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的優秀繼承人，他的曾孫漢宣帝曾一語道破漢朝政治的實質：“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王道，即儒家宣揚的以道德禮義教化為核心的仁政，它只是漢朝施政的一方面，而霸道，即以嚴刑峻法為核心的法家則為施政的另一方面。更進一步說，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后，外儒內法，即以儒家作為裝飾，以法家為核心才是漢朝真正的施政方針。
“外施仁義”只不過是漢武帝表面上倡導的意識形態，官方的宣傳，如果真的相信了未免太過天真。法家嚴刑峻法，令行禁止，信賞必罰，效率高，組織、動員性強，才能滿足漢武帝的多欲，也符合他的行為處事風格，因此漢武帝重用酷吏是理所當然的，張湯就是他們中的佼佼者。
張湯從小就喜歡審案，是這方面的天才。他先后被周陽侯田勝、武安侯丞相田?兄弟倆推薦給了漢武帝。他在處理陳皇后巫蠱案件時窮追黨羽，被漢武帝賞識提拔為太中大夫，與另一位酷吏趙禹一起制定各種法律條文，力求嚴厲細密，對官吏尤為嚴苛。張湯將趙禹看作兄長，兩人關系很好。趙禹為人廉潔、倨傲，不養食客，也不與公卿大臣有私人來往，暗中追查官員們的罪行，后來升任少府。以前趙禹是丞相周亞夫的下屬，丞相府中的同事都稱贊他清廉、公平，然而周亞夫卻不重用他，認為他雖然非常能干，無人能及，但是深文周納，行事嚴苛，不能重用，后來趙禹升任九卿后，行事果然如周亞夫所料。
張湯、趙禹共制訂的律、令總共有359章，大辟(斬首)罪409條，案例1882件，判處死罪的參照案例多達13472件。法令文書堆滿房間，法官也看不完。沒人能完全掌握如此龐雜的法律，正好給了酷吏們上下其手，玩弄法律條文、制造冤假錯案的機會[2]。
張湯升為廷尉，位列九卿后，與天下名士大夫來往，雖然內心里他對這些人很不以為然，但表面上還裝作很仰慕。當時漢武帝喜歡儒學，因此張湯也想投其所好，審案也要附會古代的經典，還請專門研究《尚書》、《春秋》的博士充當他的下屬幫助斷案。張湯在上奏疑難事件時，必定預先為漢武帝分析案件的原委，得到了肯定，就將漢武帝的意見制定為法律條文，以宣揚他的圣明;奏事被批評，張湯就謝罪，然后揣摩漢武帝的意見，說他的下屬們也是這個意見，但是因為自己愚笨，不加采納才弄錯了，因此常常被寬恕;如果奏事受到表揚，張湯也說這不是他的本意，而是他聽取了下屬意見的緣故。張湯要推薦某人，就會揚其善掩其過。如果漢武帝想要治某人的罪，張湯就會窮治;如果漢武帝想要赦免某人，他就會與下屬想著法子減輕其罪行。如果審問的罪犯是豪強大戶，張湯必定曲解法律條文嚴厲治罪;如果審問的對象是弱勢底層，他就去見漢武帝為其減輕罪行。
張湯對于高官非常尊敬禮貌，經常送給他們的賓客飲食;對于故人子弟無論是當官還是貧窮的都照顧得很周到，更是不避寒暑拜訪高官;所以張湯雖然審案嚴刑峻法且并不公平，但在官場的聲譽卻很好。他的下屬們雖然執法嚴酷，卻依附于那些儒學之士，因此儒學丞相公孫弘多次稱贊張湯。兩千多年前的人們也知道披一層儒學的皮能掩蓋自己的本質，以博取好名聲，如同現在大把的所謂“儒商”、“儒官”。
張湯在辦理淮南、衡山、江都三位諸侯王的謀反案時，不留余地，窮追猛打，株連殺掉了好幾萬人。漢武帝原本不想追究卷入此案的莊助與伍被，張湯卻一反自己事事逢迎的習慣，力爭將這兩人處死，他多次通過類似的手段清除掉同事，用來作為自己的功勞。漢武帝因此認為他秉公執法，既忠心又能干，將他提拔為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
匈奴渾邪王等部投降漢朝后，又大舉發兵征伐匈奴，正逢山東地區水旱災害，災民流離失所，全部需要政府接濟，文景以來的國庫積蓄為之一空，甚至連跟隨衛青、霍去病北伐的士兵薪水都發不出[3]。于是張湯又秉呈漢武帝意旨，主持國家的經濟工作，改變了漢文帝制定的經濟自由主義、藏富于民的方針，而是采用了“國進民退”的新經濟政策，鑄造白金及五銖錢，以獲取鑄幣稅，又將天下的鹽業、鐵礦冶煉業收歸國有，由國家壟斷其生產與買賣，擴大征稅范圍、提高稅率，打擊富裕階級與中產階級。
元狩四年(公元前117年)任命齊國的大鹽商東郭咸陽、南陽的鐵商孔僅為大農丞(大農的屬官)，主管鹽、鐵生產、經營事務，而洛陽商人出身的侍中桑弘羊因精于計算也參與籌劃，三人對于經營、斂財都非常精通。鹽鐵專營的方案就此確定，認為山、海的資源都是屬于皇帝的，因此鹽、鐵要由政府專營，如果有人違反私人經營，不僅要沒收他們的生產器具，還要砍掉他們的左腳。于是又任命了很多商人充當官吏便于壟斷鹽鐵生產、經營。但是由于壟斷，缺乏市場競爭，政府所屬的治鐵工廠制造的產品質量低劣，卻價格高昂，還要強迫民眾購買。
同年，漢武帝命令少府鑄造白金幣，所謂的白金就是白銀，但還摻雜了錫，以龍、馬、龜為紋樣，號稱“白金三品”，規定其價值分別為三千錢、五百錢、三百錢，完全是一種赤裸裸的盤剝行為;同時又鑄造發行了三銖錢[4]，但僅過了幾個月，主管部門認為三銖錢太過輕薄，容易被盜鑄，于是又命令各郡國鑄造五銖錢;雖然法律規定“盜鑄諸金錢罪皆死”，但仍然是“吏民之盜鑄白金者不可勝數”[5]。自從鑄造白金、五銖錢后的幾年內，因犯盜鑄犯法者太多，無法全部誅殺，吏民盜鑄金錢應該判處死罪，并被赦免的就達數十萬人。漢武帝又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巡視各郡國，舉報盜鑄錢幣謀利的豪強富商以及太守、諸侯國相。為了確保新經濟政策的順利推行，漢武帝重用御史大夫張湯，又提拔減宣、杜周、義縱、尹齊、王溫舒等一幫酷吏為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的主要助手)、九卿，派遣直指(特派員)巡視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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