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鈍初，號漁父，生于中國湖南省桃源縣上坊村湘沖一戶的書香之家，中國近代民主革命家，是中 華民國初期第一位倡導內閣制的政治家，擔任過華興會和同盟會的主要領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唐紹儀內閣的農林部總長、也是國民黨的主要籌 建人。曾留學日本法政大學、早稻田大學。民國二年3月20日，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老北站)遭槍擊，22日不治身亡，終 年31歲。蔡元培在《我之歷史》序言說：“其抱有建設之計劃者居少數。抱此計劃而毅然以之自任者尤居少數，宋漁父先生其最著也。”
他在當天的日記中認為，黃興不快的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于心，以致借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蓋孫文素日不
能開誠布公，虛懷坦誠以待人，做事近乎專橫跋扈，有令人難堪處故也。”……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 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
一般都強調宋教仁和孫中山在內閣制/總統制問題上的爭執，然而更重要的可能是，孫中山提軍政訓政憲政三階段論，而宋教仁完全不提這 個。而且這兩點是互相聯系的。
進而言之，宋教仁為國民黨起草的政黨政綱性質的“大政見”，其中一次都沒有提到三民主義，也沒有提到孫中山非常特色的“平均地權”。[“國 民黨宣言”亦然]
兩者的分歧如此之深廣，顯然可以看出，孫中山名為革命派的領袖，然而宋教仁這樣的人顯然在內心根本就不認同他的領袖地位。
從這個角度去看總統制和內閣制的爭執，顯然宋教仁的意圖不僅在于限制可能得勢的袁世凱，而且也在于限制孫中山。——如此明顯的事 物，史家多是言之不詳，似乎有口難開。而今日我們所感受到的限制要比前人少得多了。
如果宋教仁組閣成功，那么孫中山在歷史上的身份只會是一個過渡性的人物，一個出身在南方邊陲，受西方教育，半輩子游歷在外，因緣巧 合起了一點關鍵作用的邊緣人。他的最高成就可能是在鐵路港口的建設。
從這個角度看，章太炎發表文章，公開說孫中山只適合當元老，宋教仁才真正適合當總理。這一般都被認為是無解的巧合，但如果真是純粹 的巧合那真是活見鬼了。
再進而言之，既然宋教仁等人根本不認同孫中山的領袖地位，那么孫中山是怎么當上領袖的?史扶鄰的那個問題真是個好問題：[同盟會是留 日學生和孫中山的結合]，孫中山帶來了什么，使得留日學生認可他為領袖?
孫中山帶來的最重要可能是他的聲望和經驗。就像湖北革命黨人需要黎元洪當領袖一樣，留日學生也需要孫中山。——他們的選擇實在是太 少了，堅定鬧革命的本來就不多，而真正出色的就那么幾個人，其中章太炎之類的人根本不是當領袖的料，孫中山作為一個合適的人出現在了合 適的時間點上。辛亥革命時宋教仁不過29歲而已，實在是太年輕太年輕了。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與革命同志在東京創辦《二十世紀之支那》，他在擔任經理人的同時也承擔了主要的寫作任務。雜志在草 創時期遇到很多的困擾，如經費問題、人員退出等，但宋教仁仍舊極力維持并出版了兩期。正當雜志難以為繼之時，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 教仁，他就是跟隨孫中山多年的宮崎滔天(本名宮崎寅藏)。
宮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紀末就開始關心并參與中國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幾個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團體如華興會、光復會和興中會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東京赤坂區檜町三號黑龍會本部(內田良平宅)召開同盟會籌備會議，其中包括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陳天華、劉道一、時功玖、曹亞 伯、蔣作賓、劉一清、馮自由、汪兆銘、古應芬、胡毅生、何天炯、馬君武、鄧家彥、程家檉、王天培、蔣尊簋、康保忠、王孝縝、張繼等10省 代表，加上宮崎滔天、內田良平與末永節三位“日本志士”，到會人數合計79人，革命陣容可謂強悍。
同盟會雖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對宋教仁刺激頗大，一是他辛苦創立的《二十世紀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強制�？浂喾轿有缘貌坏� 解決，最后只好將雜志改名為《民報》，并作為同盟會的機關報發行。日方之所以將《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強制停刊，表面上是因為沒有合法 手續，實則是宋教仁編寫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對中國的野心。
總體上來說，宋教仁對日本似乎沒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戰爭期間曾寫詩：“要當慷慨煮黃海，手挽倭頭入漢關”，到日本時正值日俄戰爭爆 發，宋教仁也一直關注著這場戰爭的進程，但他并不是關心日本的勝負而是擔憂中國的命運。從本質上說，宋教仁是一個“不愛朝廷的愛國者”，他 在《二十世紀之支那》的發刊詞中明確指出，“吾人之主義，可大書而特書，曰‘愛國主義’”。在宋教仁看來，清廷是國家強大的最大障礙，因而他 在雜志中不用清朝紀年而使用黃帝紀年，以示對立。
眼看事情越鬧越大，黃興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讓一步，他事后向胡漢民寫信表示愿意服從孫中山的決定。盡管如此，他本人仍舊“意頗怏 怏”。“爭旗”事件對同盟會的發展影響頗大，黃興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為服從，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與孫中山及他的廣東人馬心存芥蒂了(所 謂“燒炭黨人”，即太平軍“粵匪”之譏也)。
宋教仁與孫中山的齬齟由來已久。在日本外務省政務局跟蹤宋教仁的秘密檔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對孫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說：“像孫逸仙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目的，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與日本朋友串戶 真左樹的談話中說：“孫逸仙已是落后于時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導革命運動。”
1910年12月，宋教仁結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于右任的邀請下，他擔任了《民立報》的主筆并寫下了大量的革命評論。次年3 月，宋教仁趕赴香港，參與籌備同盟會的廣州起義，但由于指揮上的混亂與倉促，當宋教仁、何天炯、陳其美這路人馬在4月27日凌晨抵達廣州城 時，只見城門緊閉，起義已然失敗。宋教仁等人無奈之下，只好再經香港返回上海。
黃花崗起義的失敗對同盟會構成了沉重的打擊，其不僅損失了數十名寶貴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氣幾近于摧毀。事后，革命黨內部彌漫著 一種絕望的氣氛，如起義的指揮者之一趙聲不久后即郁郁而終，而一向穩重的黃興也不顧自己被炸斷兩根手指而執意要去行刺李準——當時的廣 東水師提督，鎮壓起義的罪魁禍首。自始即不贊成暗殺活動的胡漢民，這次居然也表示贊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滿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東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勝關，斷黃河鐵橋;西通蜀;南 則取糧于湘。系鄂督之頭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們還諷其為“狂生”。鑒于北方的保守勢力過于強大，宋教仁、譚人鳳、陳其美 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組織“中部同盟會”，試圖以長江中下游地區為重點，培植革命力量，伺機發動起義。此時距武昌起義僅有兩個月零十天。
武昌起義后，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到達武漢，據隨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輝回憶，宋教仁當時以留日學生領袖的身份活躍于革命黨人陣營，他 “一路行來，從未有疏離之感。且不論革命軍中的高級干部如上海的陳其美、漢陽的黃興以及他所追隨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學生外，他在武昌都督 府眼見留學生如潮水般的從日本趕回內地，晉見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實況也在提示他，這是一場由留日學生發起的革命”。
北一輝抵達中國后的第一封書函，就是向內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觀察，他發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設在《民立報》，而《民立報》的革命同 仁在籌劃各地革命起義時，無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規定的方案執行。按照北一輝的說法，報社內同仁動輒就舉宋教仁之名以為背書，無論行何 事，皆稱是宋先生之意辦理。
抵達武昌后，宋教仁最初協助胡瑛辦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約法》，這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共 和制憲法性文件，之后的《臨時約法》即以此為藍本。但不幸的是，首義地武昌的局勢在北洋軍的攻擊下迅速惡化，宋教仁與黃興等人在事無可 為的情況下相繼回滬，并協調江浙聯軍于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轉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勢。在新成立的江蘇都督府中，宋教仁擔任政務廳長，并打 算推舉黃興為革命政府的新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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