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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人物簡介:秦邦憲
秦邦憲(1907-1946),字則民,乳名長林,又名博古。江蘇無錫人。
1907年6月24日出生在一個書香世家。秦家是北宋著名詞人秦觀之后,世居江蘇無錫縣中耆英里(今中市橋巷23號)。1916年秦邦憲的父親病故,給這個日益沒落的家庭蒙上了一層陰影,艱苦的生活給幼小的秦邦憲增加了幾分憂郁。1915年,秦邦憲考進第二高等小學(今東林小學),后轉入省立第三師范附小(今無錫師范附小)。1921年,進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茖W校,開始有機會接觸流行的進步刊物,如饑似渴地閱讀《新青年》、《覺悟》等。1924年8月,加入了錫社,并成為蘇州支部負責人,從此開始了政治活動。
1925年,秦邦憲加入中國國民黨,后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擔任學生會會長和蘇州學聯領導人之一,積極推動了蘇州、無錫各界對上海五卅慘案的聲援活動。7月,負責編輯《無錫評論》。這為他創造了發揮文學才能的大好機會,開始學會運用這支生花妙筆投入到與敵人的斗爭中。
在工專畢業后,9月,秦邦憲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這所大學前身為東南高等師范?茖W校,1922年10月,國民黨元老于右任出任校長,改校名為上海大學。1923年4月,中共黨員鄧中夏出任校務長,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等中共黨員擔任教員,上海大學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基地。秦邦憲入校不久,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并擔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干事。
1926年10月,秦邦憲突然被淞滬警察廳逮捕。在敵人面前,秦邦憲堅守革命的秘密,始終保持了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高尚品質。由于敵人沒有查到什么證據,第二天便釋放了他。中共黨組織旋即決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學習。
1926年11月,秦邦憲進入位于莫斯科市郊沃爾洪卡大街16號的中山大學。按照學校的規定,秦邦憲取了一個俄文名字“博古諾夫”,這便是化名“博古”的由來。
秦邦憲在蘇聯學習工作了4年,大大提高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增強了為共產主義理想獻身的堅強信念和為中國革命事業而奮斗的信心與勇氣。但秦邦憲由于不了解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回國后在擔任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期間,把學到的一套蘇聯革命的經驗和理論生搬硬套地推廣到中國革命的實踐中,給中國革命造成了嚴重的損失。1945年他回顧在蘇聯學習的情況時說:教條主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在這個時期種上根。在蘇聯期間,他與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的中國工會代表、來自無錫的工人運動女先鋒劉群先相識、相愛,并于1928年在莫斯科結婚。
秦邦憲在蘇聯學習時,另一大收獲就是結識了比他高一班的王明等一批朋友,并以王明為核心,形成一個由秦邦憲、凱豐(何克全)、何子述、洛甫(張聞天)等28個中國學生組成的小宗派,號稱“28個布爾什維克”。
通過王明,他還結交了校長米夫。在米夫領導下,以王明、秦邦憲為委員的中山大學支部局為核心形成的這個小集團,使中山大學的反托洛茨基派斗爭嚴重地擴大化,造成了很大的混亂。
當時,中山大學致力于培養中共干部,校長米夫也就成了中共問題專家,由此在1926年3月擔任共產國際中國部部長,主管中共事務,成了中共的“頂頭上司”。因為當時共產國際與中共是領導與被領導的關系。
1930年5月,秦邦憲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干事,編輯《勞動報》等工人報紙。那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但實際負責人是李立三。
出于對中國國情及中國革命形勢的錯誤估計,李立三于6月11日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犯了“左”傾冒險錯誤。6月18日,因反對6月11日政治局會議決議,秦邦憲受黨內嚴重警告處分。
7月9日,在李立三召開的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秦邦憲第一個站出來批評李立三,接著何子述、王稼祥一一發言,指責李立三犯了躲在“左”傾詞句下的右傾機會主義實質的錯誤。最后王明作了長篇發言,聲稱李立三犯了“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錯誤”。大權畢竟掌握在李立三手中。幾天后,由向忠發出面,找王明、秦邦憲等四人談話,宣布給王明留黨察看六個月處分,給秦邦憲黨內“最后一次嚴重警告”處分,并將他們調開,企圖從組織上拆散這個小集團。但是,問題并沒解決。7月23日,共產國際通過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否定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并派周恩來、瞿秋白從蘇聯回國。9月24日,召開了六屆三中全會,基本糾正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但是王明、秦邦憲等在共產國際支持下,打著所謂“反對三中全會的調和路線”的旗號,拋出王明起草的、經秦邦憲等人共同討論的《兩條路線底斗爭》的小冊子,攻擊三中全會和三中全會以后的中央。黨中央同他們進行了斗爭,周恩來批評了王明、秦邦憲的錯誤立場和宗派活動。
10月10日,共產國際代表米夫從莫斯科到達上海,他的高足與心腹王明立即得勢。12月16日,中共中央在米夫的壓力下,取消了對王明、秦邦憲等四人的處分。秦邦憲被任命為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上海舉行。會議由米夫一手把持,把不是中央委員、缺少實際斗爭經驗的王明補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的領導實權便落到了王明手中,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路線,在黨中央領導機關占統治地位長達四年。曾與他同患難的秦邦憲自然受到重用,1931年4月擔任了共青團中央書記。
6月22日,向忠發在上海被捕叛變,兩天后被處死。這時由王明、周恩來、盧福坦、秦邦憲負責中央的工作。
9月,王明要到蘇聯去取代瞿秋白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的職位,周恩來要去蘇區擔任蘇區中央局書記職務,共產國際遠東局提出成立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由秦邦憲、張聞天、盧福坦、李竹聲、康生、陳云組成,秦邦憲總負責。
就這樣,秦邦憲在中共黨史上創下兩項紀錄:第一,他被指定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時,連中共中央委員都不是,這樣的躍升是罕見的;第二,他當時不過24歲,是中共歷史上最年輕的領袖,人稱“中共中央的小伙子”。此后,他積極推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他是執行者和發揮者,使共產黨在白區的工作受到嚴重損失。
中共臨時中央在上海越來越難以立足,遂決定遷往中央蘇區。1933年初,秦邦憲和陳云秘密離開了上海。1月19日,秦邦憲等人平安抵達江西瑞金。他在蘇區繼續執行王明“左”傾錯誤路線,使蘇區工作也受到巨大損失。
當時蘇區斗爭的形勢很艱難,蔣介石正積極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然而秦邦憲卻認為國內“反帝國主義的斗爭劇烈高漲,工農紅軍與蘇維埃運動猛烈擴大開展,國民黨統治區域的國民經濟全部的崩潰,與暴風疾雨一樣開展的白區工人農民的斗爭,國民黨統治的崩潰和破產”已為期不遠。因此,他認為黨的路線必須是“布爾什維克的進攻路線”,不切實際地提出“在全中國蘇區創造一百萬紅軍來同帝國主義國民黨作戰”。
在組織上排斥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領導,對持不同意見的同志,秦邦憲效仿當年蘇聯搞黨內斗爭的做法,進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1933年2月,他在蘇區開展了反“羅明路線”及反對“鄧(小平)、毛(澤覃)、古(柏)、謝(唯俊)”的斗爭,指責他們“悲觀失望”、“退卻逃跑”,扣上“機會主義”、“退卻路線”的帽子,加以打擊,致使大批優秀干部遭到誣陷,給黨帶來了嚴重的損失,成為他的終生憾事。與此同時,在農村中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左”傾土地政策,結果過分打擊了富農,侵犯了中農的利益,破壞了農業生產,造成蘇區嚴重缺糧。
秦邦憲是一介書生,不懂軍事,面對錯綜復雜的軍事斗爭深感棘手,于是求助于共產國際。1933年9月,軍事顧問李德到達瑞金。李德,又名華夫,原名奧托·布勞恩。本來他只是一位“顧問”,并無決定權,更無指揮權。實際上,秦邦憲卻把他奉為紅軍的“太上皇”,把軍事指揮大權拱手讓給李德。李德雖在歐洲戰場有一些實戰經驗,但對中國的情況一無所知,更不了解中國革命戰爭的特殊規律,只是用他的經驗和在軍事院校學習的知識盲目地、機械地指導紅軍作戰。
雖然毛澤東領導紅軍戰勝了蔣介石的三次“圍剿”,第四次反“圍剿”也在毛澤東戰略戰術思想的影響下取得勝利,但在秦邦憲、李德看來,不去進攻中心城市,不去實行“一省或數省首先勝利”,那是“右傾機會主義”。于是,毛澤東被完全排斥在對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毛澤東的戰略戰術被完全否定,秦邦憲、李德的錯誤戰略戰術完全占據了統治地位。
蔣介石在四次“圍剿”失敗之后,卷土重來。1933年9月,蔣介石改變戰略,采取“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新戰略,實行持久戰與“堡壘主義”和“步步為營,碉堡推進,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的策略,向中央蘇區發起第五次“圍剿”。在第五次反“圍剿”中,秦邦憲、李德先是實行進攻中的冒險主義,企圖阻止敵軍的進攻,結果使紅軍陷入不利境地。隨后,提出了“御敵于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躪蘇區一寸土地”的錯誤口號,以單純防御路線代替了積極防御路線,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了運動戰。從4月10日至28日,紅軍在廣昌地區血戰18天,以傷亡五千余人、廣昌失守而告終。彭德懷拍著桌子,斥罵李德“崽賣爺田不心疼”。
由于李德自恃是共產國際代表,又有秦邦憲支持,所以專橫跋扈、獨斷專行,取消軍委集體領導,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從一開始就處于被動的地位。隨著戰爭形勢日益惡化,廣大紅軍指戰員對秦邦憲、李德的錯誤指揮極為不滿。但此時,秦邦憲仍抱有對李德、對共產國際的迷信。
7月,國民黨軍從六個方向向瑞金逼近。秦邦憲、李德又實行防御中的保守主義,命令紅軍“分兵把口、全線御敵”,結果由于兵力分散,進攻時不能消滅敵人,防御時又易被各個擊破,打成了消耗戰。節節防御成了節節敗退,紅軍傷亡慘重,蘇區面積越來越小。1934年1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會議聽取并討論了秦邦憲作的《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改選了中央政治局,秦邦憲繼續擔任總負責人。這次會議使王明“左”傾冒險主義發展到頂點。由于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最后不得不放棄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開始長征,準備與位于湘西黔東的賀龍、蕭克所率紅二、六軍團會合。中共中央為此成立了“最高三人團”,由秦邦憲、李德、周恩來組成:秦邦憲負責政治,李德負責軍事,周恩來負責監督軍事計劃的實行。
1934年10月10日,中央紅軍共86萬余人開始進行長征。長征初期,秦邦憲、李德又實行退卻中的逃跑主義,攜帶了大量的輜重,挑著各種“壇壇罐罐”,甚至把沉重的印刷機、兵工廠機械都搬上了征途。
蔣介石判明紅軍的戰略意圖后,集結40萬大軍前堵后追。經過一個多月的浴血奮戰,紅軍一連突破了敵軍三道封鎖線,已十分疲乏。但秦邦憲、李德仍不采納毛澤東等人的合理建議,堅持要渡過湘江與紅二、六軍團會師。11月28日,激烈的戰斗打響。紅軍血染湘江,至12月1日終于突破了敵軍第四道封鎖線,但損失慘重,從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
面對殘酷的現實,秦邦憲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感到自己辜負了黨和人民的重托,辜負了共產國際的期望,擔心革命事業斷送在自己手里。無比內疚、一籌莫展的秦邦憲甚至想要自殺,被聶榮臻勸阻了。
紅軍面臨生死抉擇。紅軍指戰員紛紛要求讓毛澤東來指揮全軍。就連本是“28個布爾什維克”中的張聞天、王稼祥,也堅決支持毛澤東。秦邦憲作為黨內總負責的地位,猛烈地動搖了。
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縣舉行的中央領導人緊急會議上,毛澤東力主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戰略意圖,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軍。
毛澤東的意見雖然得到多數人的贊同,但秦邦憲、李德仍堅持原議。12月14日,紅軍攻下黔東重鎮黎平縣城。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關于在川黔邊建立根據地的決議》,放棄向湘西前進的計劃,改向黔北挺進。12月底紅軍占領烏江南岸的猴場。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開會決定強渡烏江,建立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根據地。
1935年1月7日,紅軍占領了遵義城。1月15日到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召開,這便是著名的遵義會議。會議的議題是對第五次反“圍剿”和紅軍長征初期進行總結。會議由秦邦憲主持并作報告,周恩來作副報告。會上,毛澤東作了長篇講話,激烈、尖銳地批判了秦邦憲、李德。
張聞天、王稼祥、周恩來、朱德、劉伯承、彭德懷等紛紛發言,支持毛澤東。會議揭發和批評了在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共中央軍事領導上的錯誤,批評秦邦憲在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進行辯護的錯誤觀點,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遵義會議不僅對于毛澤東來說是一個轉折點,對于秦邦憲來說也是一個轉折點。
因此,當長征途中張國燾鬧分裂、企圖拉攏他時,他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批判張國燾。后來,秦邦憲深有感觸地說:“遵義會議,毛主席挽救了黨,挽救了軍隊。”遵義會議取消秦邦憲、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補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會后常委進行分工,決定以張聞天代替秦邦憲負總責。秦邦憲在交出中共中央總負責之職后,仍保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之職。1935年8月,出任紅軍代總政治部主任。10月19日,秦邦憲隨中央紅軍到達陜甘蘇區吳起鎮,長征勝利結束。
長征結束后,秦邦憲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兼外交部長。1936年12月12日,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生后,由周恩來、秦邦憲和葉劍英組成中共代表團旋即到達西安。作為周恩來的副手,秦邦憲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出了大力。1937年,秦邦憲出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這時,他和周恩來、林伯渠作為中共代表,與國民黨代表在廬山、南京等地就國共第二次合作進行過多次談判?箲鸨l后,秦邦憲任中共駐南京代表。8月參加了黨的洛川會議。同年12月參加黨的“十二月會議”,受王明右傾錯誤影響。這次會議成立了以王明為書記的中共中央長江局,秦邦憲任長江局委員兼組織部長。1938年6月任國民參政會等一屆參政員。8月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撤銷了長江局,成立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秦邦憲出任南方局常委兼任組織部長。1940年10月,秦邦憲返回延安,負責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次年,秦邦憲擔任《解放日報》社長,隨后又任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新華通訊社社長。在他的具體領導和主持下,延安和各解放區的新聞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形成了一個多層次的統一整體,向全國和世界傳播中國共產黨的聲音。他對黨的新聞事業是有卓越貢獻的,是黨的新聞事業的重要奠基人和開拓者。
延安整風運動開始后,作為曾是黨內三年多的總負責人、執行過“左”傾路線的秦邦憲,深刻反省,嚴于解剖自己。1945年5月3日,在中共七大上,秦邦憲認真檢查了自己的錯誤,真誠而又沉痛地剖析了自己,“感到罪孽深重自身莫贖”,表示堅決“脫胎換骨,脫小資產階級之胎,換教條主義之骨,從新做起”。秦邦憲這種勇于自我批評的精神,受到代表們的贊許。他被選為中共七屆中央委員。
1946年2月14日,秦邦憲與周恩來、王若飛、董必武、吳玉章、鄧穎超、陸定一,作為中共代表出席在重慶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憲法草案審議小組工作。4月8日,秦邦憲和王若飛等13人乘坐一架美制C47式運輸機,飛往延安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同機的還有剛剛獲釋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及其夫人、子女,出席世界職工大會的鄧發等人。由于正值陰雨,氣候惡劣,飛機途經晉西北興縣東南80里處,撞到黑茶山上,機毀人亡。
秦邦憲遇難時年僅39歲。譯著有《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共產黨宣言》、《卡爾·馬克思》、《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基本問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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