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早年發跡于朝鮮，歸國后在天津小站訓練新軍。清末新政期間積極推動近代化改革。辛亥革命期間逼清帝溥儀退位，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清朝，成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鎮壓二次革命，同年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1914年頒布《中華民國約法》，1915年12月宣布自稱皇帝，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史稱“洪憲帝制”。此舉遭到各方反對，引發護國運動，袁世凱不得不在做了83天皇帝之后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因尿毒癥不治而亡，歸葬于河南安陽。

　　觀袁世凱一生，前面都非常輝煌，小站練兵遂成中國近代陸軍之父，逼清帝退位和平建立中華民國，當然也有賣國的二十一條，但是最大的敗筆就是稱帝。袁世凱麾下眾將，如馮國璋徐世昌等人，副總統黎元洪都是反對袁世凱稱帝的。袁世凱一向精明，為何執意干到底。史書、教科書上說是袁世凱想當皇帝想瘋了，利令智昏。這種斷言只是臆測，不足為信。既然袁世凱都已經成為終身制總統了，為什么還有稱帝呢?小便認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民國初年軍閥勢力強大，袁世凱稱帝挽回中央權威

　　美國學者歐內斯特.楊 認為：“在袁世凱任總統的最初幾年內，最困擾他的問題就是政黨和議會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關系�！�

　　當時中國最為迫切的局勢，是要將地方政權、軍權、財權亟需收歸中央，一個權力高度集中的中央政府亟需建立，而后才能大力整飭，發展國力。在弱肉強食的世界格局中，落后就要挨打，弱肉強食，國家弱就意味著被瓜分，國家因此必須復興。袁世凱為這種復興中國找的一條路就是中央集權。在那個世紀時代，這是所有處在殖民地境況下的落后國家唯一可選擇的道路。德國，日本也是如此。

　　袁世凱的美國政治顧問是古德諾，他認為：“中國采用君主制比較好。”他擔心的問題是：在落后國家實行共和制，“總統既非世襲，大總統承繼之問題，必不能善為解決”。

　　加拿大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陳志讓先生認為:中國“中央和地方的政治關系，因為辛亥革命而起了重大的變化”，辛亥革命以后，北京與各省的關系變得更加復雜了。實際上，關于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的問題，在清末鎮壓太平天國以后就尖銳地提出來了。清廷在最后幾年所實行的許多重大舉措，無不與力圖削弱地方加強中央的權力有著密切的關系，其目的“都是為了在國內實行權力更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就是“各省對北京要求增加權力的反應”。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集團本身就是在清末新政中迅速膨脹起來并利用辛亥革命之機實現了從地方走向中央的一個實力雄厚的地方政治軍事團體。袁世凱政權建立后，這種情況表現得更加突出。

　　想要在短時間內解決問題，要有一個高度集中的中央。能調動各地，控制弱區，限制列強瓜分掠奪。要進入到這個強國夢，首先就是要消滅軍閥。袁世凱多次對部下說起過日本的集權，并說“埋頭十年，抬頭與日本相見”??意思就是要滅割據、集政權。

　　因此，袁世凱要解決這一問題，只有通過皇帝的頭銜來進行，而總統由于《臨時約法》的限制，有很多權利轉移到了內閣和總理手里，這樣導致效率低下，總統權力受到限制，無法實現中央集權。

袁世凱稱帝

　　袁世凱錯估民意

　　1915年8月，在袁克定的直接策動下，由楊度領銜，聯合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共同發起成立了“籌安會”。時稱“六君子”。在這六個人當中，除了楊度是著名的“湖湘才子”之外，劉師培和嚴復是學術泰斗;孫毓筠、李燮和、胡瑛曾是同盟會的骨干，辛亥革命時都是沖鋒陷陣的人物，曾經當過省都督。在他們當中，嚴復的思想較有代表性??在嚴復看來，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中國最好還是保留帝制，但應進行適當的憲法約束，應在激進與保守之間，尋找平衡點;況且，民智的淺深與君權的輕重一直成反比，在民智尚未真正開化的情況下，倉猝實行西方民主，可能會引起社會的激變。個性怪戾的嚴復對袁世凱也有“一針見血”的評價，在嚴復看來，袁世凱充其量只是帝制時代一個能干的總督或者巡撫，如果要帶領國家與列強相抗衡，則太缺乏科學和哲學知識，也太無世界眼光;但嚴復又認為，只有袁世凱才是當下中國唯一的強者，代表著秩序和集權，即使不能立即采取強國的措施，至少也能盡快結束讓人瘋狂的無政府狀態，制止中國走向分裂。

　　“籌安會”開始的宗旨是對帝制進行單純的理論探索，但隨著事態的進展，很快就發展成為帝制搖旗吶喊的組織了。籌安會在北京成立之后，又在各省成立了分部。隨后，籌安會組織了會員進行國體投票，投票的結果自然是贊成帝制。接著，籌安會發出第二次宣言，準備組織各界公民請愿團，向參政院遞交更改國體的請愿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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