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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 年12 月12 日的“西安事變”是歷史學家公認的國共關系史上的重大事件。它結束了國共之間的內戰,為兩黨第二次合作鋪平了道路,意味著中國抗日戰爭的開始。有關西安事變的研究,一方面可加深對1930 年代蘇聯對中國影響的理解,同時亦可深化人們對太平洋戰爭后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在政治上獲得成功的認知。

除了上述重大意義與影響外,關于西安事變,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西安事變的最終解決與歐洲列強的關系便是其一。與此相關,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長齊亞諾在事變解決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值得引起特別關注。作為一名前外交官,齊亞諾之發跡,主要因為他與墨索里尼女兒的婚姻。作為墨氏的女婿,他在法西斯政權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他起初擔任新聞及宣傳部長,1936 年6 月出任外交部長。此前,他曾在中國任職數年,1931 —1933 年“滿洲”危機期間,出任意大利駐上�？傤I事。正是由于這一經歷,他獲得了關于中國的親身體驗,并結交了許多國民黨政要,其中包括總司令蔣介石。他和張學良之間的個人友誼也開始于此時。

張是西安事變中大名鼎鼎的主角。張于1933 —1934 年訪歐期間,曾是齊亞諾位于托斯卡納盧卡附近莊園的座上客。早已為歷史學家所指出且眾所周知的是,西安事變期間,齊亞諾利用其與張學良的私交積極營救蔣介石。但據我所知,幾乎沒有學者從當時意大利對華政策,或意大利全球外交戰略的角度,來解釋他的初衷。

在這里,我試圖以意大利外交部歷史檔案館的原始檔案為主,輔以其他資料,探討這一問題。在我們考察意大利應對西安事變的外交反應之前,似乎有必要簡要勾勒一下中國在當時意大利政府的外交戰略中的位置。20 世紀初意大利在天津擁有少量的租借地。1922 年,意大利簽署了九國公約。該公約重申了華盛頓會議所確立的維護中國主權完整及門戶開放的原則。意大利對1927 年后新成立的國民政府采取友好態度。在1930 年代,它奉行積極扶植國民黨的政策,幫助南京政權建立現代化海、陸、空軍。1933 年,財政部長宋子文訪歐前夕,中意之間簽署了有關財政合作的協議。

除了上述支持外,1930 年代前半期,意大利政府先后向中國派遣了兩個軍事考察團。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航空方面的考察團,似乎在東亞充當了先鋒和領導角色。它的一舉一動均為日本方面密切關注。1934 年,日本駐意大使曾向墨索里尼抗議意大利向中國提供軍事援助,并出售武器。而在當時,對1929 年經濟大蕭條后正在積極尋求新的貿易出路的意大利工業而言,中國是一個充滿希望的市場。

由于在中日沖突的開始階段,意大利政府采取親華的立場,日本政府于1934 年“天羽聲明”前夕,通過其駐東京大使館向意大利提出正式外交抗議。盡管自1920 年代后半期以來,意大利對中國政府的修訂新約行為采取溫和態度,然而時至1935 年,中國與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已呈密云不雨之勢。1935 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當時非洲大陸唯一的獨立國家,也是日內瓦國聯成員國———的行為,引發了支持日內瓦公約的盟約國之間的國際紛爭。它們擔心意大利公然違反國際公約的做法會被納粹德國所利用。正是在這一形勢下,出乎意大利人的意料,他們發現自己居然與1933 年宣布退出國聯、以“朝陽”自詡的日本“同舟共濟”了。

但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對華政策并未在此時立即改變。甚至在1935 年12 月中國代表團支持英國提議,投票贊成國聯大會通過對意大利實施經濟制裁以后,中國財政部長孔祥熙仍向意大利駐華大使一再保證稱,制裁有名無實。此后,中方再次保證,待風平浪靜后,意大利與國民政府的合作將恢復正常。盡管后來由于強制性制裁的執行,和日本承認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亞,致使意中關系受到影響,但意大利對華政策并未發生根本性的逆轉。齊亞諾作為意大利新聞及宣傳部長,主張反對日本,建議輿論采取親華傾向。在埃塞俄比亞危機期間,意大利的輿論界表達了不同的聲音,這表明當時意大利政府內部對遠東政策存在不同路線與派系。

然而,意中關系受到完全來自歐洲內部政情變化的嚴重沖擊。1936 年7 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因為墨索里尼支持佛朗哥將軍發動叛變,而蘇聯支持共和政府,蘇意關系迅速惡化。蘇聯已于1935 年加入國聯,受埃塞俄比亞事件的影響,蘇意關系已陰云密布。1935 年至1936 年間,法蘇結盟后,意大利開始擔憂地中海地區勢力均衡將受到影響,尤其恐懼蘇聯借干涉西班牙內戰之機,擴張自己的勢力。齊亞諾密切關注中國的形勢,注意到國民黨內部有一種試圖通過聯蘇、聯共實現共同抗日的傾向。他認為如果蔣介石與斯大林合作的話,由于蘇聯在航空事業方面的競爭力,意大利在華利益將會嚴重受損。而且他意識到日本在東亞的威脅,將有助于牽制蘇聯

積極干涉西班牙事務。這一考慮最終導致意大利轉向親日。然而,并沒有證據表明,齊亞諾十分了解蘇聯或者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之間復雜而微妙的關系。他僅僅視中共為莫斯科的跟班。1935 年8 月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對意大利的猛烈攻擊,致使意蘇關系進一步惡化。

同樣應該指出的是,1936 年秋,意大利與納粹德國的外交關系處于平靜的恢復階段,基本與中國事務無涉。這一時期,齊亞諾遵循雙重路線,一面暗示政府向國民黨提供軍援,一面改善與日本的關系。其與日本人的合作,特別是在東京方面承認意大利合并埃塞俄比亞以后,將有助于抑制英國在地中海勢力的擴張。

意大利政府對西安事變的反應應置于這一背景下來考察。12 月13 日,意大利駐華大使通知羅馬方面,張學良軍隊在陜西發動兵變,囚禁了總司令蔣介石。意大利航空代表團的新任團長和蔣夫人宋美齡及孔祥熙一起離開上海。大使不很清楚張學良的意圖,但是強調叛亂的危險性。他觀察到蔣在激發民眾抗日情緒方面已走得很遠,而在與日本的談判過程中,事實上采取妥協態度。這使得蔣進退維谷。東北軍之所以發動兵變,堅決主張抗日和聯共,實際是在步蔣之后塵(指前文意大利方面注意到“國民黨內部有一種試圖通過聯蘇、聯共實現共同抗日的傾向”而言———譯者按) 。

大使還認為類似的軍事行動將會蔓延至華南,廣西方面主張統一戰線的勢力非常強勁。幾天后,他在一封電文中補充稱,西安所發生的一切依然撲朔迷離;中央軍的幾個師正向西安移動,但因恐危及蔣的生命安全,估計不會發動軍事攻勢。他強調,中國存在投向共產主義的危險,這將令整個世界為之不安。在羅馬,駐華大使的觀察為其他消息所證實。意大利輿論理所當然地認為張學良與中共勾結,并通過共產黨受到蘇聯的鼓動而發動叛變。意大利媒體完全追隨日本官方輿論對事變的報道。

12 月14 日,齊亞諾以私人身份致函張學良。在這封平和、友好的私人信函中,齊亞諾勸說張盡量釋放蔣介石。然而,他的真實反應則非常緊張。同日,他致函駐華大使稱,他根本不以張學良為然,聲稱張想讓中國落入共產主義的魔掌。齊亞諾要求駐華大使一定要讓中國政治家明白,若在蘇聯與日本之間進行選擇的話,雖然令人遺憾,意大利必須選擇日本。他向大使提及自己與張學良的舊日私誼,命令大使警告張,對蘇聯的縱容將會使他失去“意大利法西斯政府的友誼”。

在駐羅馬的中國大使館官員看來,西班牙內戰與西安事變的背景之間存在某種相似或關聯。這可從英國駐羅馬臨時代辦的報告中得到證實。這一報告記述了其與中國駐意使館沈參贊之間的會談。沈參贊稱當時存在兩種可能的解決途徑。一種為時任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的馮玉祥所提議,主張武力解決。軍令部長何應欽贊成此議。報告指出:“沈先生非常擔心若南京拒絕張學良的要求,張會斷然走向聯共。形勢的微妙之處,更在于馮玉祥此時已掌控了南京的軍事政策。馮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采取既除蔣又去張的策略。沈個人覺得,在張已事實上聯共,并欲令蘇聯走上前臺的情形下,馮會更傾向與日本人做交易。但無論如何,此時一切均取決于宋子文,視其協商之結果而定�！�

沈認為,張學良及其對手,因經濟上的原因,均陷于困境中。因此,宋子文的調停很可能成功(沈參贊與英國代辦的談話是在12 月21 日進行的) 。英方代辦的報告稱“中國使館人員都憂心忡忡”,并擔心“西班牙剛剛發生的一幕會在中國重演”。上述看法很可能已為意大利外交部長所知。通過日本方面的宣傳和中國駐意大使館官員,齊亞諾已感知莫斯科方面在西安事變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并為自己的先見之明而沾沾自喜。

與此同時,各國紛紛采取具體應對措施。英國通過其駐南京使館,召集意大利、法國、美國和日本外交官采取一致調停行動,確保釋放蔣介石。英方的建議為國民黨內部分高層官員所贊同,作為交換條件,張學良的安全也須保證。12 月20 日,齊亞諾命令其駐華外交人員與英方合作。直至圣誕節事變結束前為止,各方均未采取其他進一步的措施。無論是意大利駐華大使還是羅馬的外交部,一致認為事變在沒有蘇聯插手的情況下獲得解決,這是最為圓滿的結局。

盡管有些歷史學家可能認為最終的結論或許有失偏頗,但應該指出:至1937 年上半年為止,意大利法西斯政府一直奉行雙重外交政策,一面與南京國民政府合作,一面與日本保持友好關系;同時在處理與這兩個遠東國家的關系時,盡量保持獨立姿態。1937 年春末,意大利向南京派遣了另一個經濟方面的代表團。然而,正如我們所見,齊亞諾雖從未特別親日,但1937 年7 月盧溝橋事變后,他認為這一沖突的最終責任者為蘇聯。1937 年8 月21 日中蘇協定簽訂后,齊亞諾不顧意大利在處理遠東沖突時一貫奉行的中立政策,告誡新任意大利駐華大使,意大利將轉向同情日本。

因此,正如西安事變中所預示的,我們可以認為,齊亞諾遠東政策之關鍵應被視為根據其西班牙經驗、服務其歐洲利益的必然結果,而不是什么齊亞諾或墨索里尼具體的對華政策的結果。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西安事變對意大利而言也是一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轉折點。1937 年下半年,意大利與日本、德國結成同盟。而意大利遠東戰略的轉型,即最終放棄1930 年代早期的親華立場,至少局部起因于齊亞諾的日本優先論。在齊亞諾看來,若意大利對華政策面臨來自日本與蘇聯的競爭時,意大利將優先考慮與日本而不是與中國國民政府合作。齊亞諾這一看法的首次完整表述是在1936 年的西安事變期間。由此可見,意大利的遠東政策之所以發生根本性轉變,肇因于其與蘇聯之間的摩擦與競爭。而意蘇之間的紛爭肇端于西班牙內戰,及1930 年代中期蘇聯的親國聯外交取向。意大利在遠東的選擇完全以其歐洲利益為依歸。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6239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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