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發生以后，日本軍部首先采取的態度還是不擴大事態，7月8日上午召開了省部(陸軍省、參謀本部)聯席協議會，傍晚以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親王的名義發電，指示當時正病入膏肓(7月15日死去)的天津軍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將(陸大25期)：“不擴大事變，不行使武力”。

　　但是，這只是陸軍省軍務課課長柴山兼四郎大佐(陸大34期，后任天津特務機關長，最后做到陸軍次官)、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石原莞爾少將和戰爭指導課課長河邊虎四郎大佐(陸大33期軍刀組，最后做到參謀次長)這幾個主張不擴大事態的人的意見。這幾個人在陸軍省和參謀本部占據了最重要的幾個職位，所以陸相杉山元大將也就隨大流，同意了這個意見，這就是這封電報的由來。

　　石原是這樣想的：如果和中國開戰，即使把戰斗區域限制在黃河以北地區，也需要：

　　一、同時動員15個師團;

　　二、使用一半以上到目前為止積蓄起來的軍需準備量;

　　三、戰火可能燒過黃河，擴大到上海;

　　四、半年以上的作戰時間;

　　五、55億日元以上的軍費。

　　所以需要采取不擴大政策。

　　所謂軍國主義，“軍”就比“國”大，軍部既然已經定下來了，接下來7月9日的臨時內閣會議，也就跟著否定了杉山元陸相提出來的向華北增兵兩個師團的建議，而通過了“不擴大事態”的方針。

　　但杉山元只是看在不擴大派的人多才同意了不擴大，等開完了會被擴大派一推，杉山元也就改變了主意。

　　本來那張被戰后老是美化的石原牌畫餅是一個極大的悖論：因為有了石原莞爾這個日本陸軍的異類，才會有這張石原牌畫餅，同時也正因為有了石原莞爾，這張餅才會成為畫餅。日本民族有個缺點，缺乏計劃性，缺乏遠見。像石原莞爾這樣作出幾十年戰略規劃的人，實屬鳳毛麟角。所以石原莞爾從陸軍大學校畢業后，15年間無法進入陸軍中央機關，一直是不受歡迎的邊緣人。而當15年后，石原莞爾作為民族英雄進入陸軍中央后，表面上風光無限，但實際上在陸軍中央十分孤立。石原最致命的短處就是沒有官場經驗，不知道應該怎樣在官僚機構中上下周旋來推廣自己的想法。石原除了些形如黑社會似的大陸浪人以外，沒有朋友，沒有人來指點他應該怎么做。而且石原是中央官僚和少壯軍官們妒嫉的對象：他是以一種非主流的方式成功的。

　　在石原身上還披著“戰神”的榮光的時候，大家不敢出頭反對他的意見，因此石原可以達成自己的目標。但榮光已經隨著歲月的流逝而消失，特別是石原莞爾被后起的那些以石原莞爾為榜樣的參謀們看作前進路上的絆腳石的時候，所有的反感和牢騷就像火山爆發一樣噴了出來。

　　其實不只在平津當地，就是陸軍中央，也是擴大派占了大多數，其中代表人物就是軍務局兵務課高級課員田中新一中佐(陸大35期)和參謀本部作戰課課長武藤章大佐。

　　天津軍司令官病入膏肓，參謀長橋本群少將(陸大28期軍刀組，后來做到參謀本部作戰部部長，但是由于諾門罕事件的牽連，1939年被轉為預備役)倒還是主張慎重行事，但一幫八竿子打不著的人卻無比關心，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陸大21期)、參謀長東條英機(陸大27期)，朝鮮總督南次郎(陸大17期，后來的甲級戰犯)、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陸大22期，后來做到總理大臣，甲級戰犯)等，紛紛上書，要求中央“決斷”。關東軍還派?政信和田中隆吉去前線給牟田口們打氣。

　　當時這些人當然沒有想到，他們這是在挖坑埋大日本帝國，對于他們來說，“懲膺暴支”僅僅是一個合乎常識的選擇。還有更重要的一點，這些所謂擴大派也沒有想到，以后的戰火會擴大到全中國，甚至燒遍了半個太平洋。不就是懲罰一下那個衰弱了還不肯老老實實的支那嗎?怎么就值得石原莞爾那么神經質呢?石原在盧溝橋事變以后主張不擴大事態的論調，除了引起日本陸軍中央機關的官僚和少壯派軍官反感之外，沒有任何效果——什么擴大事態?這個所謂的事態不就是你石原本人制造出來的嗎?

　　其實這些擴大派的主張也是五花八門無奇不有，有僅僅主張把中國軍隊趕出平津地區的，也有像朝鮮軍司令官小磯國昭那樣，說干脆把黃河以北全部解決算了，最積極的是陸軍省軍務課長田中新一，他說“不擴大就不擴大，反正不拿下上海也確實不算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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