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徐恩曾)我前后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后又想回到敵人懷抱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
顧順章簡介：(1904年-1935年)，上海人，共產黨早期領導人，地下情報人員，中共秘密特務組織中共中央特科的負責人。1931年被捕后投降國民政府，由于其掌握大量共產黨的核心機密，致使中共地下黨組織遭受巨大的破壞，多名中共地下黨員遇害，被稱為“中共歷史上最危險的叛徒”。1935年被國民政府以秘密聯絡共產黨為由處死。
顧順章剛剛加入國民黨陣營就迅速適應了新身份。后來他還偷偷摸摸與戴笠勾結，幫軍統訓練特務……并且挑撥中統和軍統之間的關系，弄得徐恩曾跟戴笠老死不相往來。而他手中的特權也越來越多，私心逐漸膨脹!于是有了以后，他竟然還企圖成立新共產黨與共產黨、國民黨分庭抗爭!但是顧順章的預謀還是被老奸巨猾的徐恩曾識破，最后將他除掉。
徐恩曾回憶：“我所引以為憾的這位在初期反共戰斗中具有特殊貢獻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在民國二十四年的春天，因和敵人重新勾結而被處刑。由于他的不安分的本性，我雖盡量優容他、款待他，是他的生活方面不感到欠缺，不料日子一久，他對這樣的生活仍感到不耐，他的個性需要有刺激，他要找政治上的出路，他不愿像我們這樣做不求人知的工作。最初，他在我們這邊找出路，找不到，于是又偷偷摸摸去和共產黨勾結。
事發的前幾個月，我們在上海破獲了中共的地下總部，搜獲一部分文件，其中有關于我的內部人事和業務情況的調查報告，這些材料無疑是我的內部工作人員中透露出去的，有人曾懷疑到他，但是沒有其他佐證，故未采取任何行動。不久，經過一個新近被捕轉變的共產黨分子的證實，上述材料確是他報告的。我才開始對他注意，但只是警戒而已!又過了不久，我派在他手下做事的工作人員向我報告，他有實施暗殺計劃后，逃亡江西赤區的準備，于是我們對他的最后一點希望也只好放棄了，我前后經辦和他同等重要地位的共產黨分子的自新轉變案件，不下五、六十起，顧順章是唯一的轉變后又想回到敵人懷抱的一個，我愛惜他的才具，至今仍以不能挽救他而感到惋惜!”
可見徐恩曾對顧順章是又愛又恨!愛他的才能，卻恨他的“不安分”!而顧順章也正因為自己的不安分而引來殺身之禍。
1931年石友三起兵反蔣：一個月里六萬大軍土崩瓦解
這使我很難解決，河南是劉峙的，怎么肯讓，李培基是老國民黨，也不能讓，何況傅作義部駐綏遠，也不會讓他去。這時中央派張群到北平來和我商量，我說：“有一個辦法，在黃河以北劃彰德(安陽)、衛輝(汲縣)、懷慶(沁陽)三府做他的防區。”張群說：“劉峙怎么肯答應!”此案擱淺。提到綏遠，我說：“李培基、傅作義二人都不會答應的，而且綏遠在我后面，我也不肯。”中央希望石往北邊來，我們希望石往南邊去，而此時石已準備發動叛變。
社會上還傳說張學良欲將石友三部調往黑龍江墾殖，《大公報》記者特意為此事采訪張學良，張表示：“此中有誤會，石部原系六師，縮編后為三師。日前編余徒手兵若干，調往黑省補充。故有此誤傳，實非全部移防。”張學良的回答雖非調石部“全部移防”，但要把石裁撤一半，把編余的三個師人員遠調黑龍江補充東北軍，已是明白無誤的事實。這自然引起石友三更大的不滿和猜疑。從戢翼翹的話中也不難看出，無論是蔣介石還是張學良都對石友三缺乏信任。“中央希望石往北邊來，我們希望石往南邊去。”雙方均想借對方之手處理掉這塊難纏的石頭。
石友三看到自己的命運岌岌可危，不能不另做打算。恰在此時，蔣介石因約法問題同胡漢民決裂，并將胡扣壓于南京，引起國民黨再次分裂。黨內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的太子派以及西山會議派等領袖紛紛南下廣州，成立同南京相抗衡的“非常會議”和國民政府，形成寧粵對峙�；浄竭�積極聯絡北方原有的反蔣勢力，希望藉此擴大反蔣同盟。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石友三看到了機會。他想借蔣介石全力對付粵方，無力北顧之機，進一步擴大自己的勢力。如果沒有寧粵對峙這個新出現的局勢演變，他即便心存疑慮和不滿，也不敢拿自己有限的實力同蔣硬拼，否則他就不會在中原大戰后期為了保存實力而再一次降蔣。
二
石友三這次反蔣，首先將攻擊目標鎖定在張學良身上。他知道單靠自己那點力量來反對蔣、張是遠遠不夠的，需要取得更多北方軍人的響應和支持。而閻、馮兩軍在中原大戰中的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張學良率兵入關擁蔣造成的。為了生存，閻、馮所部不得不暫時依附于張。但他們內心對張學良懷有相當強烈的不服和不滿情緒。為此，石友三開始四處活動，聯絡原西北軍同僚和晉軍共同倒張反蔣。此舉得到的反應又似乎對他相當有利，這就更增強了他反蔣的決心
最先表示支持石友三的是原本同屬西北軍的孫殿英。5月17日，當孫殿英得知石有倒張反蔣的念頭后，致電石友三明確表示：“兄與弟生死與共，弟勝即是兄勝，兄敗即是弟敗。榮辱所關全賴我弟擘畫。”
這件事又不只是石友三在暗中活動。廣州“非常會議”成立后，積極聯絡北方反蔣，并推舉鄒魯“北上和閻、馮及北方諸部聯絡”�；浄降男袆恿⒓蹿A得了閻錫山、馮玉祥的回應，二人紛紛召集舊部布置，形成更大規模的計劃和動作。
閻錫山首先通過賈景德轉告孫殿英：“對方如攻漢章(石友三)，晉軍應以重兵援助，否則大家應推韓向方(韓復榘)為領袖，則北方方能大成。”此后，雙方往來不斷。“閻派續鶴亭到石友三處，石派何民魂同續某來并(太原)，向各將領接洽。”據閻的親信徐永昌回憶：“在此一段時間內，閻先生與各將領的信，都是教幫石友三驅逐張漢卿，各將領亦均同意。”閻錫山還密“派盧豐年回晉，攜有給五臺將領之款項及密令”。晉方將領隨后派代表孫楚“正式與宋(哲元)、龐(炳勛)接洽，商議大體計劃，并派代表赴濟晤韓，表示推戴。向方與石均極努力”。馮玉祥也致電孫科，對其“仗義粵中，誓除獨夫，調和各方意見，建設革命政府”深表欽佩，并指派“唐悅良同志代表赴粵，報告一切”。
石友三、孫殿英的異動雖尚在醞釀中，但已為蔣介石的情報系統獲悉。寧粵對峙已令蔣介石相當緊張，北方政局的不穩，更令蔣感到舉足無措。5月15日“晨未明”，蔣起床考慮“南北戰局，甚為躊躇”，曰：
我如沈機觀變以取守勢，則主動之機不能操自我矣。蓋敵方之計劃，必待我軍進攻時，則北方乘機而動也。故我甚欲先解決石、孫，取雜部，平定北局，然后再攻廣東。然此時猶多不便，我若對石、孫取攻勢，恐引起其他部隊之誤會。余乃決定如粵不設偽府，則取放任態度，以待北局之開展。而運用方法使粵桂內訌，使石、孫速變。一面剿匪，一面準備，以待時機之成熟可耳。
為此，蔣介石乘張學良赴京出席國民會議之機，極力拉攏，希望利用東北軍力量安定北方。張返平前，蔣一次性饋贈現金三百萬，并親自到機場送別。張學良回到北平后即借口東北軍換防，于6月中旬由關外調入大批東北軍。同時，蔣還密電在北平的張群：“據確報：閻有手令，且委徐次辰(徐永昌)代總司令。晉將領須待次辰回晉，方能決定態度，請設法制止之。”并指示王樹翰：“最好留次辰在平，暫勿返并。”
東北軍突然調大軍入關，立即引起閻、馮舊部的緊張。孫殿英向石友三分析這一動向時表示：“東北軍進關原因，欲解決石、孫兩部，并委于學忠為前敵總指揮，即日率第一軍出發平漢路。望弟嚴加戒備勿懼為要。”孫并向石保證：“兄一生好作險事，主義拿定，毫無顧忌。弟如將討賊通電發出，兄即率部出動，絕不能負心、負友，稍涉遲延。”
地方實力派同中央政權之間的互動中，盡管對蔣介石的統治有著各自不同的不滿或不服，但在一波又一波最初看起來聲勢浩大的反蔣抗爭中又不能團結一致，而是各有打算，彼此相互猜疑，甚至口是心非。他們之間有時的相互拆臺，未必都是出于主觀上助蔣，而是希望利用蔣所處的被動地位，同中央政府討價還價，以此追求更大的利益。這些弱點，自然便于為蔣提供機會分化收買，各個擊破，并最終瓦解反蔣派的挑戰。
蔣介石掌握著中央政府，又為他打擊地方實力派的反抗提供了三項別人無法獲得的優勢：一是擁有中央名義，師出有名。這在中國社會長期存在“名不正則言不順”的傳統習慣下，是非常重要的;二是可以通過交換部分權力，以封官許愿的方式，重新分配中央資源，以此分化對方;三是掌握著無人能夠比擬的中央財政，利用“銀彈”，為收買中間派提供了經濟上的有力保障。蔣介石在打擊石友三的反叛中，將以上優勢運用得淋漓盡致。
盡管如此，處在半封建經濟條件下的中國社會，中央政府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蔣介石始終不可能完全消除分散在各地實力派的全部勢力。因此，中央政府和地方實力派的關系問題也就始終或隱或顯、或起或伏地存在于這段歷史的全過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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