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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簡介：羅隆基

羅隆基(1896-1965)，號努生。1896年8月14日出生于江西省安�？h。其父是前清秀才，后以執教私塾為業。1912年夏，羅隆基考入清華留美預備學校。在校期間，羅隆基曾任清華學生會主席及學生刊物《清華周刊》的主編。他擅長政論，立論獨特，文筆犀利，很早就顯露出政治家的鋒芒。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羅隆基積極參加并成為該校領袖人物。由于他積極參與社會活動，以至在校完成學業的時間由八年延長至九年。羅隆基本人曾自嘲地歸納為：“九年清華，三趕校長”。1921年，羅隆基自清華畢業后，赴美、英留學，獲得政治學專業博士學位。留學期間他大量接觸了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并且信仰“國家至上”的國家主義，主張實行自由民主體制，擁護人權，主張由國家倡導工業化。

1928年，羅隆基回國后，曾在上海光華大學和中國公學任教。同年3月，與胡適等人創辦《新月》雜志。自第二卷第二期開始，《新月》的編輯方針由純文學刊物轉為兼論時事政治。《新月》第三卷第二期起，由羅隆基主編，更增加了政論文的分量。由于胡適、羅隆基、梁實秋等人對人權問題看法一致，他們以《新月》為陣地，鼓吹“人權”、“法治”、“自由”，掀起了人權與約法的討論，因而被稱之為“人權派”。羅隆基立場極為鮮明，論戰最為犀利，成為人權派的代表人物。人權派針對國民黨的現實政治，發表了大量文章，宣傳人權派的“保障人權”、“確定法治”、“思想言論自由”、“實行專家政治”等主張。1929年12月，羅隆基與胡適將有關文章編輯成《人權論集》，由新月書店出版。其中羅的主要文章有《論人權》、《專家政治》等。這些言論體現了資產階級的民主思想，也較為集中地抨擊了國民黨蔣介石集團的一黨專政政策，特別是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因而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度仇視。國民黨政府“明令徹查胡適”。教育部長對胡適簽發了警告令，并以教育部的名義勒令光華大學解除羅隆基的教授職務。

1930年11月4日，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突然以“言論反動、侮辱總理”、“國家主義的領袖”、“共產的嫌疑”為由，將羅隆基拘捕。后來，羅為胡適和宋子文所保釋。但是，羅隆基初衷不改，在國民黨的壓制下，他仍堅持自己的一貫主張，以筆為劍，先后發表了《我們要什么樣的政治制度》、《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對訓政時期約法的批評》、《什么是法治》等一系列文章，揭露國民黨的黑暗統治，抨擊國民黨的現實政治。他始終堅持“《新月》的立場，在爭言論思想的自由”。這時的羅隆基，一方面反對國民黨當局的法西斯統治，另一方面也反對共產黨的政策。他主張用改良主義代替共產黨領導的武裝斗爭、暴力革命。

九一八事變爆發后，羅隆基在上海各大學公開演講，主張武裝抗日，宣傳抗日救亡。9月21日發表《沈陽事件》一文，抨擊蔣介石國民黨熱衷私斗、怯于外戰的虛弱本質，認為在目前內憂外患的環境下，當局要有“舉國一致，抵御外侮”的誠心，根本改組政府，容納全國人才。他呼吁“給我們四萬萬的國民，一個共赴國難的機會”。同時，他表示：“在國事危機存亡的時候，我們決不愿拿‘言論自由’作幌子，來與當局為難”，“內政上一切的政治主張，可以暫時擱置，一切的政治意見，可以暫時犧牲”。

但是，羅隆基要求民主與人權的政治主張從來沒有放棄。1931年底，新月書店編輯出版了《政治論文》一書，收集了羅隆基從1929年人權運動以來陸續發表的政論文章。他在該書的序中仍然聲稱堅持原來的民主主張。

為了擴大宣傳武力抗日和實行民主政治，羅隆基堅決辭去了《新月》雜志總編輯的職務，于1932年1月間離滬北上，就任天津《益世報》社論主撰。他赴任的第一篇社論即抨擊國民黨內蔣、汪、胡三派置國難于不顧，卻為個人權勢爭斗不休。一·二八事變爆發前兩天，他在《益世報》發表題為《可以戰矣》的社論，主張武力抗戰，反對蔣介石個人獨裁和對日不抵抗政策。1932年4月，羅隆基與張君勱等人在北平成立再生社。5月20日，出版再生社機關刊物《再生》月刊。創刊號上正式提出他們的政綱和具體方案，即絕對的民族主義、修正的民主主義和國家社會主義的經濟。1933年5月，《塘沽協定》簽訂以后，他在天津《益世報》連續發表社論，痛斥蔣政權是“對外屈服，對內欺騙”。福建事變發生時，羅支持福建人民政府的主張，堅決反對內戰，主張對福建事變和平解決。他的這一系列言論引起了蔣介石國民黨政權的仇恨。1933年秋，國民黨藍衣社暗殺羅隆基未遂，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和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對《益世報》給予“嚴重警告”，年底，迫使天津《益世報》在羅聘約期滿后暫不續約，羅隆基被迫離開了《益世報》。

1933年，再生社作出建立國社黨的決定。1934年7月，中國國家社會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天津召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

1934年秋，羅隆基應召南下四川，與蔣介石會晤。在整整一個月的時間里，他每日為蔣介石講解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美等國家的戰時行政組織。

此外，他還為在峨眉山受訓的軍官作了幾次演講。臨行前，面對蔣介石的拉攏利誘，他坦率地表示拒絕：“我沒有參加實際政治的才能和興趣，仍愿意回南開大學教書并從事寫作。”羅隆基回到天津后不久，在取得當時掌握平津政權的宋哲元諒解后，他又重返《益世報》。1936年3月，羅隆基針對國民黨政府污蔑日益高漲的學生運動，發出了“萬般有罪，愛國無罪”的呼聲。1936年6月，羅隆基為《益世報》寫了一篇題為《國人制裁內戰》的社論，提出：“在今日，我們是無條件反對內戰的。用抗外做題目與中央發生內爭者，我們不能同情，……另一方面，‘統一’兩字亦不是中央政府進行內戰的好題目。”由此引發了一場與老朋友胡適的筆戰。這一期間，他還兼任南開大學教授、北平《晨報》社長，參加華北各界救國會，為團結御侮不遺余力地奔走呼吁。

全面抗戰爆發后，羅隆基南下積極投身于抗日戰爭。1938年6月，應國民政府邀請參加第一屆國民參政會。武漢失陷后，張君勱發表了《致毛澤東先生一封公開信》，要求共產黨取消邊區，取消八路和新四軍，“將馬克思主義暫擱一邊”。各黨各派先后對此發表評論，國社黨內部也因此發生意見分歧。作為國社黨宣傳部長的羅隆基表示，張君勱的這種意見不能代表國社黨，要抗戰就要同共產黨搞好關系。一屆四次國民參政會上，共產黨和其他中間黨派參政員，一致要求國民黨結束黨治，實施憲政。羅隆基在討論憲政問題提案時，尖銳地指出：一黨專政不取消，一切都是空談。

他還于1940年連續發表《中國目前的政黨問題》、《論公開政權》等文章，提出了解決黨派問題的方案，即實行多黨制與公開政權。

民主憲政運動展開后，1939年10月，羅隆基與張瀾、黃炎培等在重慶發起組織統一建國同志會。1941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舉國震驚。各界愛國民主人士紛紛譴責國民黨的反共分裂行徑，同時，他們更迫切地感到聯合的必要，決定將統一建國同志會改組為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重慶正式成立，羅隆基當選為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10月25日，在二屆二次國民參政會上，張瀾和羅隆基擬成《實現民主以加強抗戰力量樹立建國基礎案》，要求結束訓政，成立聯合政府。

1944年7月，羅隆基在云南大學政治系舉辦的講演會上，發表《中國需要怎樣的民主》講演，系統闡述了他關于中國民主的基本思考，強調“我們需要的民主，必須建立在政治平等和經濟平等的基礎上”。9月，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民主同盟，羅隆基繼續擔任改組后的民主同盟中央委員、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長。

抗戰勝利后，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斗爭日趨激烈，各派政治力量的斗爭也趨于公開化。1946年1月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羅隆基作為民主同盟代表出席了會議。在中共及其他民主進步力量的斗爭下，會議通過了有利于中國政治向民主化方向發展的決議。同年2月羅隆基擔任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總編輯。

1946年10月，在國民黨軍隊占領張家口后，國民黨蔣介石集團悍然下令召開國民大會。民主同盟堅定地與中共站在一起，反對國民黨召開一黨國民大會，指出這嚴重違背政協決議。10月24日，羅隆基等三人代表民盟在南京舉行記者招待會，聲明民盟堅決維護政協決議，反對內戰，并且強調民盟今后以第三者的身份繼續努力，以期打開國共僵局。同時宣布民社黨參加國大，“系違背民盟中規定條例，實應請其退盟”。不久，民盟中央決定開除民社黨盟籍。羅隆基明朗進步的政治態度，得到周恩來的贊許。

1947年1月，羅隆基出席在上海召開的民盟一屆二中全會，他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二中全會通過了民盟不承認國民黨一手包辦的國民大會及其憲法，決不參加分裂的國民政府等項決議。1947年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為委托民盟保管京滬渝蓉昆等處遺留財產而發表緊急聲明，羅隆基代表中國民主同盟接受委托，并公開發表了緊急聲明。在危難之際，向中國共產黨顯示了政治盟友的真情。

1947年10月，國民黨當局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1月，民盟總部被迫解散。之后，國民黨派特務以“治病”為名，將羅隆基軟禁于上海。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羅隆基才被中共上海地下黨秘密設法營救，免遭于難。1949年9月，以中國民主同盟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羅隆基先后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委員、森林工業部部長、政協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宣傳部長、中國民主同盟副主席等職。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自5月初開始，羅隆基作為民盟副主席參加中共中央統戰部多次召開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的座談會。會上，羅隆基作了坦率的發言。他認為：這次的爭鳴是很健康的，雖然大家對共產黨提出了不少意見，但并沒有人提出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社會主義的意見，同時，這次“鳴”“放”是根據共產黨的整風指示進行的，也可以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進行的。針對有人擔心對黨提批評意見，將來會受到打擊報復的心理，他建議由全國人大和全國政協成立一個由共產黨、民主黨派和其他各方面人士參加的平反委員會，檢查過去“三反”、“五反”和“肅反”工作中的偏差，并鼓勵受委屈的人士向這個委員會申訴。他強調“平反”的機構一定要同“三反”、“五反”、“肅反”的原領導機構分開。他還主張地方人代會和政協也應該成立這樣性質的委員會，使它成為一個系統。另外，他提出共產黨在發展組織方面，特別是在發展知識分子方面出現了太快的勢頭。

他認為解放初期有些知識分子常是“打擊別人，抬高自己”，而這樣的人被黨看成是積極分子，吸收進黨，他們“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他的發言還談了實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條件問題，他認為：“民主黨派和共產黨長期共存，首先要解決民主黨派長期存在的問題”，“實現互相監督，要給民主黨派以工作便利的條件”。他還批評了國家某些經濟計劃有主觀主義的情況和各項工作中的冒進傾向。1957年6月8日以后整風運動變成了反“右派”斗爭，羅隆基和章伯鈞一起受到批判，被指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人民”的“章羅聯盟”。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與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儲安平的“黨天下”被看作是“右派的三大反動理論”，受到猛烈的批判。羅隆基本人被錯劃為“右派”。1986年才予以平反。

1965年12月6日，羅隆基在北京病逝，終年7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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