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75年12月20日上午，周恩來的體溫升至38。7攝氏度，他突然提出要見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當時，中央有個規定，只有中央政治局委員才能見周恩來。于是，工作人員便一再打電話請示。“四人幫”竟推來推去。電話最后打到鄧小平那里，鄧小平動情地說：“總理都病成這樣子了，他要見誰就讓他見誰，還請示什么。”

于是，值班人員依照周恩來的吩咐，派汽車把羅青長接到醫院。羅青長剛進病房，周恩來就昏睡了過去。羅青長只好在病房旁的小客廳等候。一直等到中午時分，周恩來才蘇醒過來，立刻請羅青長到病床前。周恩來向羅青長說出了一個毛澤東當年重慶脫險的驚天秘密。

周恩來用微弱的聲音說著，要羅青長不要忘了臺灣同胞，更不要忘了那些為革命作過貢獻的臺灣朋友，哪怕他一生中只做過一件有益于革命的事，比如還在臺灣的兩位姓張的朋友……沒有談多少，周恩來又一次昏迷過去了。

醫生馬上進病房檢查和搶救，談話被迫中止，羅青長只好退到病房外等候。等了一段時間，周恩來還沒有醒來。羅青長知道周恩來病情已很沉重，不能讓總理因他來談工作而再度昏厥。于是，羅青長悄然離開了病房。

周恩來說的“兩位姓張的朋友”到底指的是誰呢?

羅青長回憶說，我在周總理身邊工作了40多年，無數次聆聽他的教誨。根據以往總理的交代，他指的是發動西安事變的張學良和曾任重慶憲兵司令的張鎮。

張學良是世人皆知的民族英雄。對于張鎮，人們卻知之甚少，周恩來為何惦記他呢?

張鎮，湖南常德人，1900年生，黃埔軍校一期六隊學員，后來追隨蔣介石，步步升遷。

1945年10月8日，國共兩黨經過艱苦的談判，草簽了《政府方面與中共會談紀要》，即兩天后正式簽字的《雙十協定》。一直致力于國共合作的國民黨談判代表張治中，決定當晚在國民政府軍委會大禮堂舉行雞尾酒會以示慶賀，同時請來重慶厲家班子唱戲招待毛澤東等中共代表。

就在這時，柳亞子來訪，周恩來只好請柳亞子改日來見，并讓自己的秘書(對外稱周恩來副官)李少石用自己的座車將柳亞子送回去，不料途中遭到國民黨士兵的槍擊，李少石被打成重傷，送入市民醫院搶救。

當辦事處工作人員將這一事件告知正在軍委會禮堂看戲的周恩來時，他立刻警覺起來，特別是為毛澤東的安全擔心，但他又怕驚動毛澤東。只是輕輕對毛澤東說：“有點事，我出去一趟。”

周恩來出了軍委會禮堂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張鎮。張鎮時任國民黨陪都重慶的憲兵司令。張鎮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和他一起到醫院看望了時已去世的李少石，又按照周恩來的要求在戲散后，用憲兵司令的座車親自護送毛澤東回紅巖，保證了毛澤東的安全。這件事，周恩來一直記在心上。

全國解放后，他多次對負責統戰工作的羅青長、童小鵬說：“將來臺灣解放了，對張鎮在重慶談判時期的這一功勞，一定不要忘記。”

那么話題到此，我們很多人都想知道，當年毛澤東在重慶是如何脫險的呢?張鎮究竟有什么樣的功勞讓周恩來在病危之時牽腸掛肚呢?張鎮又是如何幫助毛澤東順利離開重慶的呢?

原來當年重慶談判有了結果，毛澤東也準備返回延安。1945年10月8日晚，張治中為毛澤東舉行歡送晚會。在重慶的國民黨要人、各黨派、文化界知名人士共500多人出席。誰知就在這時，卻傳來一個噩耗。

在離紅巖村不遠的嘉陵江邊公路上，傳出一聲槍響，年方35歲、外表頗似周恩來的八路軍駐渝辦事處秘書、國民黨元老廖仲凱的女婿李少石不幸中彈。聽到這個消息，周恩來沒有驚動毛澤東。他和張鎮匆匆坐車趕到金湯街市民醫院探望，而此時李少石已因流血過多不治身亡。

當時重慶市內道路復雜，社會混亂。加上有情報說國民黨特務系統中已經有人揚言，愿以自身性命去換毛澤東一死。如何保證毛澤東主席安全回到紅巖村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周恩來要求張鎮，請他絕對保證毛主席的安全。

張鎮立即表示：“請周主任放心，晚會結束后，我陪毛先生乘坐我的車，不論哪方特務，恐怕都還沒膽向憲兵司令的汽車開槍。”張鎮說到做到確實把毛主席安全送到駐地。

第二天，張鎮又進一步加強了警衛工作，凡毛主席的任務活動都由張鎮親自布置警戒。10月10日下午，國共和談協定在梅園簽字，張鎮得知毛澤東第二天要飛回延安，便趕緊布置警戒，并親自護送毛主席去機場。

周總理曾多次提到張鎮在重慶談判時立了一大功，到去世前還念念不忘。他經常拿這件事提醒做對臺工作的同志，說：“張鎮的職務是憲兵司令，按我們的政策，是格殺勿論的特務，是沒有好果子吃的。只有做對臺工作熟悉歷史情況的同志記住老朋友，才可能處理合適得體，對得住老朋友，堅持滴水之恩，涌泉相報。”

這就是周恩來，他赤誠待人，肝膽照人，不管黨內黨外，他都是最可依賴的同志和朋友，即使到他生命的最后歲月，他也不會忘記。

在中國近代歷史上，常有兩人并稱的情況，如太平天國的洪楊(洪秀全、楊秀清)，戊戌變法的康梁(康有為、梁啟超)，辛亥革命的孫黃(孫中山、黃興)。兩個人中，總有一個是主要的，另一個也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兩人相互補充而又相互依存，共同把事業推向前進。

中國共產黨內，雖然沒有“毛周”這樣并稱的提法，但兩人間的關系正是這樣。毛澤東當然起著主導作用。鄧小平說，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而正如陳云所說，毛澤東最離不開的人是周恩來，這也是事實。

尼克松說，毛澤東是拿大主意決定大事的人，周恩來是負責執行的。這話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講得太絕對了。毛澤東并不是只拿大主意而對具體執行不過問;相反，對全局有決定意義的關鍵性問題，他總是抓得很緊很細，一直抓到底。

但不付出這樣的代價，就不可能發揮這些沒有任何人可以代替的作用。他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這句話背后，是一種怎樣的心情!這種韌性的戰斗，豈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陳云說：“沒有周恩來同志，‘文化大革命’的后果不堪設想。”這是真正了解他的人所說的話!

我在一所大學作報告時，有人遞了個條子問：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不是軟骨頭?我回答了一句比較重的話：不能用小市民的市儈心理去忖度一個對國家民族肩負著沉重責任的政治家所思考和權衡的內心世界!

當然，金無足赤，人無完人。并不是說周恩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說的每句話、所做的每件事都正確，都無可非議。這里用得著毛澤東評價孫中山所說的：“孫先生也有他的缺點方面。這是要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周恩來逝世時，舉國上下那種發自肺腑的巨大悲痛，已經回答了上面所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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