繼幫會公開化、合法化后，幫會開始向新型社團轉化。規模最大的當數杜月笙的恒社、黃金榮的忠信社、張仁奎的仁社，其成員遍布社會各階層。建社風起，為上海青幫勢力的空前發展搭建了一個平臺。其他的還有楊虎的興中社、金廷蓀的銘社、王曉籟的升社、鄭子良的俠義社等。
可以說，“四·一二”政變給上海幫會，尤其是青幫帶來的最大轉折，就是幫會由原先的秘密狀態走向公開化。既然公開化了，幫會分子當然也得講究公開的身份。好在這并不難，他們有的是錢，用斂到的干不凈的錢，投資工商企業。在這條道上，幫會中的大亨、聞人左右逢源，政局動蕩，社會不靖，給了他們機會。
杜月笙等大亨、聞人進入企業界，有些資本家為了生存和發展，就選擇他們做保護傘。據1934年杜月笙的恒社理事會印發的《恒社社員錄》記載，這年來自商界的社員有一百二十人，占總共二百二十三名社員的百分之五十四。
黃金榮與杜月笙有所不同，黃金榮的資金多投入了娛樂業，如經營共舞臺、大舞臺、黃金大戲院等。后來囿于身體和其他方面原因，黃金榮將這些娛樂實體分別租給張善琨、范恒德、金廷蓀經營。
此時，對于杜月笙在花錢上的另一番現象也應該一提，那就是賑災。如1931年國內遭受水災，已踏進仁濟善堂、中國紅十字會等機構，進入“慈善家”行列的杜月笙，也是身體力行，他的行為確實是具有號召力的。當時杜月笙每行善事，報紙上總會出現鳴謝“大善士杜月笙”的大幅廣告。
繼幫會公開化、合法化后，幫會開始向新型社團轉化。規模最大的當數杜月笙的恒社、黃金榮的忠信社、張仁奎的仁社，其成員遍布社會各階層。建社風起，為上海青幫勢力的空前發展搭建了一個平臺。其他的還有楊虎的興中社、金廷蓀的銘社、王曉籟的升社、鄭子良的俠義社等。
杜月笙的恒社是在陸京士（時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候補委員）等人的策劃下成立的。社址最初設在法租界愛多亞路息廬，后因租價昂貴遷至馬浪路39號。據朱學范回憶，這個社名是章士釗起的，取意于“如月之恒”，以稱頌杜月笙。郭蘭馨《杜月笙與恒社》中說，恒社之名系陳群所起（陳那時正在替杜辦正始中學），取之于“自強不息如日月之有恒”。恒社的社徽呈圓形，中間一口銅鐘，鐘外壁正中為一新月。朱學范說：“鐘表示為發聲之源，‘聲’字與‘笙’同音，加上月芽，就成為‘月笙’�！标P于社徽，郭蘭馨說：“周圍十九顆星，繞成花邊，中間一個大笙，旁有斜月，寓‘月笙’名字。十九顆星暗示恒社理事人數，標志著眾星拱月。”
恒社的組織宗旨是“進德修業，崇道尚義，互信互助，服務社會，效忠國家”。設有常務理事、常務候補理事。恒社的成立得到了國民黨政府社會部的批準，在法租界注冊登記。1933年2月25日恒社舉行開幕典禮，法租界當局特派總監到場祝賀。當時恒社設定的入社門檻頗高，社章規定，入社“須經社員二人以上之介紹，經理事會審查通過，填發社證”。所謂審查，就是審查申請者是否有一定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在《恒社社員錄》中，有三星鐵廠經理張子廉，警務人員，上海市社會局科長張秉輝、許也夫，財政部視察員何紹芬，還有律師，軍界中人。工界中有上海市總工會主席朱學范，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陸機云，上海郵務工會委員張克昌，全國郵務工會委員趙樹聲。學界中有上海樂華女中校長陳亞夫，滬北中學校長馮一先。黨務中人除了陸京士，還有上海市黨部委員陳君毅，上海市黨部第六區委馮憲成，漢口市黨部委員吳紹澍。
接納這些人，杜月笙借以自重。杜月笙對這些人的控制欲也很強。恒社仍不乏幫會組織的色彩。如入社者得投帖拜杜月笙為老頭子，行拜師禮。先用紅帖子寫明自己祖宗三代，再寫上“愿拜門下聽從訓誨”，然后由介紹人和本人簽名，在約定日期備齊一份與本人身份、財產相對應的“入社禮”，往杜家行禮。杜月笙后來盡管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努力想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但不可能實現真正的脫胎換骨。
郭蘭馨將恒社成員歸為三種類型：“（一）初期的小徒弟，是些小流氓、包打聽、巡捕、賭徒之類，為數不多。（二）當地富戶殷商的子弟，他們在租界里怕綁票，怕受欺侮，有時也想沾便宜，于是走門路，送重禮，進了杜門就有了保障，這類人人數也不很多。（三）自己在社會上有些活動能力，也有活動門路，但也有阻礙，未能暢所欲為，難以貫徹個人的志愿和企圖，認定杜月笙的社會地位和勢力正是本人名成利就的因素，這類的人最多，而且各色人等俱有。當時的上海灘是人吃人的世界，中外冒險家的樂園，有形形色色的人正在安排圈套損人利己，張牙舞爪，還有些人雖然不一定想吃別人，但也擔心吊膽防著被人吃掉。這許多人都急于找靠山，鉆門路，杜月笙既經成為此時此地最響亮的吃得開的人物，當然也就成為具備靠山條件的對象了�！�
恒社有《恒社月刊》，該刊記載，1936年10月31日，為慶賀蔣介石五十歲生日，在黃家花園舉辦活動儀式前，恒社為“表示吾同人擁戴領袖愛護國家之意”，經第十一次理事會和第六次常務理事會議決，將此前6月29日晚起該社平劇組在新光大戲院演劇的籌款，所得票款扣除應需開銷外凈余2026.30元，于7月21日悉數解送中國航空協會，“捐作購機（為蔣介石）祝壽之用”。
繼恒社而起的是張仁奎的仁社，社名取自他名字中的仁。關于張仁奎，前文已有所交代，張仁奎于北伐軍到達南通時辭職，1928年10月，由黃金榮、高士奎、曹幼珊等人迎至上海居住。第二年，上海發生了中國國貨銀行總經理朱成章遭綁票案，當時曾哄動上海。
事情起因于朱成章與靜安寺和尚商定租借一塊地皮，準備建房，且已向地政局備了案，辦好了手續。偏偏這時候張嘯林也看中了這塊地皮，托人與靜安寺方面交涉。鑒于張嘯林的為人不正，靜安寺方面情愿以低價租給朱成章。張嘯林遂與朱成章商量，也遭到朱成章拒絕。
此后不久的一天，朱成章從愚園路寓所與護士鄧小姐及女兒乘車外出，車剛開到弄口，一旁突然閃出一個陌生人，邊開槍，邊讓停車。朱成章因此被綁架，并且被子彈擊中小腹。人于當晚贖回，即被送往海格路（今華山路）紅十字會醫院救治，終以傷重不治而死。
據國貨銀行庶務周子斌說，那天他到楊樹浦路底去贖朱成章時，朱躺臥在田塍內，已氣息奄奄。與何人接洽，贖票的鈔票是用麻袋裝的，外加火漆印，數目多少，他沒有點過。銀行界因為朱成章出事，人人自危，籌商應付的辦法。結果，由交通銀行錢新之請出了張仁奎，把張供養在海格路范園，以示鎮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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