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曾用名華夫，早年加入德國共產黨，1928年進入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后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擔任軍事顧問。1933年初，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中共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不懂軍事，對李德十分依賴和支持，把第五次反野圍剿冶的軍事指揮大權完全交給了李德。李德推行軍事教條主義，導致紅軍作戰接連失利，引起紅軍廣大官兵的不滿，但博古、李德不認真吸取教訓，改變錯誤做法，反而對提出不同意見的同志進行打擊。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受到了嚴厲批評。
遵義會議上受到批判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會上，李德受到批評，其軍事領導方式和戰略戰術方針也受到批判，并被寫入會議的總結決議之中：“政治局擴大會認為××同志特別是華夫同志(××同志指博古，華夫同志指李德) 的領導方式是極端的惡劣，軍委的一切工作為華夫同志個人所包辦，把軍委的集體領導完全取消，懲辦主義有了極大的發展，自我批評絲毫沒有，對軍事上一切不同意見不但完全忽視，而且采取各種壓制的方法，下層指揮員的機斷專行與創造性是被抹殺了。在轉變戰略戰術的名義之下，把過去革命戰斗中許多寶貴的經驗與教訓完全拋棄，并目之為‘游擊主義’，雖是軍委內部大多數同志曾經不止一次提出了正確的意見，而且曾經發生過許多劇烈的爭論，然而這對于華夫同志與××同志是徒然的。”“政治局擴大會認為為了粉碎敵人新的圍攻，創造新蘇區，必須徹底糾正過去軍事領導上所犯的錯誤，并改善軍委領導方式。”
李德本人參加了遵義會議，伍修權作為他的翻譯也列席了會議。對于李德在遵義會議上的表現，伍修權回憶：“會議一開始，李德的處境就很狼狽。當時，別人基本上都是圍著長桌子坐，他卻坐在會議室的門口，我也坐在他旁邊，他完全是處在被告的地位上。別人發言時，我一邊聽一邊翻譯給李德聽，他一邊聽一邊不斷地抽煙，垂頭喪氣，神情十分沮喪。由于每天會議的時間很長，前半段會我精神還好，發言的內容就翻譯得詳細些，后半段會議時精力不濟了，時間也緊迫，翻譯就簡單些。在會議過程中，李德也曾為自己及王明在軍事上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辯護，不承認自己的錯誤，把責任推到客觀原因和臨時中央身上。不過這時他已經理不直、氣不壯了。事后有人說他在會上發脾氣，把烤火盆都踢翻了，把桌子也推翻了，這我沒有見到。當時會議的氣氛雖然很嚴肅，斗爭很激烈，但是發言還是說理的。李德本人也意識到已是‘無可奈何花落去’，失勢無權了，只得硬著頭皮聽取大家對他的批判發言。”
李德在他1973年出版的《中國紀事》中是這樣回憶的：“至于我呢，我只能吃力地跟上兩天的會議。伍修權顯然不樂意給我翻譯，而且譯得也不完全。因此，我在得到會議記錄或者至少是尚待作出決議的文字材料并詳細閱讀之前，沒有表明態度。”對于會上對他的批評，他認為是“詆毀”，辯解說：“一個外國顧問既沒有下達指示的權力，又不懂中文，和外界又沒有聯系，怎么才能做到這些呢?”同時，他堅持認為遵義會議“不是解決生死攸關的原則問題，而是一場無原則的派別斗爭”。
在遵義會議上，李德堅持認為自己作為顧問只是提提意見，是中國同志自己搞壞了，而“完全堅決地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黨在決定決議到支部討論時，指出了華夫的名字，而在團以上干部會中才宣布博古的名字。在遵義會議上，李德被取消了指揮權。這次會議以后，他參加紅軍領導層決策性會議的次數逐漸減少，即使應邀參加，也只是列席罷了。
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在遵義會議結束之前，李德提出了到紅一軍團去的要求。“我請求允許我在第一軍團待一段時間，使我能夠在前線的直接實踐中更好地認識毛所大肆強調的中國內戰的特殊性。這一請求被批準了。”于是，“他的馬背上馱滿了從軍需官那里領來的特殊供應物品，他就匆匆去追趕林彪的部隊了。三四天之后，他終于見到了林彪。他說，他受到了無禮的接待。不過，他還是收起了他最喜愛的娛樂———打撲克，開始研究毛的戰爭方式了。在此之前，很多長夜他都是和博古以及兩個翻譯靠打撲克打發過去的”。
紅一軍團是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早在中央蘇區時李德還曾去紅一軍團講過戰術課，當時他與軍團長林彪相處得還算融洽。不過這次前來“蹲點”的李德卻自認為討了無趣：“林彪以一種不耐煩的態度接待了我。關于軍事形勢，他緘口不談，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度過了幾個星期，在這期間他對我也幾乎毫不過問。”事實上，林彪對李德仍很關照，他特意交代軍團管理科的一名科長負責照顧李德的生活。1935年2月下旬，紅軍二占遵義城時，李德又回到中央縱隊行動，隨軍轉戰貴州、云南。
1935年5月12日，紅軍巧渡金沙江后，中共中央在會理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長征途中一次重要的會議。據李德回憶，他在會議召開前的最后一刻接到邀請，由于沒帶翻譯，只能靠博古邊聽邊給他作一些簡單的介紹。會上，毛澤東對以林彪為代表的錯誤認識和活動進行了批判，李德在表態時卻說：“我們別談過去了，還是談談當前吧。”但是，李德在《中國紀事》中回憶：“局外人”即非政治局委員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林彪、彭德懷也沒有到場。
6月中旬，紅一、四方面軍在長征途中會師。8月初，李德被派到紅軍聯合軍事學校擔任領導。據他自己回憶：“就戰術問題上過幾次大課，并且進行過幾次專題的講座和圖上演習，但大部分時間卻是參加‘收割’，甚至有兩次參加了一個征糧隊。”8月3日，紅軍分成左、右兩路軍北上，李德同中共中央和前敵指揮部一起隨右路軍行動。當時，紅四方面軍領導人張國燾企圖分裂紅軍，而李德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和身份堅決抵制分裂，維護黨的決議和統一。他也認為：“我確實也是一個忠實支持者，盡管我對遵義會議持有保留意見。”
對此，時任紅軍大學軍事教員的閻捷三曾有過回憶：一天凌晨，紅大師生集合起來準備出發，這時紅軍大學教育長、四方面軍參謀長李特帶著人騎馬趕來了。他大聲傳達張國燾的命令，要四方面軍的同志都隨張國燾南下，不要跟中央北上。李德見李特十分囂張，上前拉住了李特的馬頭，斥責他的分裂言行。沒說幾句話，兩人就動起手來。聞訊而來的毛澤東制止了他們的爭斗。此時，李特情緒非常激動。李德擔心李特一時沖動鋌而走險，就從后面將李特緊緊地抱住。李特氣急敗壞地狂喊亂叫，使勁掙扎，但無奈李德的雙臂如同鋼鐵一般，他怎么也擺脫不掉。毛澤東見狀說了聲：“放了他吧!讓他們走!”見毛澤東發話，李德這才不情愿地松了手。
當時在場的彭德懷目睹了這一幕，并說李德“這次表現很好，站在正確的方面”。上述一幕，見于2006年8月15日《解放軍報》上發表的《李德被取消指揮權之后》一文。在閻捷三《捉放李特的見聞》中有更為詳細的回憶，彭德懷以及另外幾個當事人和目擊者的回憶也提到了這件事，應當是可信的。李德對自己的這一行動，在《中國紀事》中卻一字未提，只模糊地寫道：“而我呢，半夜被派到軍事學校去傳達開拔的命令，我這樣去做了。司令員同他的人引人注目地留了下來，其間好像沒有發生沖突，早晨我同學校一起又加入了中央縱隊。”
9月中旬，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會議，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同時將部隊進行了重新編組，李德是編制委員會的成員之一。10月19日，中央紅軍主力勝利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起縣城)。紅一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李德也成了唯一走完長征全程的西方人。
繼續履行顧問職責
1935年12月，李德隨中央機關住進瓦窯堡。不久，他參加紅軍參謀部的一些工作，主要是在紅軍學校工作。12月27日，他參加了在陜北瓦窯堡召開的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他對毛澤東在會上所作的《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報告持反對態度，認為“它既不符合國內實際力量的對比，也無助于建立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和民主人民共和國這個政治目的”。
1936年1月，李德列席中央軍委會議。會議主要討論戰略方針，歸結起來是如何處理好鞏固和發展中的關系。會議決定東征發展，在發展中鞏固。李德不同意這個決定，受到其他同志的批評。27日，紅軍主力東征前夕，李德寫信給中共中央，即《對戰略的意見書》，意在說服中央停止東征行動。信中指出：閻錫山有8萬人，在技術上、交通條件方面都比我們優越，我們只有1.3萬人，其中一半是新兵和3000名新的俘虜兵，技術條件也低。在戰爭形式方面，游擊性的行動在蘇區和游擊區常常能決定勝利，但在白區則很少能得到結果。同時，李德聲明，“拒絕參加出征的隊伍”。這樣，紅軍主力東征期間，李德在后方留守。其間，白匪民團曾多次襲擾邊區，他還協助周恩來參加參謀部的工作，并同紅軍軍事學校的全體學員一起參加了保衛瓦窯堡安全的戰斗，表現勇敢。5月初，東征回師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李德被邀列席，會上他為阻止東征一事作了自我檢討，承認政治局對他的信的批評“是正確的”。
此后，李德被安排到抗大教學。他還受命負責建立和訓練了紅軍的一個騎兵團。李德憑借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過騎兵并當過蘇聯紅軍騎兵師參謀長的經歷，出色地完成了任務，并認為這給他“帶來了很大的樂趣”。1937年1月，李德隨中央遷到延安居住。他沒有被邀請參加1937年12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和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他在回憶錄中對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共中央許多方針政策和軍事策略表示不滿和反對。
抗日戰爭爆發后，為研究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作戰方法，總結紅軍作戰的經驗教訓，吸取國外軍事作戰成果，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了軍事研究委員會，李德為委員;在軍事研究委員會下設編委會，李德任主任。1937年9月至10月間，延安的軍事雜志編輯建議李德每月寫一份軍事概況，但李德想按自己的觀點組織文章，結果文章被拒絕發表。1938年下半年，他受司令部委托，先后寫了幾篇反映現代武器在不同斗爭中的策略的文章，包括《現代軍事技術》《坦克及坦克斗爭的方法》《空軍與防空》《化學戰爭與防毒》等。李德回憶說：“這些文章統統發表了，并署了譯者的名字。只有一次，由于疏忽把李德稱為作者了，我得到了讀者的幾句稱贊，但編輯卻受到了指責。”其中前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八路軍軍政雜志》1939年第一期和第二期上，后兩篇文章分別發表在《中國青年》1939年第四、五期合刊和第八期上。1938年至1939年間，李德的正式身份是后方司令部顧問。
爭取返回蘇聯
1936年中國共產黨同共產國際恢復無線電聯系以后，李德曾幾次向洛甫(張聞天)要求返回蘇聯。1937年底，王明等人回到了延安。李德大喜過望，多次找王明和張聞天請求共產國際把他召回蘇聯。王明則竭力勸阻，說蘇聯正在搞肅反，李德此時回去很危險。“他的原話是，在蘇聯等待我的不是什么好事，我必須估計到可能被流放，甚至被槍殺。他這番話并沒有使我感到十分吃驚，因為在《真理報》上我經常讀到我個人認識的或是知道的名字成了‘人民的敵人’，我可以保證，他們對黨的忠誠是堅定不移的。我不理解其中的背景和聯系，但是我對自己說：不管發生什么事，我愿意在莫斯科為我自己的工作負責。”在王明的勸說下，李德暫時打消了回蘇聯的想法，但他還是想在適當的時候回蘇聯。
這期間，李德與在延安搞醫務工作的國際友人馬海德等有較多交往。在此前后，他也曾會晤過到延安采訪的艾格尼斯·史沫特萊和埃德加·斯諾夫人以及其他一些外國人士。埃德加·斯諾訪問陜北期間，也曾同李德長談，李德也對自己在華的軍事指導思想作了反思，承認西方的作戰方法在中國不一定總是行得通的。他說：“必須由中國人的心理和傳統，由中國軍事經驗的特點來決定在一定情況下采取什么主要戰術。中國同志比我們更了解在他們本國打革命戰爭的正確戰術。”這種認識顯然是較為客觀的。
1939年秋，周恩來赴蘇聯治病。李德接到中共中央臨時通知，批準他同機返蘇。在延安機場，不少人都趕來同李德告別，毛澤東也禮貌地祝李德“一路平安”。就這樣，李德結束了他在中國的軍事生涯，從此再也沒有回到過中國。
李德返回蘇聯后，受到共產國際的批評，并被禁止再過問中國事務。之后，他去蘇聯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1941年，李德以紅軍軍官的身份參加了蘇聯衛國戰爭，戰爭結束后又回到外國文學出版社工作。1954年，李德回到民主德國定居，主要從事翻譯工作，是德文版的列寧著作的責任編輯，還翻譯了一些蘇聯作家的作品。1961年至1963年，李德曾擔任民主德國作家協會第一書記。
剩下的日子，李德是在平靜中度過的：翻譯，研究，著述。1973年，民主德國迪茨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國紀事》。在這本書中，李德對當年的一些事實進行了歪曲敘述，并對一些中共領導人進行攻擊、誹謗。1974年8月15日，李德病逝于東柏林。
原本是特工:李德在中國的真實身份之謎
從1932年至1939年，李德(1900～1974)作為中國工農紅軍的軍事顧問，代表共產國際的權威力量，指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和長征最初的行程，遵義會議后被罷免了軍事指揮權，轉任紅軍大學(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軍事教員，最后頗為黯淡地從延安同到蘇聯。隨著更多歷史資料的出現，逐漸暴露出李德來華的真實身份是蘇聯紅軍總參謀部情報員，屬于特工性質，被邀請擔任軍事顧問，卻是一場將計就計的誤會。
送錢救命到中國
1932年春，時年32歲的奧托·布勞恩從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畢業，兩周后緊急受命，穿一身西服，帶一張奧地利護照，化名斯托洛夫，乘坐快速火車穿越西伯利亞，經滿洲里到哈爾濱，與設在此地的蘇軍秘密情報機關負責人赫爾曼·西伯勒爾會合后，迅速趕往大連，再轉乘輪船來到上海。他此行目的，是為蘇聯紅軍總參謀部駐中國情報機構“佐爾格小組”承擔送錢救人的任務。
理查德·佐爾格是1930年1月至1932年11月，以德國記者身份被蘇聯軍方派駐在上海的情報機構負責人。他領導的“佐爾格小組”，隸屬于蘇聯紅軍總參謀部，但名義上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代表團成員，該情報機構在上海，與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團、中共中央領導層，都有固定的工作關系和橫向聯系。但足，當時的中共中央領導層并不知道“佐爾格小組”的真面目，而是一概視為共產國際代表團，是代表共產國際來幫助中國人民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
此前，1931年6月15日，同屬于蘇聯軍方情報機構，對中共黨內以共產國際遠東局聯絡部代表名義，對社會以“大都會貿易公司”老板身份的牛蘭，綽號“牛軋糖”(Nougat)、“交通毛子”，在上海被公共租界警務處英國巡捕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他的妻子、小孩和中國女傭。由于被懷疑是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牛蘭夫婦被引渡到南京國民黨政府警察機關，并傳言將判處死刑。佐爾格通過各種社會關系，一方面安排史沫特萊動員世界知名人士，如高爾基、宋慶齡、魯迅等發表宣言，提出抗議;另一方面疏通與周民黨有關方面的關系，最后找到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總干事張沖，雙方達成協議，以2萬美元的代價換取牛蘭被關押期間的手跡。這是一筆數額頗大的款項，當時共產國際提供給中國共產黨的每月活動經費為2.5萬美元。佐爾格當印報告莫斯科，請求自己所屬的蘇聯軍方情報部門緊急派人送交�？罱饩韧尽榇_保萬無一失，蘇聯軍方同時派出奧托·布勞恩和赫爾曼·兩波勒爾兩位德國同志擔當此次行動的秘密交通員。 “他們兩人互不了解，都是由總部單獨派遣的”，各自攜帶2萬美元現鈔，“歷經千辛萬苦，終于將錢送到了目的地，交給了佐爾格。”佐爾格收到錢后，順利地將牛蘭被關押期間的手跡公布于眾，激起社會輿論的廣泛支持。宋慶齡發起組織“牛蘭營救會”，親自到南京找蔣介石、汪精衛、羅文干交涉，數次前往監獄探望牛蘭夫婦，兩次書面具保，要求送牛蘭夫婦保外就醫。愛因斯坦、蕭伯納、羅曼·羅蘭、德萊塞、杜威等數百名國際知名人士或聯名或單獨發出呼吁營救牛蘭夫婦。 1932年8月19日，國民黨當局在中外輿論的譴責下，以擾亂治安、觸犯“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的罪名，判處牛蘭夫婦死刑，援引大赦條例，減判無期徒刑。
作為秘密交通員之一的奧托·布勞恩，即稍后成為中國工農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他在自己的回憶錄中，有意回避了蘇聯軍方情報工作人員的真實身份。“1930年，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人員諾倫斯·魯格(即牛蘭，引者注)被捕，他辦公室里的許多文件也被查出，只是當時對腐化的中國法官進行了賄賂，才使他免受死刑和處決。”這里他沒有交待魯格的真實身份，也沒有提供任何有關“佐爾格小組”的信息，而是含糊其辭地將魯格說成是共產國際駐在中國的代表團成員。他有意突出并放大了自己來到上海后，與共產國際遠東局代表之間的聯系。
“到達上海幾天以后，我同阿瑟·尤爾特同志取得了聯系，他在這期間是共產國際駐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代表。在德國，我們一起做過黨的工作，我同他是很熟悉的。幾年以后，他在巴西同他的妻子薩博一起被捕，遭受了嚴刑拷打。在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的還有一位俄國同志，他是國際聯絡處的工作人員，負責安全以及一切技術和財政問題，以流亡者的身份出現;還有兩位美國同志，分別代表青年共產國際和紅色工會國際。”
這個蘇聯軍方情報小組成員，他們大多數都不是俄國人，所持護照也不是真實國籍證明。他們來到上海后，不僅在社會上有一個可以公開的身份或職業作長期居住的掩護，而且在中國共產黨組織內部也有一個可以公開的身份作掩護，那就是共產國際遠東局成員。
軍事顧問的由來
李德到上海完成送錢救人的任務后，并沒有馬上留住在上海。他晚年在回憶錄中說，“為了了解情況，我曾多次旅行，其中也到過上海，直至1932 年秋，才最后移居到那里。”這個所謂“了解情況”的為時半年時間的“多次旅行”，正是他從事軍事情報工作之表現，都被虛晃而過了。移居上海后，他先下榻外白渡橋北端的禮查飯店(今黃浦路17號)，隨后搬進一家美國人的公寓，獲得一個正式的可以公開的社會背景。從此，正式開始了他扮演共產國際派駐中國軍事顧問的角色。
他與當時擔任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阿瑟·尤爾特(Ewert，又稱艾佛爾托)一起，經常與中國共產黨中央領導層接觸。“通常是每周一次，我們一起到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去。辦事處坐落在新住宅區內，當然是相當安全的。我們只能按照事先約定好的暗號，比方說，在一個窗臺上放一盞臺燈，或者在一間有亮光的房間里把窗簾打開半葉等等，才可以走進辦事處。”“在中央委員會秘密辦事處，尤爾特同志和我同中央委員會書記博古(秦邦憲)和洛甫(張聞天)所談論的，都是一些緊急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博古、洛甫都曾留學蘇聯，通曉俄語，他們之間可以直接交談。
當時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負責人是博古。1931年1月7日，在上海武定路修德坊6號(今武定路930弄14號)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經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的安排，補選了中央委員，并改選由向忠發、項英、周恩來、張國燾、徐錫根、盧福坦、陳紹禹(王明)、陳郁、任弼時等9人組成的中央政治局，向忠發為中央總書記。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央特科具體負責人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并叛變。6月15日，牛蘭夫婦在自己的住處被捕。6月22 日，向忠發在靜安寺附近一租車行租車時被捕，并于次日被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處死。白色恐怖籠罩著上海，中共中央在上海的處境遇到極大困難。9月底，因王明將赴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周恩來 將去江西中央蘇區工作，遂由王明、周恩來決定，并報共產國際遠東局同意，由博古、洛甫(張聞天)、盧福坦、李竹生、康生、陳云等6人組成中央政治局，博古、張聞天、盧福坦為常委，博古為總書記。
據博古回憶，他“與李德認識是經當時(1932年秋)遠東局負責者艾佛爾托介紹，他(李德，引者注)進人中央蘇區是遠東局有電派來當軍事顧問的”。
共產國際遠東局，全名是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遠東局。1929年2月，因中國大革命失敗后一度撤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從海參崴遷移到上海，作為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常設秘密機構，以具體幫助中共中央，同時負責與遠東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的聯絡。遠東局內部分為三個相對獨立的部門，其一“政治部”，主要任務是傳達共產國際各種政策指示，幫助中共制定各種政策文件，轉達中共的各種建議和要求，并研究中國的各種政策性問題以向共產國際提出報告;其二是“組織科”，主要任務是給中共及遠東其他國家共產黨組織轉發經費，為共產國際人員和中共中央領導人舉行重要會議尋找安全地點，保證莫斯科與中共之間的人員、文件、書信傳送，以及無線電通訊和組織秘密交通線等;其三是軍事顧問，即指導中共的軍事工作。
在上海的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先后有：
羅伯特，又稱埃勒斯、“德國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1931年2月離滬。作為遠東局正式代表，主要負責政治部工作。其間，1930年3月至8月，在任斯基去莫斯科期間，主持遠東局工作。
任斯基(Rendsky)，又名M·雷利斯基、“波蘭毛子”，1929年3月到上海，以遠東局秘書身份負責組織科工作，遠東局的具體負責人。曾操持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召開。米夫到上海后，他的權力被取締。1931年4月米夫回國后，“波蘭毛子”再度出面負責。1931年9月，在白色恐怖極其嚴重的情況下，布置中共中央撤退到中央蘇區的工作后，才離開上海回蘇聯。
米夫(1901-1938)，作為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1930年10月到上海，操持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召開，讓留蘇派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但他本人并沒有任何正式身份，而是直接參與遠東局工作。1931年4月下旬離滬回國，后來在蘇聯大清洗運動中被處死。
阿瑟·尤爾特，又名艾佛爾托，1931年11月化名哈里·伯杰，持美國護照到上海，領導遠東局內部圍繞中國革命工作方針問題發生爭論，1934年7月回蘇聯。
作為共產國際派到中國幫助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先有蓋利斯，是一位胳膊有殘疾的蘇聯紅軍軍官，直接受蘇軍總參謀部情況部第四局局長別爾津的領導。他在莫斯科時就曾幫助共產國際起草過關于中共軍事斗爭的指示文件。到上海后，中共中央對其依靠更多，幾乎所有有關紅軍的訓令都是由他起草的。其后，接替他的是德國人弗雷德·施特恩，1933年6月到上海，1935年夏回國。1933年9月進入江西中央蘇區，成為中國紅軍軍事顧問的李德，就是在弗雷德的領導下工作的。
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國共產黨作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由公開轉入地下，由主要進行宣傳鼓動和民眾組織工作，轉為主要進行武裝斗爭的一個轉折的時期。為了應付這種轉變，莫斯科不僅組織大批中共人員到蘇聯去學習政治、軍事和各種特殊技能，幫助中共中央制定大政方針，主持安排中央人事，提供幾乎全部活動經費，還專門派出共產國際遠東局長駐上海，就近幫助、指導并監督中共中央的工作。1931年9月，24歲臨危受命，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博古，一介書生，沒有任何軍事斗爭的經驗和學識，所以就特別仰仗共產國際的支持。在與李德的交往中，他為對方曾經上過戰場和軍事學院專門學歷所傾倒，便以“軍事專家”待之。李德后來說，“我雖然知道，從莫斯科派來的總顧問(即軍事顧問弗雷德，引者注)正在途中，但是，事與愿違，他遲遲未到。因此，實際上從第一天起，我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
1932年底，迫于國民黨統治壓力，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隨博古、洛甫、陳云最后轉移到江西的中央蘇區。博古、洛甫動身前，主動要求共產國際遠東局負責人尤爾特將李德派往蘇區，擔任軍事顧問工作。李德本人也將計就計地同意了，他提出的唯一條件是請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發出一個相應的指示。尤爾特和博古因此向莫斯科發出幾封請示電報，1933年春天，終于得到肯定答復。據李德回憶，他們得到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答復大意是：“我作為沒有指示權力的顧問，受支配于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這個指示意見，與斯大林關于共產國際派駐中國代表的意見相一致。鑒于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歷任代表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判斷和采取的措施大多被證明是錯誤的，加之1927年12月廣州起義失敗后，中蘇關系破裂，俄國人在中國的活動變得十分困難，因此，蘇聯方面一度停止了向中國派駐共產國際代表。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開。為便于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之間的政治溝通，以及組織聯絡，幾經磋商，斯大林最終又接受了中共中央的建議，同意共產國際繼續向中國派駐代表，但他不希望俄國人直接卷入這樣一種容易引起嚴重政治糾紛的國際行動，擔心以后的共產國際代表難免會像他們的前任一樣，犯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因而斯大林提議，派駐中國的代表通常不應當是俄國人，今后的代表并且應當與以前的代表有所不同，第一，他們不宜再采取以往的個人代表負責制，而應采行集體工作和集體負責的形式;第二，他們不宜再負有明確的領導責任，主要擔任幫助性工作，起上傳下達的聯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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