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遷去臺，蔣對為何丟失大陸，有過一番痛定思痛后，他眼里的胡適，卻已變成了一個“無恥”的政客、“狐仙”，成了他最痛恨的知識分子。胡適(右二)陪同蔣介石視察“中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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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在日記里秘密痛罵胡適“無恥”、“蟊賊”、“野犬”

眾所周知，胡適畢生，致力于要在體制外，做蔣介石的“諍友”;蔣亦努力將對胡的禮遇，維系至其去世，并贈挽聯，贊其為“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二人之交往，似乎堪稱威權領袖與自由知識分子合作之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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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典范”，在大陸時期，或許名副其實。但播遷去臺，蔣對為何丟失大陸，有過一番痛定思痛后，他眼里的胡適，卻已變成了一個“無恥”的政客、“狐仙”，成了他最痛恨的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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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時期，蔣對胡的基本處理方式是：一面在公開場合極盡尊崇，一面在日記里極盡痛罵。譬如，1957年，蔣盛邀胡回臺主持“中研院”,并親自參加胡的就職典禮。同時，又因胡堅持“中研院”工作重心應是“學術”，而非“反共抗俄”，蔣遂在日記里罵胡適“狂妄荒謬”、“心理病態已深”，詛咒他恐將“不久于人世”。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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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似的秘密痛罵很多。如：1958年5月10日，蔣在日記里嘲諷胡的“獨立學者”立場，不過是做官、討錢的遮羞布，并因此懷念起蔡元培“之不可得矣”;同年，因胡勸蔣拆分國民黨，搞多黨政治，5月30日，蔣又在日記中罵胡“無道義、無人格”，只知道“賣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而不顧“國家前途”，其人“不僅狂妄，而且是愚劣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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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1月，胡適勸蔣不要第三次連任“總統”，蔣氏聞知，又在日記里嘲笑胡適乃是“無恥政客，自抬身份”，“不知他人對之如何討厭也，可憐實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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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雷震案”爆發，胡適對雷震的同情再度引發蔣的痛恨。蔣在日記里罵胡：“實為一個最無品格之文化買辦，無以名之，只可名目‘狐仙’，乃為害國家，為害民族文化之蟊賊。”“此人徒有個人而無國家，徒恃外勢而無國法，只有自私而無道義，其人格等于野犬之狂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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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種痛恨，與蔣去臺后對丟失大陸的反思有很大關系

蔣之所以屢用“無恥”這樣重的詞痛罵胡適，是因為在他看來，胡根本不懂政治，偏偏又喜歡以其“自由主義學者”的影響力摻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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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對革命之學者身分，滿心想來操縱革命政治，危險極矣。……以若輩用心不正，國事如果操縱在其手，則必斷送國脈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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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在臺對蔣的基本政治訴求，無外乎“憲政”、“民主”兩條。而在蔣看來，其之所以丟失大陸，恰與這兩條有密切關系。1949年1月，蔣在日記中反省道：

“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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ㄠ962年2月24日，胡適去世。蔣在日記中寫道：“晚，聞胡適心臟病暴卒。”

注釋：

①陳紅民、段智峰：《差異何其大——臺灣時代蔣介石與胡適對彼此間交往的記錄》，《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本文引用蔣氏日記，凡未特別注明者，均轉引自該文。②“總統府”事略室編：《事略稿本》，1949年1月22日。轉引自蔣永敬，劉維開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 1945-1949》，山西人民出版社2013，P310。③蔣介石：《革命·實踐·研究三個名詞的意義和我們革命失敗的原因》，轉引自蔣永敬，劉維開著：《蔣介石與國共和戰 1945-1949》。④章清：《“胡適派學人群”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278-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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