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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李潤文 《 中國青年報 》（ 2015年09月02日 03 版）

掃一掃參與“尋找先輩的抗戰記憶”活動

郁達夫（右一）（資料照片）

“我們家一門仨烈士，我祖母因日軍入侵拒做亡國奴絕食而死，我大伯父在上海法租界任大法官被汪偽特務暗殺，我父親抗戰勝利后被日軍殺害，國仇家恨，構成了極為悲壯的抗戰史實。”在南京市鼓樓區的家里，郁達夫的女兒郁美蘭含淚講述著家庭抗戰往事。

1945年9月17日，著名作家郁達夫在印尼蘇門答臘西部市鎮被已經宣布投降的日軍殺害。第二天，他的小女兒郁美蘭出生。

2014年9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公布第一批在抗日戰爭中頑強奮戰、為國捐軀的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體，郁達夫位列其中。“我父親雖然不是共產黨員，卻是在共產黨的影響和領導下從事抗日活動十多年。”郁美蘭鄭重地說。

郁達夫早年留學日本，與同為留日學生的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鄭伯奇組創文學團體“創造社”。“九一八事變”后，郁達夫積極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大聯盟，寫了不少文章抗議日本侵略，宣傳動員群眾，促進全民族抗戰。

郁達夫和魯迅是摯友，他與魯迅、茅盾等43位作家發表了《告世界書》，號召全世界無產階級和作家支援中國抗日。

1936年2月，郁達夫應當時國民政府福建省主席陳儀之邀出任福建省參議兼公報室主任。在福州，郁達夫號召文化界積極開展抗日救亡活動，1937年8月成立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協會”，他被公推為理事長。

1938年3月，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戰協會在武漢宣告成立，會上周恩來和郭沫若相繼發表演說，郁達夫被選為常務理事，任研究部主任以及《抗戰文藝》編委。

臺兒莊大捷后，郁達夫受命作為特使率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代表團到臺兒莊勞軍，巧遇想去臺兒莊考察、但未獲批準的美駐華武官史迪威。后經郁達夫協調，李宗仁答應史迪威到臺兒莊考察。史迪威后來寫了一篇關于臺兒莊戰役的詳細報告，在一份軍事雜志發表，在美國政府和軍方引起了很大反響，促使美國開始對華援助。這次前線考察讓郁達夫受到了極大鼓舞，他回到武漢寫了一系列文章，熱情謳歌了中國軍民堅決抗戰的英雄氣概。

1938年末，應新加坡《星洲日報》邀請，郁達夫前往新加坡參加抗日宣傳工作，在船上他寫下了《歲朝新語》，堅信“中國決不會亡，抗戰到底，一定勝利”。到達第二天，郁達夫連生活都沒安排好就寫下了《估敵》一文，堅信“最后勝利，當然是我們的，必成必勝的信念，我們決不會動搖”。文章引發了強烈反響。

在擔任《星洲日報》主筆期間，他還同時編四五種刊物，發表了400多篇支援抗日和分析國內外政治、軍事形勢的政論、雜文、文藝雜論等，宣傳抗日，海外華僑紛紛捐款捐物支持抗戰，許多華僑回國參加抗戰。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新加坡文化界同仁在中共黨員、《南洋商報》主編胡愈之的領導下成立“星洲華僑文化界戰時工作團”，郁達夫任團長兼任干部訓練班主任，胡愈之任副團長。1942年年初，郁達夫出席了由陳嘉庚領導成立的“新加坡文化界抗敵聯合會”成立大會，被選為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聯合會主席。成為新加坡華僑抗日領袖之一。

1942年2月，新加坡淪陷后，胡愈之、郁達夫等參加抗戰委員會的28位文化界人士流亡到印尼蘇門答臘島中西部的巴亞公務市，郁達夫化名趙廉，開了一家“趙豫記”酒廠，后來日本憲兵得知他精通日語，脅迫他當了7個月的翻譯。其間，他暗中救助、保護了大量文化界流亡難友、愛國僑領和當地居民。

郁美蘭說：“我父親知道胡愈之是共產黨員，對他十分信任，胡愈之他們關門開會，我父親就給他們放哨。遇到大事難題，他經常說，我找老金（胡愈之化名金子仙）商量商量。”

抗戰勝利后，陳嘉庚曾對中共黨員國外統一戰線負責人夏衍說：“那時郁達夫不僅掩護了我，還援救了許多被日本人逮捕的華僑。”一位馬來西亞共產黨負責人說：“沒有他的幫助，我們的組織會遭到不可補救的損失。”

由于漢奸告密，日本憲兵開始全面調查郁達夫，并準備對郁達夫在內的南下文化界人士實施大屠殺。身處險境的郁達夫安排胡愈之等人先行離開印尼。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因為郁達夫擔任翻譯期間見證了日軍殘暴行為，日軍憲兵知道郁達夫的影響力，因為怕他以后揭露日軍罪行，在撤離印尼前夕秘密殺害了郁達夫。

胡愈之曾這樣評價郁達夫：“在中國文學史上，將永遠銘刻郁達夫的名字，在中國人民反法西斯的紀念碑上，也將永遠銘刻郁達夫烈士的名字。”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5944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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