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說我這個人是一個不會被金錢或物質所誘惑的人，這個評價太高，自己心里也不敢接受。我時常呆在家里，不出門去，是因為這個世界對人的誘惑力越來越大，面對許多我想擁有的東西，總是克制不住自己，就想著為金錢去奔忙，出賣自己，滿足物欲；可心中還有一點不甘心，有些屬于心靈的東西不愿遭受蹂躪，于是將自己躲藏起來，“躲進小樓成一統”去。張季鸞（1888－1941）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之一，《大公報》“社論”總主筆，其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四不”辦報方針及其身體力行著稱于世。九一八事變以后，《大公報》每天一篇“社論”，均由張季鸞執筆，一篇三千字的社論，在深夜12時至凌晨1時之前，不用一個小時就寫完，其“社論”思路清晰，透徹時事，文筆犀利，傳誦一時。張季鸞敢說敢言，針砭時事之論不免“不合時宜”。1932年5月5日，中國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了《凇滬停戰協定》，暫時結束了“一二八”事變以來的軍事對抗，葉楚傖準備對國內報刊進行整肅，王正元在《監聽專員見聞錄》一書中談到了關于收買張季鸞一事的過程。宣傳部長葉楚傖在一次國民黨中常會秘密小組會議上就國內外報刊言論作了陳述，與會者一致認為《大公報》是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其言論常使政府尷尬、畏懼。會議決定用金錢收買張季鸞及其《大公報》，從五萬元一直升到十五萬元方一致通過，當時物價每石（120市斤）米價約4元，十五萬元可真不是一個小數目了，可以買450萬斤糧食，按現在的糧食價格換算，相當于人民幣約700萬。某日，凌晨1時許，總務主任到張季鸞辦公室，遞上一張15萬元的交通銀行即期匯票，收款人是張季鸞，匯款人是國民政府文官處。王正元說，當時張季鸞就把還沒下班的編輯部人員統統叫到總編室，拿著這張匯票就侃侃而談，在“文人要窮，文窮而后工”、“文人就是不能發財，否則文章寫不出來”、“《大公報》要堅持十二字辦報方針”等等言論之后，命總務主任將匯票退回。張季鸞雖然未被收買，其人依然為政府所用，蔣介石常通過陳布雷約其晤談，討論時事，并時常電話咨詢，王正元在電話監聽中常聽到蔣介石稱其“季鸞先生”，可見蔣對他的尊敬。1940年，蔣介石命陳布雷寫一篇《告日本國民書》，陳推薦張季鸞執筆。張季鸞以日本風格及日文于病榻寫成，洋洋灑灑近萬言，蔣介石閱后一字未改，印刷后用飛機撒向日本主要城市。張季鸞于1941年病逝，國共兩黨均發唁電，以示哀悼。張未任政府公職，不便國葬，政府以國葬待遇舉行“公葬”，其葬禮盛況空前，為新聞人葬禮之最。一個報人，得如此待遇，并在中國新聞史中占有重要一席，這樣的人在任何時代都是少數，因而，尤其顯得珍貴！如果有一天，張季鸞先生不再因為他的新聞人品質成為我們感嘆的話題，我想，這也是他真正能安息的一天。

《江南時報》(2005年07月31日第十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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