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現代政治史上毛澤東和周恩來兩個偉人，是一種很特殊的合作關系。兩人才華出眾又風格各異，長期合作，又和而不同。毛大氣磅礴，開天辟地；周縝密嚴謹，滴水不漏。毛于黨于國，功比天高，但難免霸氣逼人，后又鑄成大錯；周為國為民，竭盡綿薄，總是隱忍負重。

于是在長期的斗爭與合作中，就有一種怪現象，黨外朋友與毛拍案相爭者有之，如馬寅初、梁漱溟；黨內高干與毛據理相抗者有之，如彭德懷、張聞天。而自遵義會議之后，周作為毛長期的實際上的第一助手，無論毛如何行事，都唯命是從，逆來順受。

毛、周早已作古，離我們也已漸行漸遠。但人們總還在問一個問題：面對毛的錯誤指責，周恩來為什么不翻臉？年輕人問得最多，而如季羨林先生這樣閱世甚深的百歲老人，也愛問這個問題。我們多次見面，總不離這個話題�？梢�，這是國人心中解不開的一個結。

我自1998年總理誕辰一百周年紀念時發表《大無大有周恩來》以來，總有人在向我提這個問題。細想起來，這里有作風、性格、策略、政治智慧諸多因素，而且這也不只是毛周之間特有的現象，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大有其例，也都離不開這種組合。

一、翻臉要有條件和資格一般老百姓所說的“翻臉”之事，大都是指新中國成立之后現已被歷史證實了的毛錯周對的事情，如經濟方針之爭，“文化大革命”之爭。但其時，周雖手握真理卻無實權，已失去與毛翻臉力爭的條件和資格。

翻臉是什么？就是其一，痛感對方之錯，決不茍同，毫不忍讓；其二，如不能認同和解就一刀兩斷，分道揚鑣，各奔東西。當兩個人的力量、地位平等時，這好辦，當斷就斷，再不見面，頂多只是感情損失；但是當兩個人的力量懸殊很大時又另當別論。

如一個小孩子對父親，要翻臉就不大容易。雖事有所悖，理所不容，甚至到了恩斷情絕的程度，但一個孩子既不能改變家長的錯誤，又不能離家獨立生存，翻了以后又將如何？只有隱忍。

毛澤東是開國領袖，是共和國的國父。新中國成立后他在全黨全國的地位如一家之長。這個地位和勢態是歷史形成的。政治者，勢也。如軍事大勢，經濟大勢，又如山洪、海潮等自然之勢。事物凡一成勢，任何個人之力都難挽回。而且往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時很難看清、說清，更不用說堅持和反對了。我在《領袖如父》一文中曾談到這種復雜的關系，茲錄一段如下：

關于領袖、政黨，列寧曾有一段著名論述：“誰都知道，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這都是起碼的常識。”

一個黨、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領袖，領袖締造、領導這個國家，就像父親在家庭里的地位，父親是因血緣而形成統領地位，領袖是因思想之緣而形成領導地位。

在長期的斗爭中，領袖總結人民和社會的思想成果，形成一種思想，又將這種思想再灌輸到人民中和事業中，再總結，再灌輸，上下循環，如河川經地，似血脈布身，就與人民、國家、民族建立起一種千絲萬縷、血脈相連的關系。一個國家、民族、政黨必須統一在一種指導思想之下，這種思想常常就以領袖的名字來做標識。

領袖屬于這個群體，群體推舉、選擇和塑造一個領袖，然后再將群體在實踐中所提煉出的思想交付給他，以之為燈塔、旗手，而旗手只能是一個。所以鄧小平說，毛澤東思想不是毛澤東同志個人的思想，是全黨在斗爭實踐中的思想總結。

也就是列寧說的，通常是由作為領袖的人來實現的。領袖與黨、人民、國家、民族有了如此深的思想之緣，就如父親與家庭的血緣一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能一下子分清你我。

當新中國成立之時，毛澤東走過萬水千山，經歷千難萬險，已被全黨接受為列寧據稱的“領袖”。他所以能力排眾雄，越過陳獨秀、瞿秋白、王明、周恩來、張聞天，一路大踏步走來，獨領風騷，只因一條：就是實踐檢驗，在無數次的流血、失敗中，只有他的意見屢屢正確，一試就靈。

從具體的戰斗、戰役到與國民黨斗法、與美國人斗法、與斯大林斗法，都無不鎩其羽，而揚我威。我曾問過一位追隨毛從延安到西柏坡又到北京的老人，我說：“周恩來不是長期專管軍事嗎？轉戰陜北彭德懷不是打了幾個大勝仗嗎？”他直搖頭道：“他們和毛還是不能比，不能比，相差太遠。

關鍵勝局都是毛親自下手指揮。”逢毛必勝，有毛就靈，毛已成神，這是從 1921年到1949年28年間血火煉成的信條，已成新中國成立初期周恩來這一班副手們和全黨全民的習慣思維。周從來沒有想去挑戰毛，歷史上，周曾是毛的上級，在遵義會議前一直領導毛。

而歷史證明其時的中央，包括周都錯了，而毛對了；遵義會議之后毛更是得心應手，戰無不勝，直至最后摧枯拉朽，如風吹落葉般在中國大地上抹去蔣家王朝。這中間，雖還有一個張聞天是名義上的總負責人，但毛都是實際上的決策人。周作為副手，眼見毛指揮若定，出神入化，威信日增，山呼萬歲，更是心服口服。

新中國成立之后，時勢變化，毛不熟悉經濟，出現了錯誤，卻不能自省自察，仍在挾歷史之威，大刀闊斧地蠻干。周分管經濟工作，已見禍苗，心急如焚，雖屢提不同意見，但已無力回天。一是毛威望在身，大權在手，絕不會聽他的。

二是這時全黨、全國上下已視毛為神，任何一種反對意見，不用毛親自來說什么，輿論就可將其壓滅。三是由于個人崇拜的推行，毛已開始喜聽頌揚逢迎之詞，于是我們最鄙視的、最不愿看到的歷史上重復多次的“君側不明”的現象出現了，康生、陳伯達、柯慶施，后來的林彪、江青集團，不斷讒言蔽上，煽風點火。在毛周圍已漸漸形成一個風氣不正的小環境。這時，周就更沒有去翻臉力爭的外部條件和氛圍了。

新中國成立之后，周與毛和而不同，表示自己的反對意見主要有兩次，結果，周只是盡職責之守小提建議，就惹來毛的大翻臉。

第一次是1956年鑒于經濟發展過熱，周提出“反冒進”。應該說，這時周還是據實論理，大膽工作，大概還沒有過多考慮毛的情緒，就像魏征對唐太宗犯顏進諫那樣。1956年2月8日周主持第24次國務會議時說：“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

他說對群眾不要潑冷水，“但領導者的頭腦發熱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會清醒些”。4月中央政治局會議，毛提出追加投資，周和大多數人都反對，會后又耐心勸毛，說我作為總理從良心上不能同意這個決定，毛就大不悅，離開北京。

1957年10月9日在八屆三中全會上毛的發言是《做革命的促進派》，說黨委應該是促進委員會，你們那么多人要組織促退委員會，我也沒辦法。將領導層分成“促退”、“促進”兩派，這就有點以分裂相威脅的味道，毛要翻臉了。他毫不客氣地對周說，你“反冒進”，我是反“反冒進”的。

接著就是一連串的追擊。周也萬沒有想到毛會這樣固執，這樣情緒化地處理問題。就像唐太宗終于忍不住魏征的一再進諫而大發脾氣了。而在戰爭時期毛總是多聽下級意見，比較各種方案，慎之又慎，現在卻判若兩人。其實這是一切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過程中都會遇到的問題。

1958年1月杭州會議、南寧會議，3月成都會議，毛對周逢會必批。這期間給毛煽風點火的主要有柯慶施等人。其時全國上下都在狂熱興奮之中，連一些嚴肅的科學家也在為毛的“躍進”奇跡找科學依據。毛正在興頭上，黨的領導集團，甚至全國人民都在興頭上。

只有周恩來、陳云等少數領導人清醒，他們能與毛翻臉而力挽狂瀾嗎？當然不能。周這時連話語權也沒有了。在1月南寧會議上，毛說周是“促退派”，影響了各部委、省委的情緒，并舉著柯慶施的一篇鼓吹“躍進”的文章質問周：“恩來，你是總理，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

這已不只是翻臉，是很不給面子，甚至有點逼宮之態了。但是周忍了，回京之后就主動提出辭職，毛又不許。他只好再忍。結果是1958年的全國胡來（時隔半個世紀，2008年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大會上對黨史上的這種頭腦發熱、自亂其政的現象用了一個新詞：“折騰”）。

經過從1959年開始的三年困難時期，最后那場“大躍進”的鬧劇以毛錯、周對收場；但并未見到毛有什么正式的自我批評，或對周的褒獎。經過這次較量，周已完全明白用翻臉的辦法解決問題是根本不可取的。

周恩來與毛的第二次大分歧是關于“文化大革命”。這是政治路線之爭。

自1956年毛與周恩來、陳云在經濟思想上發生分歧后，漸漸又與劉少奇、周恩來等在政治路線上發生分歧，主要是對中國社會基本矛盾的分析和形勢的估計。先是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即“四清”運動）有分歧，直發展到對“文化大革命”意見相左。

在“四清”運動之初，毛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不理解，他說有個別人要走資本主義的路還可以，怎么會有一個“派”呢？他萬沒想到“文化大革命”事起，已不只是一個 “派”的問題，而是全部打倒，連他這個主席也不能自保（葉劍英曾有一詞詠“文革”：“串連炮打何時了，罷官知多少？”）。最高層唯一保留下來還在工作的舊人就只有周一人了。

和1956年處理經濟問題不一樣，這次毛批準成立了一個“文革小組”，凌駕于黨中央、國務院之上。周這個總理對“文化大革命”的反對已不能再有任何正面表達。他所能做的只能是借有限的權力辦兩件事，一是盡量保護老干部。

紅衛兵要糾斗陳毅，周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聲色俱厲地說：“不行，除非你們從我身上踩過去。”國務院各部長已被沖擊得連生命都無保障，周就把他們分批遷到中南海里住，半是保護，半是辦公。二是抓生產。

周帶著這支奇怪的“黑幫”部長隊伍，艱難地維持著最低的生產秩序，以求不要弄到全國人無飯吃。但是對政治方針、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對全國瘋狂的個人崇拜、極左的政策，周不用說翻臉，他甚至不能有一點明顯的反對。

因為，這時更不利的是已形成了兩個反革命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周的地位已排到林彪之后，而江青又因其特殊的身份常在毛面前撥弄是非，陷害、刁難周，甚至設計摧殘他的身體。毛既離不開周，但又對周不放心，一度還曾掀起一個“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小高潮。周對此心知肚明，但他更是連一點點翻臉的資格和條件也沒有了。

二、翻臉要計算成本和效果現在回頭看，周的經濟思想和對“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都是對的。也許我們會說，梁漱溟不是在國務會議上因農村政策和毛拍桌子翻臉了嗎？馬寅初不是因人口政策與毛公開翻臉了嗎？彭德懷不是因“大躍進”問題和毛在廬山吵架公開翻臉了嗎？

他們都落得一個錚錚鐵骨的好名聲。周當時為什么就不能也來個拍案而起、分道揚鑣呢？省得后人一再議論，背一個逆來順受或更有不理解者曰之為“虛偽”的罵名。周不是一個普通人，是一國總理，背負著一個國家，八億人口。他要考慮后果。如果硬來也行，但那將是兩種可以預見的結果。

第一，毛以絕對權威，像對劉少奇那樣將周當即徹底打倒，甚至進行人身迫害。這樣周那一點點僅有的合法身份和權力將被剝奪干凈。人民、國家將會受到更大的痛苦和災難。而且事實證明，前面所舉梁、馬、彭等人的翻臉，除留下人格的光環和對后人的啟發之外，當時于事并無大補。

他們個人的犧牲是起到了揭露錯誤，倡導民主，改進黨風，啟迪歷史的作用，殊可尊敬。但周恩來不行，他是一國總理，他首先考慮的是國家利益，是當時翻臉之后這個攤子怎么收場。政治需要妥協。

第二，周可以將自己的不同政見公布于社會，并說服一部分高級干部和群眾追隨自己，用票決的辦法逼毛表態。以周的威信和能力也是能拉起一股力量，形成一派甚至一黨的。但這樣的結果就是中國共產黨的分裂，接著是國家政權的分裂。兩派、兩黨甚至是兩個政權長期的對峙斗爭。

因為，全國全民要從亂而后再治，重新統一到一種思想、一個方針，產生一個領袖，以中國這樣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度，沒有半個世紀到一百年的爭斗，甚至流血是不可能的。中國歷史上多次大的分裂就是明證。漢之后經三國兩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的分裂到隋的重新統一經過了361年，唐之后經五代十國之亂到宋的統一，經過了半個多世紀年。

元明清是基本上做到了大一統的。進入民國從1911 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用了近40年。歷史的教訓，每一次大分裂都要經過一個相當長的整合周期，才能出現新的平衡統一，這中間人民將遭受無窮的災難。生命的摧殘，經濟的倒退，生產力的破壞，山河的破碎，歷史上屢見不鮮。如果再有外敵乘機入侵，插手內斗，尋找代理人，就更加復雜。

所以，我們可以設想，當時周如果真的大翻臉，一個剛建國十年左右的共和國又將蹈入四分五裂，民眾處于水深火熱之中。這不只是一種設想，事實上，有人曾問過總理，你為什么不站出來公開反對？周說那將會使黨分裂，后果更壞。據說劉少奇也說過同樣意思的話：在那種情況下只有積極建議，爭取把錯誤降到最小，如果意見不能被采納，就只能跟著走，一起犯錯誤，將來再一起改正。這比分裂的損失要小得多。

相信，當時的周、劉等一批革命家是認真考慮過翻臉的成本的。不翻臉，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是不得已而為之。

三、隱忍克己，為國為民有話不能說，或說出來無人聽，只能忍，忍在肚子里。這在普通人已是一種煎熬，而一國總理，大任在肩，大責在心，忍則犧牲民利，眼看國事受損；爭則得罪領袖，造成黨的分裂。這種煎熬就比下油鍋還難了。于是只有爭中有忍、忍中有爭；言語謙恭、行事務實。

我們這一代人還清楚地記得“文化大革命”中周的形象，一身藏青色樸素莊重的中山服，胸前總是別著一枚毛澤東手跡“為人民服務”紀念章。他四處滅火，大講要聽毛主席的話，抓革命，促生產。這種復雜兩難的心理可想而知。他只掌握一個原則：犧牲自己，保全國家。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有一句發自肺腑的名言最能體現他當時的心態：我不下地獄，誰下地獄？

于是我們看到兩種情景。

一方面，周在毛的權威面前，俯首貼耳，不置一辭，為毛留足面子；另一方面，又留得青山在，好為國為民多燃點光和熱。在處理經濟問題時，周利用總理身份盡量求實。連毛在1960年也不得不承認：“1956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文革深入”，毛要打倒劉少奇和一批老干部的想法已很明顯。“四人幫”就又拿出當年劉少奇為保護黨的高級干部，批準薄一波等61人公開登報后出獄一事來大做文章。周立即給毛寫信說，表示反對，說這在當時是黨的高層通過的。毛不理，并隨之將劉也打成叛徒。

后來又重翻“伍豪”舊案，借國民黨報紙的謠言影射周當年在白區也曾自首。這兩件事都是歷史上早已搞清、定案的事。周極憤怒，但他還是忍了。

林彪的資歷遠在周之下，周深知他在歷史上的表現并不堪任黨的第一領袖，但毛把他選為接班人，把周排在林后，為林服務，這個周也忍了。

在高層中，劉、鄧是“文化大革命”的阻礙，已陸續被清除，下一個目標已是周，于是毛借“批林批孔”又加上一個“批周公”，其意直指總理。“文化大革命”一開始毛甚至說，不行他就重拉隊伍再上井岡山，這與上次說“促進、促退委員會”一樣，還是以分裂相威脅。

這，周也忍了。江青更是親自出馬或發動親信攻擊和刁難總理，甚至要總理給她改詩，專趁總理輸液時要去談工作，想盡辦法折磨總理的身體。這些周都忍了。

在一般人，絕對受不得這種夾板氣，早就甩手而去。但總理不能，他強忍惡氣，強撐病體，另有大謀。只要不翻臉，不撕破面子，他這個總理就有合法的地位和權力，就能為國辦一點事，就能挽狂瀾、扶危局。正是：

且忍一腔無名火，咽下一口宰相氣。

留得青山傳薪火，強支病體撐危局。

能不能“忍”，是對政治家素質的更高一級要求。同時在人格上也是對為公為私，大度小量，遠志近利的一種考驗。

中國歷史上為國隱忍的著名的例子是藺相如與廉頗的故事。廉是功勛卓著的老將，藺是因才能而擢升為相的新秀。廉不服，常有意辱之，藺每每相讓。二人同住一巷。每天要上朝時，藺就先讓仆人打看廉是否出門，讓其先行，如相遇于巷，藺必自動回車讓路�，F邯鄲還留有此地，就名“回車巷”。

下人常為藺相如羞愧，藺說，我這樣是為國家，只要我與廉團結，不鬧分裂，國家強盛，秦就不敢小看趙，廉聞后大愧，遂有負荊請罪的故事。記錄這個故事的是司馬遷。他不但記其事，自己也遇上了一件麻煩事。他因言得罪，受了宮刑，遭奇恥大辱。他痛苦地思考著，到底是死還是活。

他在那篇著名的《報任安書》里講道：“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輕于鴻毛，用之所趨異也。”這要看你為什么（所趨）而死。他為了完成《史記》，選擇了“忍”，忍辱生存，忍辱負重。他列舉了歷史上許多王侯將相級的大人物強忍受辱的例子，還有孔子、屈原那樣的學者忍辱著書。他說：“勇怯，勢也；強弱，形也。”

你的強弱、勇怯是客觀形勢所定，你不能為一時義憤或為一己之名而輕舉妄動，而要想到身上的責任。周恩來的名位不知超過這些將相王侯幾多倍，其所負之責更是重于泰山。所以他就更得“忍”。忍看朋輩半凋零，城頭變幻造反旗。他勇敢堅韌地在夾縫中工作，在重負下前行。

現在回頭看，在總理忍氣吞聲、克己為國的心態下確實為黨為民族干了許多大事。舉其要者，1958年“大躍進”后，他主持三年調整，醫治狂熱后遺癥，拯救了國民經濟。“文化大革命”中，他親自指揮，處理林彪叛逃事件；他抓革命促生產，維持了國民經濟最起碼的運轉，并且還有一些較大突破，如大慶油田的開發等；他抓科技的進步，原子彈、氫彈、衛星實驗成功；他抓外交的突破，“文化大革命”中中日、中美建交；等等。

還有一項更大的成功是在召開四屆全國人大時，他促成了鄧小平的復出和一大批老干部的重新起用，為以后打倒“四人幫”，實行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這些都是總理在忍著一口氣，沒有鬧翻臉的情況下，一點一點艱難地爭取來的。

我們設想，如果1958年總理翻臉，甩手而去，也許三年困難時期那一道坎國家就邁不過去。而在“文化大革命”之亂中，如果總理翻臉而去，就正合林彪、江青之意，他們會更加大行其亂。等到人民已經覺悟，再重新組織力量，產生領袖，扭轉乾坤，大約又要經過民國那樣的大亂，沒有三五十年，不會重歸太平。那時中國與世界的差距早不知又落下多遠了。

周恩來逝世，使國務院總理之職空缺。本來，理所當然應由鄧小平繼任總理——因為他是“第一副總理”。

然而， 鄧小平已處于受批判的地位，不可能繼任總理。

張春橋、王洪文以為打倒了鄧小平，他們就有出頭之日，成為理所當然的接班人。

1976年2月2日下達的《中共中央通知》，卻出人意料。

《中共中央通知》全文如下: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

經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在葉劍英同志生病期間，由陳錫聯同志負責主持中央軍委工作。

這表明，毛澤東又選定了新的接班人華國鋒！

屈指算來，在劉少奇、林彪、王洪文、鄧小平之后，華國鋒也是毛澤東親自選定的接班人。

張玉鳳曾這樣回憶毛澤東挑選接班人的情形:

關于接班人的問題，毛主席曾多次跟我說:為此事傷透腦筋，林彪是他選的，王洪文是他選的，都不行呵！

有一次，我問主席，總理這么好，你怎么不選總理當接班人？

主席伸出手掌做了一個砍刀的動作，說:總理雖好，缺少這個。

1976年1月8日，主席得知總理逝世的消息，悲痛不已，時而哭，時而要趕人。他病臥在床，一字一句地看總理追悼會和悼詞的請示報告�？赐旰�，又泣不成聲。我問主席去參加總理追悼會嗎？主席難過地說:“我也起不來了。”那些天，主席醒來也不先聽文件了，總是在扳手指頭，考慮問題，還不時問我政治局同志的名字，我就一個一個地報出當時政治局委員的名字。……

1月中旬，毛遠新來見主席。他問主席，對總理的人選有什么考慮？主席想了一下說:“要告訴王洪文、張春橋讓一下。”

然后，主席又扳著手指數政治局委員的名字，最后說:“還是華國鋒比較好些。”

毛遠新點頭說是。

就這樣，主席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

毛遠新說:“好！選得好！”

主席也顯得很高興。

毛遠新出來時對我說:“幸虧他先去了(引者注:指周恩來去世)，主席自己把接班人選好了，這是大事。”

后來，毛遠新又來向主席匯報說:他把指示向王洪文、張春橋傳達了。王洪文表示同意主席的安排，張春橋則沒有什么表示。在政治局傳達時，大家都認為主席看人看得準，選得好。

主席聽了毛遠新的匯報，很高興。

后來，江青也打電話來，讓我們報告主席說:華國鋒這個人，主席選得好，他兩邊意見都能聽，她對主席這項決定很滿意。

汪東興也特意來見主席說:“主席選華國鋒同志選的(得)實在好，我舉雙手贊成！此項決定，大家都很滿意。你要吃好、睡好，其它事，我們來辦。”

1968年4月8日，當湖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華國鋒出任副主任。1969年，華國鋒的名字，出現在中共九大的主席團名單之中，出現在九屆中共中央委員會名單之中。華國鋒擔任了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和斯諾談話時，提及了華國鋒。當斯諾的文章在美國《生活》雜志發表后，華國鋒第一次引起國外的注意。毛澤東是這樣說的:“湖南省的人物也出來幾個了。第一個是湖南省委現任的第一書記華國鋒，是老人。”當時，華國鋒不過四十九歲，當然算不上是上了年紀的老人。毛澤東所說的“老人”，顯然是“老人馬”的意思。

在“親密戰友”林彪叛逃身亡之后，毛澤東不得不另選接班人。毛澤東在從上海調來王洪文的同時，也從長沙調來了華國鋒。這時的華國鋒，人在北京，但仍身兼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廣州部隊政委、湖南軍區第一政委等職。

在公安部長謝富治于1972年病逝之后，華國鋒被毛澤東提議擔任這一職務。公安部長地位的重要性，是人所共知的。從此，華國鋒在北京站穩了腳跟。

1973年5月，當毛澤東正式表明選定王洪文為接班人、讓王洪文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時候，毛澤東也把華國鋒視為“后備”的接班人，與王洪文同時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

在1973年8月的中共十大上，王洪文成為副主席，引人矚目。華國鋒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只是不那么惹人顯眼而已。

華國鋒言語不多，不露鋒芒。在北京，他唯一的靠山是毛澤東。他既與“四人幫”沒有什么瓜葛，也與周恩來、鄧小平、葉劍英沒有什么交情。在中央政治局尖銳的斗爭中，華國鋒往往保持中立。他唯毛澤東之命是從。

張春橋和他的伙伴們費盡全力，終于扳倒了鄧小平，毛澤東卻把大權交給了華國鋒。

挫敗“四人幫”的奪權陰謀，毛澤東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他已經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結成“四人幫”，正覬覦著中國的最高權力。雖然這一次毛澤東選定接班人，又一次采用了由他個人指定的這樣并不恰當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澤東選定王洪文為接班人的時候，已考慮到華國鋒。不過，當時他更傾向于王洪文。

1973年5月，根據毛澤東的提議，華國鋒和王洪文同時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并參加工作。

1973年8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當選為副主席，華國鋒成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1974年冬，在“四人幫”組閣陰謀甚為活躍之時，毛澤東在湖南長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對華國鋒的信賴——當時華國鋒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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