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浦江畔，世博園內，矗立著一幢橙黃色的廠房，滄桑而古樸。不遠處，有一片同樣色系與風格的別墅群。
80年前的暖春之日，中國酒精廠的盛大開業典禮在這里舉行。時任國民政府實業部長的陳公博親臨上海，主持儀式。國民政府元老林森、于右任，政要孫科、何應欽、陳立夫等紛紛題詞祝賀。投資方代表黃宗孝、上海工商界名人劉鴻生等3000余人參加典禮，共同見證了遠東地區最大的酒精廠在浦東誕生。位于上海世博園內的中國酒精廠廠房
中國酒精廠的成立，至少有兩方面的重要意義：第一，創建了中國的新式酒精工業，以最先進的技術、設備與管理，一步到位，實現酒精業的飛躍式發展。酒精是工業上的重要原料，此前大多輸自國外，每年的進口達500萬加侖。中國酒精廠剛投產時的年產量便達260萬加侖，并且預留出了擴充生產的硬件。出產的酒精純度為96%-97%，與世界市場上銷售的酒精純度相當。酒精廠產量與質量的齊頭并進，歸因于技術人員、機器設備與經營管理的完美結合。工廠聘請的技術人員，是國內最優秀的科學家。工業微生物學家陳?聲剛從美國學成歸來，即被高薪聘為總化學師。廠方還為高級技術與管理人員提供優渥的生活條件。陳?聲居住的別墅，便位于今天上海世博洲際酒店的別墅群內。
第二，開辟了國民政府與華僑合作投資的良好范例。1927-1937年，被譽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黃金十年，經濟領域確有上佳表現。中國酒精廠的出資方??黃仲涵總公司，是二戰前東南亞地區華人擁有的第一個和最大的財團企業。公司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鼎盛時期擁有的資產，達十五億荷盾，雄踞世界大富豪榜第13位。公司主要經營糖業，還包括貿易、航運、銀行等業，黃仲涵被譽為“爪哇糖王”。1924年黃仲涵逝世后，其子黃宗孝成為黃氏家族的新一代領軍人物。1930年代，黃宗孝開始投資國內實業，中國酒精廠便是其中最濃重的一筆。中國酒精廠的股份，實業部占10%，黃氏家族及其他股東占90%。
黃宗孝任命親信黃江泉擔任中國酒精廠的董事長。黃江泉精明強干，與時任國民政府交通部長的朱家驊早年在德國認識，曾同窗數載、情誼深厚。在朱家驊的提攜照拂下，與國內工商界素無淵源的黃江泉，得以兼任中國航空公司董事長等職務，在短短幾年內儼然成為上海工商界的知名人士。這對中國酒精廠的順利發展，及黃氏家族在上海、廈門、天津等地擴大商貿活動，無疑有促進作用。不過，正當黃氏家族意欲在祖國大展宏圖之際，抗戰爆發了。爪哇糖王、僑商黃氏家族成員：黃宗孝、黃江泉
商人的兩難：保全氣節，還是保障利益？
1937年8月13日，日軍大舉進攻上海，淞滬會戰開始。中國酒精廠因臨近浦東前線，被迫停工，大部分機器被陸續運至法租界，托用外商名義暫存。9月13日下午，日機飛至中國酒精廠所在的白蓮涇地區狂轟濫炸，前后投彈十三枚。所幸多數炮彈落在附近田野內，酒精廠所受損失較小。
面對戰事風云，廠方不得不做出抉擇。1938年10月，黃宗孝將黃江泉、廠長湯祥賢等招至香港，共同協商應對之策。當時討論的方案有三個：一是將酒精廠遷至川滇兩省，二是遷至上海法租界，三是改名為大陸酒精廠，由黃氏家族旗下大阪分公司的經理大橋龜次郎負責經營。經過詳細商討，廠方決定采取第三種方案。12月下旬，兩名日本人來公司懸掛日旗，并在大門口釘上木板，上書“大陸酒精廠”和“軍中管理”，其時黃宗孝正在上海。朱家驊寫信給黃宗孝，提出考慮到黃宗孝的地位與名譽，應盡量避免與日本人交往。為免生枝節，黃宗孝最好離滬返回南洋。不久后，黃宗孝即離開上海，黃江泉也攜帶家眷前往香港。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對黃氏家族而言是一個大轉折??上海再沒有租界的保護，黃氏企業在中國方面的總部所在地香港淪陷，印尼也于1942年春被日本占領，他們感受到了戰爭的直接威脅。
12月8日，日軍進攻香港時，黃江泉恰在上海處理業務，其家屬則在香港。朱家驊此時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他焦急萬分，在一個星期內連發數電，令潛伏在上海的國民黨黨部負責人吳開先，派遣精通英語的適當人員，陪伴黃江泉設法經過淪陷區速來重慶。
吳開先奉命后，于1942年2月終于找到機會，與黃江泉秘密晤面。隨后吳開先向朱家驊匯報：黃江泉同意待香港眷屬來滬后，一齊經淪陷區前往重慶。朱家驊在復電中請吳開先轉告黃江泉，孔祥熙因要發展糖業，希望得到黃江泉的幫助，暗示黃江泉到重慶后仍大有用武之地。朱家驊明白，作為富甲一方的商人，日方不會輕易放過黃江泉。若他與日方合作，則失去民族氣節，若反抗，則有性命之憂。而黃江泉需決定等香港的眷屬到上海后再做定奪，確有親情方面的考慮。當然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不能在此時完全放棄中國酒精廠。朱家驊，國民政府政要，歷任交通部長、浙江省政府主席、中央組織部長、教育部長
事實上，日方對中國酒精廠進行軍事管理后，曾多次與黃江泉接觸，希望合作辦廠，但黃江泉一直不能接受日方的苛刻條件。直到1942年10月，雙方終于談攏，并得到汪偽政府和日本當局的認可，欲成立中日合辦的大陸酒精有限公司。在這家公司中，中方占51%的股權，日方占49%。董事會主席由中方擔任，董事會成員則雙方各占一半。由此可見，黃江泉滯留上海要竭力爭取的，是中方在酒精廠中的優勢地位。
但是到了1943年6月，日方突然提出鑒于軍事需要，由日本駐上海的海軍武官府出面購買酒精廠，完全無視此前達成的中日雙方合辦協議。黃江泉急忙向時任上海市偽市長的陳公博求救，表示不同意售賣酒精廠。陳公博即派下屬盧祺文到海軍武官府商談，日方回答：此事已經決定，不容洽商。1944年3月14日，《申報》刊出報道：黃江泉將中國酒精廠獻納給日本人�？上攵S是被迫為之。此后，酒精廠購自英國的重要機器被運往日本，有的機器在運輸途中被盟軍炸沉大海。戰前輝煌一時的中國酒精廠，就這樣隕落于戰爭硝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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