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原來是科舉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后來卻發出要恢復科舉的感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之定性為保守和倒退，這是他對廢科舉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的理性反思。
本文摘自：《中國經營報》2015年11月02日第E2版，作者：譚洪安，原題：《眾議科舉制興廢》
張獻忠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道統是中國古代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標志，也是社會秩序賴以維系的思想基礎。清末道統的斷裂由廢科舉直接導致，而道統的斷裂，又造成了政統的失序。
科舉制度廢除，首先斬斷了讀書與做官之間的紐帶，知識群體開始被邊緣化了，獨立的知識分子階層逐漸形成。對清朝的統治來說，它造成了兩個不好的后果：一是士人階層分化，很大一部分生員進入軍隊，不少人最終走上了革命道路，成為清朝的掘墓人；二是官僚隊伍的來源更為復雜化，越來越多軍人從政，出現了“軍人政治”代替“文人政治”的趨勢，民國初年的軍閥混戰就是“軍人政治”造成的。
道統斷裂，還使整個社會秩序失去了價值支撐，意識形態陷入真空狀態。清末民初，政治成為武力的競技場，槍桿子支配一切，借此投機發跡的軍人集團則迅速占領了從中央到地方的各層要職，政治已完全無秩序可言。傳統觀點認為，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但實際上，正如當時人所感慨，“其識國家為何物，共和為何義，立法為何事者，千萬之一比例耳”。“深入人心說”即使成立的話，也只是共和的口號深入人心而已。
梁啟超原來是科舉制度的激烈批判者，后來卻發出要恢復科舉的感嘆，我們不能簡單地將之定性為保守和倒退，這是他對廢科舉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的理性反思。無論是清廷統治者，還是一般的士大夫和讀書人，對科舉廢除所引發的連鎖效應都缺乏充分的權衡考慮，沒想到它竟然關聯到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
徐辰
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博士：
我的核心觀點是，科舉制度能夠為中國古代政治提供正當性的根源，在于它是一種治國的知識，而且是一種道德意識很濃厚的知識。科舉的意義并不在于考試本身，而在于考試與準備考試期間，天下士子們對于此種知識的反復研習，從而形成了一種文化共同體。傳統的士大夫也明白“科舉害道”，卻沒有誰站出來要求廢止科舉。而傳統經典中的“知識”，皆是老祖宗們的經驗（啟蒙運動哲學家休謨也說過“古老總是造就正確”），其中蘊含的意義，并不亞于民主政治中的選票。
趙峰
中共中央黨校教授：
我在中央黨校講課時，有一個學員問：我雖然是領導干部，可我也是凡人，有七情六欲，有追求財富和幸福的權利及自由，你怎么能用圣人的標準來要求我呢？這不是以理殺人，剝奪我的自由和權利嗎？我說：“你確實有做凡人的權利和自由，但必須把你所占據的、充當價值權威的位置讓出來，讓給別人。既然你現在這樣選擇了，就沒有資格再做凡人了。用圣人標準來要求普通人，的確是以理殺人，用它來要求價值權威，卻是完全正當的。”
我想說的是，中國的科舉制度所承擔的文化功能，不是一個簡單的世俗教育問題，還有捍衛整個中華文明價值信仰的神圣性的問題。科舉制度廢除了，這是中國人的命運，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但科舉制度曾經發揮的文化功能，我們現在應該想辦法接續過來，這是必須的，也是很迫切的。
還有，如今所謂公務員考試制度，嚴格來說，充其量只是“選吏”制度。而古代科舉考試是一種選官制度，就像現代西方的選官制度，也主要靠選舉。要把這套選官制度在當代以某種方式復活還真有可能，但麻煩會很多。考試制度與選舉制度相比，社會成本可能要小一點兒，但內耗成本肯定非常大。放在今天來說，科舉選官制度的門檻，至少應該定在縣一級或以上的政府主要官員，那才是真正的選官制度。可這樣選出來的官員，恐怕很難獲得像古代的縣令，或現代民主選舉的勝選官員那樣，擁有對下屬足夠充分的任免權，這里面還牽扯到其他的種種體制，不容易辦到。至于想通過這個辦法來遏制腐敗，我覺得結果只能是按下葫蘆起了瓢，估計作用不大。
林美茂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教授：
中國文化對古代日本社會方方面面影響都很深，但科舉制度似乎是個例外。科舉制度表面上是一種教育制度，本質上卻是政治制度，是選拔政治人才的制度。日本古代的科舉制，僅僅是作為教育制度存在，根本沒有上升到政治制度的層面。從這個意義來說，不能說日本古代存在過科舉制度。
日本古代的貴族制太強大了，貴族控制著天皇以及整個政權的運行，政權是放在“私”的領域運行的，但又有一個表面上“公”的存在。“公”與“私”兩個領域的二元權力結構，往往是重合在一起的。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這個國家缺少普遍選擇人才的土壤，因為它不需要這種方式。所以，讀書的人不可能通過自身的努力向上流動，你再怎么努力也進入不了貴族階層。
這種制度現實對日本的影響是什么？因為沒有政治制度意義上的科舉，日本的讀書人進入仕途的路被切斷了，這意味著他繼續去讀書、求知，是來自于內心的需要，學習本身就是目的，要提高自己的修養和教養。而沒有某種功利的追求，只有這種純粹的求知欲，才能真正產生科學的精神，這也是古希臘哲學誕生的前提和背景。你去看日本的知識分子群體基本上都是這樣，這一點造就了日本學術人士所通常具備的批判精神，既然他的學習不是為了進入官場，所以當知識水準達到一定高度時，他對憲政之類議題就有敏銳的眼光和獨立的精神了。
任鋒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弘道書院副院長：
當初袁世凱遞的那個廢科舉的折子，我讀起來是百味雜陳的。他折子里最強調的理由之一，是外國友人不高興。為什么不高興？覺得科舉這個制度不是文明之制。應該依靠什么樣的標準，來評價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政治制度？如果是一種外來的標準，那這個標準是否恰當？從袁世凱的折子里，我們大體可以理解，當年人們對待科舉之類極為復雜的傳統社會制度時，為何那么容易產生激進主義情緒。
重新思考科舉制的現代價值，改造和吸納科舉制的精神，恰恰是我們正面推進儒家現代價值的一個最重要的途徑。君主制、國教制在今天講起來很難，相對而言，科舉制“重建”的價值更大一些。君主制、宗族制都不是科舉制最核心的條件，我認為最核心的還是“賢能選舉”。在現有的政治體制下，能否采納一種比較中庸的路徑，把它和民主、直接選舉融合起來？這樣一來，除了民意的合法性之外，還能形成更為客觀的、代表社會長期形成的共識與信念的一種新選舉模式。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526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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