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外孫劉建簡歷：劉建談朱德最大遺憾驚國人

朱德外孫劉建簡歷

劉建：朱德元帥外孫（朱德女兒朱敏之子），1953年出生，1969年參軍入伍�，F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備學院副院長，少將軍銜。

王玲，劉建將軍夫人，北京醫科大學第一醫院婦產科醫師。

【朱德外孫劉建】口述：爺爺最大的遺憾

爺爺朱德：這輩子最大的“遺憾”就是沒吃飽過

口述/劉建 文/周海濱

朱老總離開我們已經30多年了，然而，通過孫兒們深情的回憶，我們感受到，在孫兒們眼中與朱德元帥一起的日子，其實并不遙遠。

三年自然災害，爺爺種菜補定量不足

我是1953年出生，但我從小是在爺爺身邊長大的。媽媽朱敏在北京師范大學俄語系任教。為了讓媽媽專心工作，爺爺決定把我留在身邊撫養，他對媽媽說“孩子就放在我這里，你安心地去工作好了！”。

爺爺認為孩子都是親孫孫，孫兒們沒有內外之別，所以孫子外孫都一樣，“讓我們叫他‘爺爺’。雖然現在有些文章中給改成‘外公’了，但我們一直按習慣叫他‘爺爺’”。過去曾有人讓我叫朱老總“姥爺”，爺爺說，“我不是老爺，地主老財才叫‘老爺’”。

我小時侯很討爺爺喜歡，他走到哪兒總愿意帶著我。疼歸疼，愛歸愛，爺爺絲毫沒有放松對我的要求。我漸漸長大后，爺爺循循善誘地告誡我：“你可不要成為滑頭滑腦的‘小泥鰍’！”

爺爺對晚輩是非常關心的，很少對晚輩發脾氣。他都是用很溫和的話來告誡我們。我記得上小學的時候我的數學成績差一些，有一次期末考試得了五十九分。不及格，要重考。爺爺就對我說：“看來你沒用心在學習上。”我說：“我就差一分。”爺爺說：“你這種思想可要不得。你不認真，就會辦什么事都不認真。學習是為了走向社會，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是需要知識和人才的。你在學知識上不用心，不按照毛主席又紅又專的要求去辦，這可不行。”但他沒有對我發脾氣。

我和弟弟劉康在爺爺身邊生活的時間最長，從咿呀學語，蹣跚學步，幾乎與兩位老人形影不離。我們上學之前，爺爺已經退居二線。他用大量時間做調查研究，除臺灣、西藏、寧夏，他幾乎走遍所有的省區和直轄市，足跡踏遍祖國的山山水水。每當爺爺和康克清奶奶外出視察訪問時，人們常常會看到有一個小男孩伴隨其間，這個小男孩不是我，就是我的弟弟劉康。

爺爺在四川老家是位知恩圖報的厚道兄長。當年他能讀到書，并且完成私塾教育考取秀才，全靠兄弟姐妹們整日辛苦勞動、節衣縮食，從不多的收入中擠出供他讀書的費用。解放后，爺爺就接他們一家一個孩子到北京來讀書。雖說爺爺當時工資不低（由秘書負責保管），但因為撫養這么多的孩子，學費、生活費、交通費，還有每周回家的伙食費……一月下來就所剩無幾了。爺爺和康克清奶奶一直過著非常簡樸的生活。

爺爺自1955年授元帥軍銜以來，卻從沒拿過一次元帥軍銜的工資。直到爺爺去世，他拿的工資仍是行政級別的一級工資，有400多元，這已是中國行政工作人員最高的薪水標準了。這筆不能算少的錢光爺爺自己用，是足夠的，可是因為家里人多爺爺從來沒有寬裕過。

在爺爺家，人最多的時候要開三桌飯，床鋪上睡不下這么多人，就在客廳的地毯打地鋪。從建國初期到“文革”初期，幾乎每個星期天都是這樣度過的。

從1959年開始，國家遇到連續三年的經濟困難。爺爺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餐桌上從此沒有了葷腥。爺爺年紀大了，廚師想方設法單獨給他老人家做一道油水多一點的營養菜。政府將每個國民的糧食定量縮減到最低限度。黨中央領袖們帶頭勒緊褲腰帶。當時，在中南海工作的機關干部開始重新定量，先由個人報數，再由群眾公議評定。身高體闊的毛澤東自報每月糧食定量26斤，爺爺也自報了26斤，周恩來報了24斤。劉少奇報的最低,只有18斤。后來，按照國家制定的定量標準，北京市絕大多數男性干部的糧食定量都定在28斤。但領袖們堅持說，既然已經自報，就不要變動了。有關部門只好按照他們自報的數量發給糧票。有糧票才能買糧食，所以家中就立了一個規矩，凡休息日回家吃飯，每人都要交糧票，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國家取消票證制度才結束。

爺爺把自己的定量縮減到26斤，在副食品匱乏而且全部要憑票供應的年代，這個定量標準就是爺爺一個人吃都不算寬裕，更何況家里還有二十來口人，又都是年輕人。但爺爺卻胸有成竹。他始終保持著勞動人民的本色。在戰爭年代，只要環境允許，他便在房前屋后開荒種菜，這已成為他長期的習慣。艱苦的生活，鍛煉了爺爺識別野菜的本領，長征中他還教會了很多指戰員如何識別野菜，在糧食短缺的情況下保留了革命的種子。

困難時期，爺爺帶領身邊的工作人員和孫輩們，在中南海住所空地上開出一片菜園，茄子、白菜、辣椒這些都種過。爺爺還很會用地，中間種些什么，邊上種些什么。奶奶在工作之余不但幫助爺爺管理菜地，還帶領我們采摘野菜，如薺菜、苦菜、榆錢葉等和糧食拌在一起做成菜窩窩吃。

爺爺是種菜高手。在歷次大生產運動中，率先垂范，不論是在延安還是在北京，他都親自開荒種菜，他還親自紡線織布。每周休息日時采摘鮮菜后，爺爺奶奶總會請所有的工作人員“會餐”。

我當兵了，爺爺說“不要變成‘兵油子’”

早在1917年孫中山領導護法戰爭時，爺爺就是靖國軍少將旅長，38年后，又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元帥。當年，爺爺在天安門城樓參加國慶檢閱時，曾經有一位外國記者問他：“朱德元帥，您以為在您身后應該留下什么樣的名聲？”爺爺的回答簡短而干脆：“一個合格的老兵足矣！”

我在爺爺的影響下，1970年應征入伍當了一名新兵。

1971年底，部隊領導考慮到爺爺年歲大了，派我回北京出公差，順便看看爺爺，并代表部隊表達對他老人家的問候。這是我當兵后第一次回家。臨走時，部隊首長——爺爺戰爭年代的老部下讓我給爺爺帶了點禮物：兩瓶汾酒，兩瓶老陳醋，還有一些小米。我沒有多想就帶回了北京，送到爺爺家。一見爺爺，我立刻行了一個軍禮，爺爺驚喜地說：“我們的娃娃兵回來了！”當看到我帶回的東西后，爺爺、奶奶就不高興了，問清了情況并嚴肅地批評了我，告誡我他們從不收禮。但最終為了不傷害部隊領導的好意，爺爺奶奶沒有讓我退回部隊領導帶來的禮物。在我回部隊時，爺爺一定讓我把錢捎回去，并要求我把購物發票郵回來交給他們，以防我從中作弊。

爺爺當了一輩子軍人，最關心部隊的情況。戰士們在想什么？吃的怎么樣？干部們能不能與戰士同甘共苦？有沒有沾戰士的便宜……我把在部隊的情況一一向他作了匯報。爺爺囑咐我說，要成為一名好戰士，不要變成“兵油子”。爺爺說的“兵油子”是指那些國民黨老兵，打起仗來，槍口提高一寸，領起賞來，胳膊伸的最長。爺爺常告誡我，干部帶兵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則，知兵、愛兵，還要學會做思想轉化工作。他還說，當兵一定要從普通戰士當起，和戰士一起，和基層干部一起，又經過機關，再走上領導崗位，你看問題就更全面了。提干后，我每次回家探親，爺爺總是傾聽我這個小排長的匯報。他說：“部隊打仗是靠戰士沖鋒陷陣，戰斗勝利是靠官兵一致。”爺爺親歷了舊軍隊的腐敗沒落和人民軍隊的戰無不勝，這是他在漫長革命生涯中得出的真諦。

存放德國巨款為國買書

1922年，爺爺到德國留學之前，已經是戰功赫赫的護國名將。護法戰爭失敗后，軍閥混戰。在茫茫黑夜中，爺爺感到迷惘。“五四”運動的爆發，使爺爺看到中國光明的前途，他斷然放棄了高官厚祿，千里迢迢從重慶來到上海，在閘北找到共產黨總書記陳獨秀，向他提出入黨的要求。像爺爺這樣在舊軍隊中有著很高地位的人要求參加中國共產黨，這在以前還不曾有過。陳獨秀沒有答應爺爺的入黨要求。他的冷淡態度使爺爺感到非常痛心，但是爺爺要求入黨的決心沒變，他堅定的表示：我一定要成為共產黨員。今年不行，明年；一年不行，兩年、三年… …我深信最終會有那么一天到來的，我會成為共產黨員的！爺爺決定到馬科斯的故鄉去學習尋找革命的真理。

在德國哥廷根大學，爺爺學習社會科學和哲學，開始信仰共產主義，在那里他結識了周恩來，共同的革命意志使他們的心連在了一起，經由周恩來爺爺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拋棄過去的一切，爺爺重新走上一條艱苦卓絕的，但是充滿光明的工農武裝革命的道路。

1975年1月，在第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89歲高齡的爺爺又一次當選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為了勉勵自己，激勵后人，他寫下了“革命到底”四個蒼勁有力的大字。他留給子孫后代最寶貴的財富就是要我們做一個普通人，腳踏實地工作。

爺爺逝世之后沒有給我們留下什么錢物，他把節余的工資都交了黨費。爺爺生前多次特別談到接班人的問題，要我們做無產階級事業的接班人，要多接觸群眾，要接班不要接官。

爺爺有一筆巨款早就存放在德國。那是史沫特萊寫爺爺傳記《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一書的稿費。史沫特萊1950年逝世前，曾經留下遺囑，要將稿費轉交給爺爺。國外有關機構按照死者的遺囑辦理了稿費轉交事宜，將這筆稿費交給了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爺爺知道這件事情后，懷著對史沫特萊深深的敬意，親自將她的一半骨灰安葬在北京，并且在墓碑上題了字。以后他對稿費沒有再去過問提及。1958年2月，爺爺接到中國駐德國使館的請示：“朱德副主席在我館存稿費95008.30馬克，已有兩年之久，此款如何處理？”

爺爺接到大使館的請示，提筆批示道：“買自然冶金科學新書、化學新書寄回！”

大使館購買了大量國外最新科技書籍，書籍全部分給各大圖書館和有關科研單位。

中南海里聞名的蘭花“先生”

爺爺一生都非常喜歡蘭花留下了不少吟誦蘭花的詩句。因為種養蘭花而成為中南海聞名的蘭花“先生”。當他在南方視察時，只要有機會爬山就會去尋蘭花。

很多照片都記錄了他整理蘭花的情景。他經常到中南海的花圃里，一蹲就是半天。四川的夏蕙、廣東的墨蘭、銀邊大貢、貴州的野生種類和無錫的各種春蘭，大約有千余種蘭花在溫暖的花房里爭奇斗艷。爺爺沉浸在萬花叢中，這或許是他最為舒心的時刻。

爺爺喜好蘭花可有歷史了，他20歲左右從軍云南時，非常喜愛一種開著白色花朵的野蘭花。每到春夏交際，這種野蘭花漫山遍野，清風吹過來，陣陣芳香襲人，特別招人喜愛。因為經常作戰，流動大，不能種花，他就用瓶子養著采來的野花。再后來，他提升當官了，就一邊行軍作戰，一邊在山里采集野蘭花，移植到他各種簡易可攜帶的“花盆“中。時間一長，他認識了許多蘭花，能準確地辨別它們的品種。

1928年，爺爺率南昌起義部隊上井岡山和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勝利會師，他又一次在井岡山上看見了久違的野蘭花，并且記住了井岡山生長蘭花的主要地點。相隔30年，爺爺到井岡山地區視察工作，仍然記得當年井岡山的野蘭花。他利用空閑時間，爬上山找到野蘭花生長地，將花移植到瓦盆里，帶下山，帶進了中南海的花圃。

20世紀50年代后期，北京的中山公園開始養育蘭花。爺爺知道這事后，一天坐車突然來到中山公園的花圃，一邊參觀蘭花，一邊和栽培蘭花的園丁們聊天，將自己多年養花的經驗介紹給大家。以后遇到有什么新品種，或是有什么花展，公園總是第一個告訴爺爺，爺爺有什么新品種的蘭花也經常帶去給中山公園管養。

1971年9月粉碎林彪反黨集團后，爺爺第一件事就是去中山公園看望他的蘭花。一進花圃，看見熟悉的蘭花，好像看見久別的老朋友，眼眶都濕了。

爺爺長期患有糖尿病。因為糖尿病所以要少食多餐。冬天我們經常和廚師把饅頭切成片放在暖氣上滕干。爺爺餓了的時候就拿點干饅頭片吃。

爺爺喜歡吃四川泡菜和回鍋肉，但是后來醫生對他的飲食控制的很嚴格，每頓基本上都是保健菜，過癮的菜都不讓他吃，爺爺這個簡單的要求就也被“剝奪”了。有一次廖承志同志來看爺爺，到飯點了，奶奶留他吃飯，問他喜歡吃什么，廖公一聽，借機提出一個在家不能提的要求：“我想吃肉”。其實，廖公和爺爺一樣，都被醫生管著，在家里又被夫人監督著，和豬肉無緣。爺爺這時投了廖公一票，“廖公就這個小小的要求，克清你就滿足他吧！”奶奶叫廚房炒了一盤回鍋肉，又怕爺爺也加入這個開戒的行列，便指著我對大家說，“正好，我們家也有一個吃肉的。”這以后，“吃肉的”成了對我的代指，“吃肉的回來了”，每次我回家，保準會得到這個熱烈的歡迎詞。吃飯的時候，爺爺邊吃自己的邊看著回鍋肉，自己一點也不能吃。奶奶就得老打岔，引開爺爺的注意力。我在飯桌上看到爺爺實在想吃，就偷偷夾一塊放到爺爺的嘴里面。

爺爺臨終時還對康克清奶奶調侃說，“我這輩子沒有什么遺憾的，就是沒吃飽過”。

附注：本文作者系口述歷史專欄作家，著有《家國光影——12位開國元勛后人的往事與現實》。

劉建：朱德長子，少將，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裝備指揮技術學院副院長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7520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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