又盛行了金銀錯技術，就是在銅器表面錯嵌金銀圖案的工藝。這種工藝早在春秋中期就發明，但最初僅僅施于諸如戈內等小片地方，到了戰國早期才在禮器上施以大片的金銀錯圖案。傳說出自洛陽金村的一批鼎、簋、壺、扁壺、鏡等器，就采用金銀錯工藝，通體飾以各種的云紋、龍花紋，其精致程度說明到戰國中期金銀錯的工藝已經達到高峰。金村和輝縣固圍村出土的一些錦物，還說明在戰國中期包金、鎏金和嵌玉鑲珠等細工已發展起來。傳世的陳璋方壺（鈁）和金村的銅壺上，還有鑲嵌松綠石花紋。在一種頗為講究的諸如壺、鈁、鑒、豆等較厚重的禮器上，從春秋晚期起，特別在戰國中期，往往鑄出大幅的淺凹或凸的平雕畫象。戰國中期以后，這種工藝便不大流行。與此同時，一種細如發絲的刻鏤圖案工藝，也發展起來，它大都施于舟、匝、鑒和一種奩形器上。這兩種工藝都是為了表現整幅圖畫。畫面以貴族的宴饗、狩獵為主。許多圖畫的內容尚未完全明白，就已了解的部分而言，皆為貴族間的禮儀。例如傳世采桑銅壺，通體滿布許多組淺凹圖畫，其頸部的兩組，一為婦女登樹采桑，約是表現諸侯后妃所行蠶桑之禮；另一有六人雙雙成對，持箭射侯，是描繪貴族“三耦”，在行“射禮”。又如輝縣趙固墓出土的銅■上的細線刻鏤圖畫，描繪的約是一種軍禮——大搜禮，計有表祭、焚田、羅綱捕魚、狩獵和獻禽于社或宗廟等圖畫。所謂“大搜禮”，是借狩獵而進行軍事演習，當與當時十分盛行的狩獵事有關。這種工藝的流行，表示出繪畫藝術已發展到能表現場面很大的人物活動的程度，也表明當時的繪畫藝術和青銅工藝是在統治階級的禮樂制度的嚴重束縛之中。到了戰國晚期，隨著禮樂制度的更趨衰落，這種內容的紋飾也跟著衰落下來。戰國時代銅器上的金銀錯和刻鏤畫象工藝的產生和進步，都是和冶鐵煉鋼技術的進步分不開的。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紡織、制鹽、漆器 戰國時期的紡織品生產也頗為發達�！渡袝�·禹貢》載，當時的兗州貢“織文”，是一種“非一色”的絲織物；青州貢“?絲”，是一種“山蠶之絲”，即柞蠶絲；徐州貢“玄纖縞”，是一種“赤而有黑色，以為之袞，所以祭也”（均見蔡沈《書經集傳》）的黑紅而細的絲織品；揚州貢“織貝”，鄭玄說：“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為織錦者，先染其絲而織之，即成文矣”，是一種有貝紋圖案的絲織品；荊州貢“玄纖”，是一種黑色、淺紅色的絲織品；豫州貢“纖纊”，孔穎達說，“纊是新綿，纖是細”，是一種細綿。這些記載說明戰國時代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都生產絲織品。其中以齊魯之地的絲織品而遠近聞名，所謂“冠帶衣履天下”（《史記·貨殖列傳》），就是說的各國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齊魯地方的紡織品。當時各諸侯國常用絲織物作為賞品，多達“錦繡千純（五千匹）”（《戰國策·秦策一》、《趙策二》）。1957年在長沙出土過矩紋錦殘片，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絲絹作地的卷云紋繡花織物，便是它的實物證據。 麻織品比絲織品更為普遍，是當時勞動人民的主要衣料，它和絲織品同樣是當時的主要商品，在市場上都有一定規格和長短。這時不管是絲或麻織物，都已普遍染成五顏六色，織成五彩繽紛的布帛，其花色品種比較以前豐富很多。 鹽在戰國時有較大規模的生產，當時已有海鹽、池鹽和井鹽。齊、燕兩國的海鹽煮造業非常發達，《管子·地數》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海鹽的產量比較多，流通范圍也廣，所以《尚書·禹貢》說青州“貢鹽”，《周禮·職方氏》又說幽州“其利魚鹽”。據《戰國策·齊策一》載，張儀到齊國為秦國連橫說服了齊國，于是齊王“獻魚鹽之地三百于秦也”。這個“魚鹽之地”的具體所指雖難考定，但也說明當時齊國確是盛產海鹽的重要地區，魏國的河東地區，是當時盛產池鹽的地點，據《史記·貨殖列傳》載，猗頓便是由經營池鹽而成巨富的。同時，《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載，大約從李冰作蜀守時，“穿廣都（今四川雙流東南）鹽井諸陂池”，四川就開始有了井鹽。
歷史
《詩經·?風·定之方中》說：“樹之榛粟，椅桐梓漆”，可知漆樹曾在黃河中游種植過。但是，主要的是在長江流域種植，所以楚國的漆器手工業最為發達。漆在戰國時代已應用得很廣，許多木器都已髹漆。在出上的墓葬中，有無數精美的漆器，特別是在南方的戰國墓中，三十年來發現了不少保存完好，色澤如新的漆制品。飲食器如杯、盤、盒；日用家具如案（矮桌）；日用容器如奩、籩等；武器如弓、劍鞘、戈秘（即戈柄）、戟秘等，以至裝殮用的棺梆，都已有髹漆的。這些器物的表面都用黑、朱、紫、白、綠等色彩漆，描繪有各種圖柔和圖象，主要有龍風云鳥紋、幾何紋和狩獵圖等。這些實物不僅使我們看出當時的顏色種類齊全，而且從它的繁復細致的彩繪中，還可以了解到當時對于油漆工藝的重大改進和創新，據研究，當時已經采用桐油作稀釋劑，改善漆液性能，從而調配成更多便于描繪圖案花紋的彩色油料。
歷史
信陽長臺關墓一和江陵望山墓一的發掘，說明在戰國早期至中期的楚國的漆器工藝已達很高水平。這時期漆器的木胎還很重，往往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再加以絢麗的彩漆，所以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藝品。望山墓一的屏式器，以驚人的細工透雕或浮雕了由51個鳳、鸞、蛇、蛙等動物組成的復雜圖案，外施墨、朱、灰綠和金銀彩漆，堪稱當時的精制杰作①。戰國中期以后，胎骨向輕巧方面發展，更發揮了漆器的優點。例如，長沙等地所出的漆盒、漆卮，往往用薄木卷曲成胎，或外貼麻布，類似后代的夾貯器。這樣一來，不僅外表美觀，而且更加堅實耐用，雖然在地下埋葬兩千多年，有的出①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載《文物》1966年第5期。土后仍然如同新制一般。這充分說明了戰國時期的漆器制作工藝是十分發達的。 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中央和郡縣，都擁有上述各種官府手工業作坊，根據已經發現的兵器銘刻看來，并有一定的管理監造制度，此外，當時還有和小農結合的家內手工業、單獨經營的個體手工業和豪民所經營的大手工業。豪民經營的鹽鐵業戰國時期的民營的大手工業，主要有冶鐵業和煮鹽業�！豆茏�·輕重乙篇》說：官府經營的冶鐵手工業如果強迫“徒隸”去做，要“逃亡而不守”，如果征發人民去做，又要“下疾怨上，邊竟（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因而只有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來讓“民”去經營。但是，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農民或工商業者，當是“豪民”。這種情況一直到漢初還是如此，亦即《鹽鐵論·禁耕》所說：“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戰國時期經營池鹽成為巨富的猗頓，經營冶鐵成為巨富的郭縱，其經營的手工業一定有相當的規模，必然都是豪民性質的。趙國人卓氏，“用鐵冶富”，在秦破趙以后，被迫流徙到臨邛（今之四川邛崍），魏國人孔氏，經營冶鐵業，當秦伐魏時，遷到南陽（今之河南南陽附近），后來繼續經營冶鐵業成為巨富（均見《史記·貨殖列傳》）。這些人沒有被徙之前，也應該屬于豪民性質。這時豪民所使用的勞動力，“大抵盡收放流人民”（《鹽鐵論·復古》），也還有奴隸性質的“僮”。豪民所開發的礦山和海池，大體上向官府租借而繳納一定的租金。董仲舒說，商鞅變法以后，“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鹽鐵之利二十倍千古”，“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上》）。所謂“鹽鐵之刊二十倍于古”，該是由于鹽鐵業發達，經營鹽鐵業的豪民繳納的租金很多。所謂“漢興循而未改”，是說漢代初年還是沿用這種辦法①�？磥恚瑧饑鴷r代以經營鹽鐵業成為巨富的，都是一些豪民，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公社逐漸解體，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密，促進了戰國的商業交換關系的發達，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說，當時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以粟易械器”，面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歷史
《荀子·王制》說，北方的特產“走馬吠犬”、南方的特產“羽翮齒革丹青干”、東方的特產“紫?魚鹽”、西方的特產“皮革文旄”，都可以在中原地方買到，形成了“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寂粟”的新局面。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有了商人貿易才能取得的�！渡袝�·禹貢》中所說的各州貢品，實際上也就是各地方特產�！吨芏Y·夏官·職方氏》職所說的各州特產：即兗州、青州“其利蒲、魚”，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林、漆、絲、?”，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鹽”，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等等，與《禹貢》所述大體相同。
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
戰國時代，由于商品交換關系的發展，商人壟斷市場的事情開始出現。 歷史
《孟子·滕文公上》說“有賤大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網）市利。”就是說，在曠野的集市上，有個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壟斷”上，東張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孟子對于“壟斷”的解釋，正確反映了商業貿易史的發展進程，特別是春秋戰國間這個商業貿易史上的一個轉變過程。這些自由商人的出現，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販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地位低賤，所以孟子說“有賤大夫焉”。
到春秋末戰國初，由于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一些原來身居顯位的卿相，如曾經幫助越王勾踐雪過會稽之恥的范蠡，后來離越入齊，又從齊到當時屬于交通中心的商業城市陶邑，從事商業，號稱陶朱公。他采用計然的貿易理論，“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史記·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后子孫繼續經營，達到了富“至巨萬”。（《史記·貨殖列傳》）。又如孔子弟子端木賜即子貢，善于辭令，曾游說于齊、吳之間，促使吳救魯伐齊。他曾經商于曹、魯之間，“與時轉貨資”，大發橫財，“家累千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成了孔門七十子中最富有的一個。他“連駟緒騎”，帶著禮品聘問各國，“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 戰國時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當官，一面從事商業活動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個以“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史記·貨殖列傳》）的辦法從事倒賣谷物活動的。他在豐年拋出絲漆，收進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進手工業產品，從中牟取巨額利潤。當時商人采用這種囤積居奇，掌握時機的經商方法，已較普遍�！稇饑�·趙策三》載希寫對建信君說：“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這樣講究時機和囤積居奇，只有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商人握有大本錢時，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戰國時期，這樣的大商富賈，不斷出現，他們不惜一切地網羅大利，正如《墨子·貴義》所說：“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 到了戰國晚期，投機商人更為活躍，呂不韋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他原是個“家累千金”的“陽翟（今河南禹縣）大賈”，后把商業上的投機方法運用到政治上，認為做珠寶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國家之主”可以盈利“無數”（《戰國策·秦策五》）。后來，呂不韋的政治投機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國，封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號，一度掌握秦國大權。金屬鑄幣的發展及其形式金屬鑄幣的產生，總是同商品生產的出現和發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現又起了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出現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又利用貨幣通過不等價交換來剝削勞動人民。因此，戰國時期金屬鑄幣流通量的逐漸增大，標志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又意味著農民、手工業者又受到一種新的剝削，即富商大賈通過商業交換的剝削和統治者通過發行鑄幣而進行的剝削。一種商品的價值，只存通過另一種商品才能表現出來。在多數地方，后來這種一般等價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屬上，這是因為金屬不易消損，容易保持。再進一步，便用金屬制成貨幣，最初的金屬貨幣是依靠本身的價值來交換其他商品的，但后來主要是起著價值符號作用，它本身的價值越來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屬鑄幣通常出現逐漸減重的過程。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具有實物用品的形狀，正說明它是脫胎于一般等價物。戰國時期的多數貨幣，還保留著這種特點。在整個戰國時代，由于各國之間的不統一，所以各國貨幣的形制、重量、單位也各不相同。這時所鑄造的貨幣，計有四種不同的形式：布幣——形狀象農具中的鑄，?、布音近，故鏟形幣又叫“布幣”。這種形式的銅幣，當是從?這種農具在商品交換的發展中轉化而來的。主要流行地區在三晉即魏、趙、韓三國。布幣又可分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圓足的，基本形式還是鏟形。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近三十年來，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縣、永濟、侯馬和內蒙的包頭等地發現過大量布幣和鑄造這種幣的模具。這種貨幣一般都有銘文，主要是當時的地名，目前發現已有幾十個地名出現在布幣上。除山西、內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遼寧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國，今天的江蘇丹陽、浙江杭州等地也曾發現過，不過其與三晉的鏟形不同。這不僅表明三晉的布幣流通較廣，而且又可看出當時的商業貿易的發展盛況，貨幣已越出了國界。刀幣——也是從工具的刀轉化而來，主要是東方齊國的貨幣。齊國的刀幣形制較大，都是尖頭。目前發現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戰國時代的“齊法化”刀幣最為常見。“法”有制造際準的意思，“化”即貨字簡體；“法化”即“法貨”，也就是標準貨幣。齊國刀幣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其地不止一處，但這些不同地方鑄造的貨幣，卻都有統一的“齊法化”銘文。刀幣雖然主要是齊國的流通貨幣，但其影響不小。解放前后，曾多次在燕下都發現過成捆的刀幣。河北承德地區，也在一處地方發現過成捆刀幣放在甕內，計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國的刀幣形制較小，都是方頭和圓頭，而且銘文部有“明刀”①字樣，沒有齊國的那樣精致規整。另外，在原趙國故地也曾發現過刀幣，比較粗糙，形制較小，也都是方頭或圓頭。 圓錢——早期的都是圓形圓孔，后來的多作圓形方孔。圓錢可能是仿生產工具的紡輪或玉環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東周、西周地區，東周與西周的一般都鑄有“東周”、“西周”字樣。早期秦國的圓錢銘文多作“重一兩”、“十二銖”、“十三銖”、“十四銖”等字樣；晚期的多有“半兩”，“兩留”字樣，這種圓錢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錢”以后，由各地官府鑄造的。隨著秦國的強盛，這種貨幣也影響到秦國勢力所及地區。例如四川巴縣就曾發現過這一使用過的圓錢。1960年在濟南市區出土的一甕古代貨幣中，除刀幣外，還有六百多枚鑄有銘文“?”的圓錢，便是其證。
歷史
銅貝和塊形金板——楚國主要的兩種流行貨幣。銅貝又稱“蟻鼻錢”或“鬼臉錢”，這是從它的腹部平面形狀而得名。其實，它是一種仿海貝形狀的銅鑄貨幣，是沿襲古代用貝作貨幣的習慣而來的，主要流行在楚國。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處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銅貝，重達二十一公斤多。塊形的金板，又稱“板金”，它由若干小塊連在一起，每一小塊上都鈴印有方形或圓形印記。由于方印文多作“郢愛”，所以又稱“郢愛”。這種貨幣具有稱量貨幣的特點，使用時大概根據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稱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壽縣發現一大塊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鈴印文字以“郢愛”為多，“陳①楊寬：《戰國史》第111頁說：“‘明刀’的‘明’字，原作‘OD’或‘■’，當即‘?’字之省，前人誤識為‘明’。燕國銅器銘之都自稱‘?’或‘郾’，而不作‘燕’。燕國后來也行圓錢，方孔無郭的有‘?四’、‘?化’兩種；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種，時代更晚”，說頗可取。愛”次之，“郢愛”少見，“覃金”僅一見。“郢”、“陳”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種重量單位。就是過去金文中的“郢”。“陳爰”是楚頃襄王所徙國都（今河南淮陽）所造：“■愛”可能是楚國占有今之山東郯城東北舊■國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國所占之今山東郯城西南舊郯國地所造。這種方形金塊，大體重為當時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①。
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戰國時代的銅幣，已在民間廣泛流行。據《漢書·食貨志上》李悝說，當時的粟價：一石三十錢，最低二十錢，最高達到九十錢。據《秦律》看來，禾價每石三十錢，菽、麥的價格要比禾賤。戰國初年農民的每年衣服費用是三百錢（《漢書·食貨志上》）；而《秦律》規定官府對官奴發放衣服費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錢，夏衣五十五錢，計一百六十五錢，較農民低。至于比較富裕者的衣服當然費得多，據云夢睡虎地四號墓出土木牘載，秦國的一個士兵曾向他母親索取五六百錢以備添置衣服。由于貨幣是當時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當時就有了“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五蠹》）的俗諺。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后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豆茏�·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后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管子·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37462.html
相關閱讀：魯國的傳奇寡婦
戰國四大名將簡介：戰國時期實戰的最高水準
臧文仲
春秋時期的名人之芊叔為什么罷官？
鐵農具和牛耕導致春秋戰國土地制度變革說質疑
紡織、制鹽、漆器 戰國時期的紡織品生產也頗為發達�！渡袝�·禹貢》載，當時的兗州貢“織文”，是一種“非一色”的絲織物；青州貢“?絲”，是一種“山蠶之絲”，即柞蠶絲；徐州貢“玄纖縞”，是一種“赤而有黑色，以為之袞，所以祭也”（均見蔡沈《書經集傳》）的黑紅而細的絲織品；揚州貢“織貝”，鄭玄說：“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為織錦者，先染其絲而織之，即成文矣”，是一種有貝紋圖案的絲織品；荊州貢“玄纖”，是一種黑色、淺紅色的絲織品；豫州貢“纖纊”，孔穎達說，“纊是新綿，纖是細”，是一種細綿。這些記載說明戰國時代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下游都生產絲織品。其中以齊魯之地的絲織品而遠近聞名，所謂“冠帶衣履天下”（《史記·貨殖列傳》），就是說的各國人民身上穿的都有齊魯地方的紡織品。當時各諸侯國常用絲織物作為賞品，多達“錦繡千純（五千匹）”（《戰國策·秦策一》、《趙策二》）。1957年在長沙出土過矩紋錦殘片，1965年在湖北江陵出土了絲絹作地的卷云紋繡花織物，便是它的實物證據。 麻織品比絲織品更為普遍，是當時勞動人民的主要衣料，它和絲織品同樣是當時的主要商品，在市場上都有一定規格和長短。這時不管是絲或麻織物，都已普遍染成五顏六色，織成五彩繽紛的布帛，其花色品種比較以前豐富很多。 鹽在戰國時有較大規模的生產，當時已有海鹽、池鹽和井鹽。齊、燕兩國的海鹽煮造業非常發達，《管子·地數》云：“齊有渠展之鹽，燕有遼東之煮。”海鹽的產量比較多，流通范圍也廣，所以《尚書·禹貢》說青州“貢鹽”，《周禮·職方氏》又說幽州“其利魚鹽”。據《戰國策·齊策一》載，張儀到齊國為秦國連橫說服了齊國，于是齊王“獻魚鹽之地三百于秦也”。這個“魚鹽之地”的具體所指雖難考定，但也說明當時齊國確是盛產海鹽的重要地區，魏國的河東地區，是當時盛產池鹽的地點，據《史記·貨殖列傳》載，猗頓便是由經營池鹽而成巨富的。同時，《華陽國志》卷三《蜀志》載，大約從李冰作蜀守時，“穿廣都（今四川雙流東南）鹽井諸陂池”，四川就開始有了井鹽。
歷史
《詩經·?風·定之方中》說：“樹之榛粟，椅桐梓漆”，可知漆樹曾在黃河中游種植過。但是，主要的是在長江流域種植，所以楚國的漆器手工業最為發達。漆在戰國時代已應用得很廣，許多木器都已髹漆。在出上的墓葬中，有無數精美的漆器，特別是在南方的戰國墓中，三十年來發現了不少保存完好，色澤如新的漆制品。飲食器如杯、盤、盒；日用家具如案（矮桌）；日用容器如奩、籩等；武器如弓、劍鞘、戈秘（即戈柄）、戟秘等，以至裝殮用的棺梆，都已有髹漆的。這些器物的表面都用黑、朱、紫、白、綠等色彩漆，描繪有各種圖柔和圖象，主要有龍風云鳥紋、幾何紋和狩獵圖等。這些實物不僅使我們看出當時的顏色種類齊全，而且從它的繁復細致的彩繪中，還可以了解到當時對于油漆工藝的重大改進和創新，據研究，當時已經采用桐油作稀釋劑，改善漆液性能，從而調配成更多便于描繪圖案花紋的彩色油料。
歷史
信陽長臺關墓一和江陵望山墓一的發掘，說明在戰國早期至中期的楚國的漆器工藝已達很高水平。這時期漆器的木胎還很重，往往在精工雕刻的木器上，再加以絢麗的彩漆，所以很多漆器又是雕刻工藝品。望山墓一的屏式器，以驚人的細工透雕或浮雕了由51個鳳、鸞、蛇、蛙等動物組成的復雜圖案，外施墨、朱、灰綠和金銀彩漆，堪稱當時的精制杰作①。戰國中期以后，胎骨向輕巧方面發展，更發揮了漆器的優點。例如，長沙等地所出的漆盒、漆卮，往往用薄木卷曲成胎，或外貼麻布，類似后代的夾貯器。這樣一來，不僅外表美觀，而且更加堅實耐用，雖然在地下埋葬兩千多年，有的出①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載《文物》1966年第5期。土后仍然如同新制一般。這充分說明了戰國時期的漆器制作工藝是十分發達的。 戰國時期的諸侯國中央和郡縣，都擁有上述各種官府手工業作坊，根據已經發現的兵器銘刻看來，并有一定的管理監造制度，此外，當時還有和小農結合的家內手工業、單獨經營的個體手工業和豪民所經營的大手工業。豪民經營的鹽鐵業戰國時期的民營的大手工業，主要有冶鐵業和煮鹽業�！豆茏�·輕重乙篇》說：官府經營的冶鐵手工業如果強迫“徒隸”去做，要“逃亡而不守”，如果征發人民去做，又要“下疾怨上，邊竟（境）有兵，則懷宿怨而不戰”，因而只有用抽取十分之三的稅的辦法來讓“民”去經營。但是，這種“民”決不是一般的農民或工商業者，當是“豪民”。這種情況一直到漢初還是如此，亦即《鹽鐵論·禁耕》所說：“非豪民不能通其利”。戰國時期經營池鹽成為巨富的猗頓，經營冶鐵成為巨富的郭縱，其經營的手工業一定有相當的規模，必然都是豪民性質的。趙國人卓氏，“用鐵冶富”，在秦破趙以后，被迫流徙到臨邛（今之四川邛崍），魏國人孔氏，經營冶鐵業，當秦伐魏時，遷到南陽（今之河南南陽附近），后來繼續經營冶鐵業成為巨富（均見《史記·貨殖列傳》）。這些人沒有被徙之前，也應該屬于豪民性質。這時豪民所使用的勞動力，“大抵盡收放流人民”（《鹽鐵論·復古》），也還有奴隸性質的“僮”。豪民所開發的礦山和海池，大體上向官府租借而繳納一定的租金。董仲舒說，商鞅變法以后，“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鹽鐵之利二十倍千古”，“漢興循而未改”（《漢書。食貨志上》）。所謂“鹽鐵之刊二十倍于古”，該是由于鹽鐵業發達，經營鹽鐵業的豪民繳納的租金很多。所謂“漢興循而未改”，是說漢代初年還是沿用這種辦法①�？磥恚瑧饑鴷r代以經營鹽鐵業成為巨富的，都是一些豪民，一些國家和地區的公社逐漸解體，農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社會分工的日益細密，促進了戰國的商業交換關系的發達，正如《孟子·滕文公上》所說，當時農民不從事手工業，可“以粟易械器”，面手工業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歷史
《荀子·王制》說，北方的特產“走馬吠犬”、南方的特產“羽翮齒革丹青干”、東方的特產“紫?魚鹽”、西方的特產“皮革文旄”，都可以在中原地方買到，形成了“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斷削不陶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足寂粟”的新局面。這種情況的出現，主要是有了商人貿易才能取得的�！渡袝�·禹貢》中所說的各州貢品，實際上也就是各地方特產�！吨芏Y·夏官·職方氏》職所說的各州特產：即兗州、青州“其利蒲、魚”，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荊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林、漆、絲、?”，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鹽”，冀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等等，與《禹貢》所述大體相同。
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
戰國時代，由于商品交換關系的發展，商人壟斷市場的事情開始出現。歷史
《孟子·滕文公上》說“有賤大夫焉，必求壟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網）市利。”就是說，在曠野的集市上，有個商人站到高地上，即“壟斷”上，東張西望，想把市利都弄到自己手里。孟子對于“壟斷”的解釋，正確反映了商業貿易史的發展進程，特別是春秋戰國間這個商業貿易史上的一個轉變過程。這些自由商人的出現，最初多是由一些小商販發展起來的，他們的地位低賤，所以孟子說“有賤大夫焉”。到春秋末戰國初，由于商業貿易的進一步發展，一些原來身居顯位的卿相，如曾經幫助越王勾踐雪過會稽之恥的范蠡，后來離越入齊，又從齊到當時屬于交通中心的商業城市陶邑，從事商業，號稱陶朱公。他采用計然的貿易理論，“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史記·越世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后子孫繼續經營，達到了富“至巨萬”。（《史記·貨殖列傳》）。又如孔子弟子端木賜即子貢，善于辭令，曾游說于齊、吳之間，促使吳救魯伐齊。他曾經商于曹、魯之間，“與時轉貨資”，大發橫財，“家累千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成了孔門七十子中最富有的一個。他“連駟緒騎”，帶著禮品聘問各國，“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史記·貨殖列傳》）。 戰國時期一些卿大夫也有一面當官，一面從事商業活動的。魏惠王的大臣白圭，就是一個以“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史記·貨殖列傳》）的辦法從事倒賣谷物活動的。他在豐年拋出絲漆，收進谷物，待到荒年欠收又售出谷物，收進手工業產品，從中牟取巨額利潤。當時商人采用這種囤積居奇，掌握時機的經商方法，已較普遍�！稇饑�·趙策三》載希寫對建信君說：“夫良商不與人爭買賣之價，而謹司時。時賤而買，雖貴已賤矣；時貴而賣，雖賤已貴矣。”這樣講究時機和囤積居奇，只有在商品經濟比較發達，商人握有大本錢時，才有可能做到這一點。戰國時期，這樣的大商富賈，不斷出現，他們不惜一切地網羅大利，正如《墨子·貴義》所說：“商人之四方，市賈信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 到了戰國晚期，投機商人更為活躍，呂不韋就是一個突出的事例。他原是個“家累千金”的“陽翟（今河南禹縣）大賈”，后把商業上的投機方法運用到政治上，認為做珠寶生意盈利只有“百倍”而“立國家之主”可以盈利“無數”（《戰國策·秦策五》）。后來，呂不韋的政治投機居然成功，出任秦之相國，封為文信侯，并取得了“仲父”尊號，一度掌握秦國大權。金屬鑄幣的發展及其形式金屬鑄幣的產生，總是同商品生產的出現和發展相平行的，它的出現又起了促進商品經濟發展的作用，同時，在生產資料私有制出現的情況下，統治階級又利用貨幣通過不等價交換來剝削勞動人民。因此，戰國時期金屬鑄幣流通量的逐漸增大，標志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又意味著農民、手工業者又受到一種新的剝削，即富商大賈通過商業交換的剝削和統治者通過發行鑄幣而進行的剝削。一種商品的價值，只存通過另一種商品才能表現出來。在多數地方，后來這種一般等價物是固定在一些金屬上，這是因為金屬不易消損，容易保持。再進一步，便用金屬制成貨幣，最初的金屬貨幣是依靠本身的價值來交換其他商品的，但后來主要是起著價值符號作用，它本身的價值越來越不重要。因此，早期的金屬鑄幣通常出現逐漸減重的過程。我國最早的金屬鑄幣，具有實物用品的形狀，正說明它是脫胎于一般等價物。戰國時期的多數貨幣，還保留著這種特點。在整個戰國時代，由于各國之間的不統一，所以各國貨幣的形制、重量、單位也各不相同。這時所鑄造的貨幣，計有四種不同的形式：布幣——形狀象農具中的鑄，?、布音近，故鏟形幣又叫“布幣”。這種形式的銅幣，當是從?這種農具在商品交換的發展中轉化而來的。主要流行地區在三晉即魏、趙、韓三國。布幣又可分為不同形制，有尖足的、方足的、圓足的，基本形式還是鏟形。
-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近三十年來，先后在山西省的原平、祁縣、永濟、侯馬和內蒙的包頭等地發現過大量布幣和鑄造這種幣的模具。這種貨幣一般都有銘文，主要是當時的地名，目前發現已有幾十個地名出現在布幣上。除山西、內蒙外，在河北、河南，以至遼寧等一些地方都有出土。在南方楚國，今天的江蘇丹陽、浙江杭州等地也曾發現過，不過其與三晉的鏟形不同。這不僅表明三晉的布幣流通較廣，而且又可看出當時的商業貿易的發展盛況，貨幣已越出了國界。刀幣——也是從工具的刀轉化而來，主要是東方齊國的貨幣。齊國的刀幣形制較大，都是尖頭。目前發現的已有早至春秋中期的，但以戰國時代的“齊法化”刀幣最為常見。“法”有制造際準的意思，“化”即貨字簡體；“法化”即“法貨”，也就是標準貨幣。齊國刀幣從目前考古發現來看，其地不止一處，但這些不同地方鑄造的貨幣，卻都有統一的“齊法化”銘文。刀幣雖然主要是齊國的流通貨幣，但其影響不小。解放前后，曾多次在燕下都發現過成捆的刀幣。河北承德地區，也在一處地方發現過成捆刀幣放在甕內，計有四千五百多枚。但是燕國的刀幣形制較小，都是方頭和圓頭，而且銘文部有“明刀”①字樣，沒有齊國的那樣精致規整。另外，在原趙國故地也曾發現過刀幣，比較粗糙，形制較小，也都是方頭或圓頭。 圓錢——早期的都是圓形圓孔，后來的多作圓形方孔。圓錢可能是仿生產工具的紡輪或玉環和玉壁形，主要流行于秦、東周、西周地區，東周與西周的一般都鑄有“東周”、“西周”字樣。早期秦國的圓錢銘文多作“重一兩”、“十二銖”、“十三銖”、“十四銖”等字樣；晚期的多有“半兩”，“兩留”字樣，這種圓錢可能是秦惠文王二年“初行錢”以后，由各地官府鑄造的。隨著秦國的強盛，這種貨幣也影響到秦國勢力所及地區。例如四川巴縣就曾發現過這一使用過的圓錢。1960年在濟南市區出土的一甕古代貨幣中，除刀幣外，還有六百多枚鑄有銘文“?”的圓錢，便是其證。
歷史
銅貝和塊形金板——楚國主要的兩種流行貨幣。銅貝又稱“蟻鼻錢”或“鬼臉錢”，這是從它的腹部平面形狀而得名。其實，它是一種仿海貝形狀的銅鑄貨幣，是沿襲古代用貝作貨幣的習慣而來的，主要流行在楚國。1963年，在湖北孝感一處地方出土有四千多枚銅貝，重達二十一公斤多。塊形的金板，又稱“板金”，它由若干小塊連在一起，每一小塊上都鈴印有方形或圓形印記。由于方印文多作“郢愛”，所以又稱“郢愛”。這種貨幣具有稱量貨幣的特點，使用時大概根據需要切下若干，再用天平稱量支付。1979年在安徽壽縣發現一大塊最多的有二十二方。鈴印文字以“郢愛”為多，“陳①楊寬：《戰國史》第111頁說：“‘明刀’的‘明’字，原作‘OD’或‘■’，當即‘?’字之省，前人誤識為‘明’。燕國銅器銘之都自稱‘?’或‘郾’，而不作‘燕’。燕國后來也行圓錢，方孔無郭的有‘?四’、‘?化’兩種；方孔有郭的有‘一化’一種，時代更晚”，說頗可取。愛”次之，“郢愛”少見，“覃金”僅一見。“郢”、“陳”都是地名，“爰”可能是一種重量單位。就是過去金文中的“郢”。“陳爰”是楚頃襄王所徙國都（今河南淮陽）所造：“■愛”可能是楚國占有今之山東郯城東北舊■國地所造；“覃金”可能是楚國所占之今山東郯城西南舊郯國地所造。這種方形金塊，大體重為當時一斤，合今二百五十克左右①。
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戰國時代的銅幣，已在民間廣泛流行。據《漢書·食貨志上》李悝說，當時的粟價：一石三十錢，最低二十錢，最高達到九十錢。據《秦律》看來，禾價每石三十錢，菽、麥的價格要比禾賤。戰國初年農民的每年衣服費用是三百錢（《漢書·食貨志上》）；而《秦律》規定官府對官奴發放衣服費用，冬衣每一成年人一百十錢，夏衣五十五錢，計一百六十五錢，較農民低。至于比較富裕者的衣服當然費得多，據云夢睡虎地四號墓出土木牘載，秦國的一個士兵曾向他母親索取五六百錢以備添置衣服。由于貨幣是當時主要的流通手段，所以當時就有了“長袖善舞，多錢善賈”（《韓非子·五蠹》）的俗諺。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后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豆茏�·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后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管子·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37462.html
相關閱讀：魯國的傳奇寡婦
戰國四大名將簡介：戰國時期實戰的最高水準
臧文仲
春秋時期的名人之芊叔為什么罷官？
鐵農具和牛耕導致春秋戰國土地制度變革說質疑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后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豆茏�·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 目錄商業城市的繁榮與“素封”的出現冶鐵業的發展與重要鐵工業青銅冶鑄技術的提高與錯嵌工藝紡織、制鹽、漆器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富商大賈的出現貨幣的流通與高利貸的產主 當時的錢幣也已用作法律上的獎金、罰款或贖罪金，《秦律》把罰款叫做“貨布”，把贖“耐”、“黥”、“遷”等罪的錢叫做“贖耐”、“贖黥”、“贖遷”。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從戰國時起又開始以黃金作為一般等價物，當時使用的黃金，每斤以斤、鎰等重量來計算，也有以金為單位的。 與鑄造貨幣出現的同時，高利貸資本也活躍起來，開始侵蝕農村。當時的商人，一方面對農民進行不等價的交換，盤剝農民，使農民“解凍而耕。暴（曝）背而耨，無積粟之實”，而商人“無把銚推耨之勞，而有積粟之實”（《戰國策·秦策四》）。另一方面又趁農民窮困，兼放高利貸，盤剝農民。當時的放債的商人也有象孟嘗君田文那樣的貴族，他在封邑薛地大放高利貸，一次就收到“息錢十萬”（《史記·孟嘗君列傳》）。孟子分析當時的農民遇到荒年時，不僅連父母都養活不起，“又稱貸而益之”（《孟子·滕文公上》），迫使一家老小拋尸露骨干山壑之中，說明當時有些農民甚至要靠告貸維持生活。高利貸的橫行，不但嚴重剝削貧困農民，而且造成了農民的大量流亡，即所謂“息愈多，急即以逃亡”（《史記·孟嘗君列傳》）。“質”“劑”的出現與“券”的應用《周禮·質人》說：“大市以質，小市以劑。”質，是一種較大的買賣用的較長的券：劑，是一種較小的買賣用的較短的券。質、劑本是買賣發生爭執或糾紛時，官府據以判斷的憑證，即所謂券“聽買賣以質劑”（《周禮·小宰》）。這時的高利貸放債，也普遍應用這種券。無論買賣用的質、劑或放債用的債券，一般都是用竹木制成，他們先把買賣的合同或借據寫在上面，然后剖分為二，由買主或債權人執右券，賣主或債務人執左券。買主或債權人便可操右券來責成賣主或債務人履行義務，即所謂“操右券以責”（《史記·平原君列傳》）。債權人在討債和索取利息時便可命債務人前來“合券”。這種債券或稱為傅別（符別）。傅，就是指合券；別，就是指個別的右券或左券。《管子·問篇》：“問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所謂別券，就是指左券而言，如果因債務問題發生爭執，當時官府就要根據傅別來判斷，這就是所謂“聽稱責（債）以傅別”（《周禮·大宰》）。券的普遍應用，也是商品貨幣關系發展與貨幣廣泛流通而產生的現象。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37462.html
相關閱讀：魯國的傳奇寡婦
戰國四大名將簡介：戰國時期實戰的最高水準
臧文仲
春秋時期的名人之芊叔為什么罷官？
鐵農具和牛耕導致春秋戰國土地制度變革說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