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時老矣。霜鬢如戟,飲啖甚豪,酒酣揚聲議論,益見坦白。而于禮法則斤斤焉,不稍假借(寬容)。起居之恒,讀書之挈,數十年如一日。閑窺案頭,史鑒而外,如四子書、尚書、左氏傳,似數十百遍之熟……
———引自喬致庸墓表碑陰
1907年喬致庸去世后,其第三子,頂戴花翎三品銜的喬景儼,請自己的女婿常贊春和“華北一枝筆”趙鐵山分別撰和書了這塊墓表。
碑陽上書:皇清誥授資政大夫賞花翎二品頂戴分省補用道附貢生喬公致庸字仲登行二之墓。
此碑曾被醋坊作為翻槽墊石,使碑面嚴重磨損,字跡模糊不清。
“商人的角色并不是千篇一律,都是那些溫文爾雅的!彪娨晞 秵碳掖笤骸穼а莺嫡f,“有成就的一些商人肯定是很有城府的!
“現在有的商人多壞!”胡玫皺起眉頭,雙手扒著桌子邊,“到了該挖掘一下我們中國商人的根的時候了!
胡玫接到朱秀海寫《喬家大院》劇本的時候,那還是一個愛情故事:“原來的故事非常浪漫,很刺激人的,主要以兩男一女的故事為架構,喬家經商的事情是背景!痹瓉淼南愀弁顿Y方撤出,換成“兩個30多歲的年輕人,做網站做得很成功,全額投資了這個片子”。當時,隨著劇本一起擺在胡玫面前的,還有投資方指定的主演陳建斌。
“中國的‘商’的歷史由很多部分組成,晉商在其中有這么舉足輕重的地位,但實際上,我們對晉商一點也不了解!焙嫡f。她與朱秀海一交流,發現原先的“浪漫版”是為了符合投資方的要求,“怎么熱鬧怎么寫”!拔覀兡懿荒馨堰@個戲弄得更扎實一些,更能看到晉商這個題材的冰山一角?”
于是便有了《喬家大院》。
命有多硬?
“喬致庸是如此瘋狂的一個人,我演的時候就得瘋狂,演戲那半年,我是個話癆,每天瘋瘋癲癲,在劇組里胡作非為。”陳建斌說。拍完《喬家大院》,他在家休息了兩個月。兩個月后,劇組的人再次見面,大家都認不出他了———這人怎么一聲不吭,文質彬彬的?陳建斌說:“大家都以為我生病了。”
“喬致庸這種人一生下來,因為他的生命力特別頑強,因為他的心特別狂野,他是破壞規矩的人!标惤ū蟾锌,“喬致庸是個活人啊!”
從嘉慶二十三年到光緒三十三年,喬致庸活了89歲,是喬家家譜所列7代80余人里活得最長的一個人。山西祁縣的民間傳說,當年有算命的說喬致庸“命硬”,上克父母,下克妻子。喬致庸剛出生,就死了父母,由哥嫂撫養成人;6個妻子先他而去,6個兒子,也有5個走在他之前。
“他的命硬到什么程度?他一生娶了6個妻子,妻子死一個,再續弦,再娶一個,又死一個。”《喬家大院》編劇朱秀海說,“一直到最后一個妻子死了,他還活著呢!
喬致庸只敢續弦,不敢納妾,因為納妾是喬家家訓禁止的事情。相傳喬致庸的祖父喬貴發因為家貧,年紀很大還沒娶上媳婦。為了生計,喬貴發推著一輛獨輪車越過殺虎口,像當時很多山西商人一樣,到包頭打天下。喬貴發在包頭給喬家賺下了第一桶金———創立了“廣盛公”商號;氐狡羁h,喬貴發娶了當年有恩于己的程寡婦,還認她的兒子為自己的長子。自此之后,喬家家訓如山———不許納妾。喬家第5代的喬映霞在和妻子離異之后終身未娶,最后一位喬家掌門人喬映奎,只有一個女兒,也不敢納妾,寧可過繼一個侄子給自己頂門戶。
喬致庸的墓志銘是其一個叫常贊春的孫女婿寫的,說他到了87歲,還喝酒吃肉,“飲啖甚豪”。但是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兩年,他的四子、六子先后過世,尤其是最小的六子,在這一年死于抽大煙。
本來不準抽大煙也是家訓之一,但是這個兒子從小就體弱多病,又染上了煙癮。俗話說“人老惜子”,這個他老年最寵愛的幼子去世,給老人的打擊非常大,喬致庸隨后染病臥床,1907年撒手人寰。他死的時候,距離辛亥革命爆發只有4年。
“其實喬致庸去世的時候,是喬家生意最好的時候!眴碳掖笤翰┪镳^顧問胡育先說。政府越是薄弱,越是要依靠地方財政的支持。同治光緒年間恰好是山西票號短暫的春天,外國資本進入中國之后,國內貿易國際貿易一下子如洪水般瘋狂地上漲,再加上從同治元年開始,山西票號開始進行各省以及海關上交戶部銀餉的匯兌,喬家的票號生意在這個時候是最好的。1909年,喬家的大德通票號股東,每股分紅能得到1.7萬兩白銀。
在喬致庸親自挑選出來的接班人喬映霞手中,喬家的產業開始走下坡路。
喬致庸對自己的6個兒子都不滿意,覺得沒有一個人能夠擔當起喬家的產業來,在喬家第5代的11個男丁中,他親自挑選出喬映霞來做自己的傳人。
喬映霞繼承了祖父性格中桀驁不馴、不拘禮俗等特性。除了保持了固有的“中庸仁義信用”等祖訓外,他也是個銳意改革、力爭上游的人物。
喬映霞是祁縣第一個穿西裝、剪辮子的人,他騎自行車,“像洋人一樣站著撒尿”,和傳統的脫了褲子撒尿大不一樣,因此在民風保守的祁縣被人譏笑是個“洋鬼子”。
喬家的衰敗與喬映霞本人沒多大關系。
光緒年間,外國資本進入加上戶部也成立官商銀行,民間票號受到了嚴重的沖擊。喬家的生意就是從這時候開始緩慢下滑。
喬映霞不是沒有想過改革,但是偏在這個時候,他續弦的妻子跟他提出了離婚。喬映霞大受打擊。
接下來的30年間,軍閥混戰,大家都在打喬家大院的主意。光是馮玉祥的軍隊為了籌集軍晌,就累計從喬家攤派300萬公斤糧食、150萬兩白銀。日本軍隊侵占包頭后,又霸占了“復盛公”在包頭的錢莊、當鋪。在眾多打擊之下,喬家從此一蹶不振。
1945年抗戰勝利,各錢鋪紛紛申請復業,獨“復字號”卻止步不前,東伙雙方都無意再事經營。多數職工相繼離號,另組商號者有之,轉入其他行業者有之,“復字號”已名存實亡了。
到了1950年,公私合營的大潮當中,喬家后人喬鐵民、喬子珍等在包頭把油房、面鋪以廉價讓給職工接辦,把大部分房產平價出售給國家使用;并把部分房產分贈給各號執事的掌柜居住。房產售價均按股批分。喬家與百年“復字號”從此脫離關系。
家有多富?
朱秀海在山西采風的時候,把當地能逛的大院都看遍了。“平遙人很了不起,我國最早的票號,徽商2家,平遙人就有3家,都是一個師傅教出來的!
中國最早的票號在山西平遙,叫“日升昌”,是一個叫雷履泰的商人一手操辦的。后來這間票號被稱為“中國銀行的鄉下祖父”。電視劇《喬家大院》里面提到的那塊“匯通天下”的匾,其實就掛在平遙日升昌票號的院子里面。
實際上票號始自晉商們原始的資本積累,沒有一家打一開始就做票號生意的,起家的買賣基本上都是糧食生意。《喬家大院》中的喬致庸打敗包頭老商號“達盛昌”,靠的是高粱生意。
高粱真的起了這么大作用?編劇朱秀海認為這是有根據的。
“高粱是什么,那是馬料啊”,歷史上的山西原本沒有高粱。到了明朝,雁門關駐扎了大量軍隊,高粱需要從外地運來。山西人看準商機,就開始自己種高粱。到了清朝,邊境線一下子向北向西大幅擴張,軍隊征討青海、甘肅、新疆甚至是外蒙古,都以山西為大軍糧草基地。于是,“盛產高粱的山西就成了整個中國西半部最富的地方”。
山西商人通過經營長途販運的生意,開辟出多條商道,其中南起廣州,途經山西晉中,北達蒙古、新疆到俄羅斯的是一條主干道,南來“煙酒精布茶”,北來“牛羊駱駝馬”。
在這個過程中,晉商的性格特性初步形成。在胡玫看來,最早的山西商人“相當豪爽”,“明末以后,他們走南闖北,做的就是中國最苦最累的一個行業,拉著毛驢走山路,不遠萬里搞販運———就是現在的物流嘛!他們的群體意識特別強,他們互相依靠,這造成他們的強悍,很豪放,待人也特別熱情!
喬家的生意鋪的攤子非常大,茶葉也是其中之一。“復字號”在包頭是頭號大買賣。從乾隆時期到1949年之后,“復字號”一直都在經營。在當年“復字號”原址找到當年的賬目,每一天每個錢都有明確的記載。包頭當地有“先有復字號,后有包頭城”之說,包頭從一個只有野鹿吃草的草原,到人煙阜盛的城市,以喬家“復字號”為代表的晉商開拓出的茶葉之路,起了關鍵的作用。
《山西通史》上,講到晉商與茶葉生意,有這樣的記載:“晉商從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采購并加工磚茶,由陸路一直運往恰克圖銷售。恰克圖交易額至道光年間,即19世紀30年代,已經達到1280萬盧布,是恰克圖開市之初交易額1萬盧布的1280倍。”
打通茶路不是喬致庸一個人的功勞。據晉商專家胡育先解釋,電視劇里面的喬致庸,實際上綜合了晉商佼佼者的故事,化身的這么一個人,“全部的故事情節,不是所有的喬家的正式故事!
清朝戶部曾給山西商人搞了一個“財富榜”,喬家只排名第七。
以茶路為例,同在祁縣的渠家,才是當時真正的販茶大戶。茶葉的產地在南方多,而祁縣里號稱“南渠北喬”,就是說喬家的商號多在北方,從包頭直到東北都有,而渠家的商號則多在南方。渠家的“三玉川”“長裕川”磚茶,在蒙古牧民中不光銷路好,有時候甚至可以當作硬通貨來買賣東西。
“一直到改革開放之前,我們都是一個重農輕商的國家,說誰經商基本上就是罵他。”胡玫說,“官本位的大體制下,總的來說商人是沒有地位的!
電視劇里面的喬致庸一聽到知府大人要到家里來,就開始“風癱頭痛”,一病不起。一輩子也沒做過官。
“光緒時候的縣志,就有喬致庸救濟災民的記載,還給他封了一個四品官,只是一個頭銜,沒有正式走馬上任。”晉商專家胡育先這樣說。
這個四品官只是一個名號。喬致庸死后,因兒子的功勛,享受的喪葬等級是清廷二品的待遇。
明末清初,喬致庸們對關系國計民生的戰略物質和生活必需品的控制,使得山西的商人們享受了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段有政治地位的日子。
當年清廷入關之后的一件大事就是,請來8個最有名的山西商人,“宴便殿、賜服飾”,皇恩浩蕩地把這些人編入了由內務府管理的“御用皇商”之列。后來雍正十五年平定青海叛亂的時候,擔當糧草補給重任的,正是一位當年吃了順治“御宴”的范姓富商的后代。平定青海戰亂之后,朝廷更慷慨地把與西北游牧民族貿易的特權一并交給了范家。
清政府看重商人,尤其是晉商,晉商里面像喬致庸這樣肯為朝廷分憂解難的,就更加受關照。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面,山西民間都有“官怕商人”的觀念。
鼎盛時期的喬家庫存,在整個山西省,除了不敵號稱千萬的亢氏以外,與介休侯家、太谷曹家不相上下,估計有四五百萬到七八百萬之間。而“當年一個山西的縣令,一年的俸祿也就那么五十兩銀子”。朱秀海這么比較了一下。
從喬致庸開始,喬家每一代都多多少少買過一些官。買官是為了保護自己的票號生意。
喬致庸的6個兒子里面,二兒子喬景儀是一個名正言順的候補知府,但是沒有到任,跟著大哥一起給喬家的生意做掌門。五兒子在戶部有一個職位,但是沒有確鑿的史料證明他做過官,只知道他和其他從商的兄弟不一樣,頗有文學造詣,喜歡讀書,從這一脈傳下來的后代,到今天有好幾個在美國讀到了博士學位。
院有多大?
慕名而來的游客們一進門就找紅燈籠,纏問解說人員,這個宅子里的老爺到底娶了多少個老婆。
自從張藝謀在喬家大院拍了《大紅燈籠高高掛》之后,這是經常發生在今天的喬家大院博物館的場景。
喬家大院,像一個城堡一樣,墻厚窗戶小。今天雖然統稱“喬家大院”,但它并不只一個院落,實際由6個大院、19個小院構成,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間。
胡玫說,很長時間以來,喬家大院就是“有點神秘、有點恐怖”的一個景點,“但當年,這里是一個充滿了歡聲笑語的院子”。
“喬家大院不是一個孤立的大院,這個大院是在村子里,它實際上就是村莊里的一家農戶。”胡玫說,“我們不要忘了晉商的根是農民!
“那時候,山西這地方屬于中原地帶,儒教的影響和封建教養是很深厚的。”胡玫說。平遙城外7公里的小村莊金莊,有一座不小的孔廟,從元代開始就一直供奉著一尊孔子塑像,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孔子塑像之一。
儒家的影響,令這些根在農村的富商們不約而同地將“信”列入家規。當時富商樊現曾得意地對后人說:“誰說天道難信呢?我南至江淮,北盡邊塞,人以欺詐為計,我以不欺為計,我日興而彼日損!
在今天保留比較完好的喬家大院中,這樣的痕跡比比皆是。
喬家屏門扇上刻著《朱子家訓》,這是喬致庸規定子孫的必讀課;喬家門前,常年拴3頭牛,誰家要用,只需招呼一聲,便可牽去用一天;祁縣當地傳說,每年將近除夕,喬家大門洞開,喬致庸會拉出一扇板車,上面滿載米面肉,誰家想要,只要站在門口招招手,便可隨意取去……
喬家大院的修建經歷了很多代人,一直到1938年全家遷離這里。喬致庸的父親喬全美買下了喬家堡村惟一十字路口東北角的幾處宅地。起建樓房,硬山頂的磚瓦房,磚木結構。墻壁厚,窗戶小,可以抵抗十冬臘月晉中刺骨的風雪。建成后的里五外三穿心樓院,正好位于老宅子的西面,老宅做了偏院,改為書塾。就是我們今天看見的喬家大院的北院的一部分。
電視劇《喬家大院》拍到喬致庸的晚年戛然而止,然而喬家的輝煌不止于此。拿作為晉商宅第的喬家大院來說,這個時候也才是剛剛進入修建的高潮期而已。
“喬致庸修這個院子,跟他做生意一樣豪爽不羈!敝煨愫=榻B,“他很傷心,因為國家快完了,你們從我這里拿走了這么多銀子,買了軍艦還是要給人家打沉,這個國家眼看就快完了!彼寣O子喬映霞去買地,買木料,都是最好的木料!巴谝粋大坑,里面灌滿豬血,把木頭往豬血里面泡,泡它一個月,然后再撈出來,這木頭兩百年都不壞。最后雖然他賭氣建這個宅子,但他心里頭也明白,國家都完了,建這個宅子有什么用呢?后來因為喬家要參與山西商人買陽泉礦山的集資,資金緊張,后面有一角沒蓋起來,沒銀子了,大概有2畝地那么一塊。山西因為在北方,冬天冷,房子都蓋的很矮、很小,為了取暖。說是后花園,其實是塊空地,稍微把它修一修,修兩條路,種幾棵樹,弄一點花兒,所謂花園就是這么來的!
喬家大院的修葺一直到“七七事變”才停止。在山西,保存如此完好的大型民宅,也是屈指可數。“皇家有故宮,民間看喬家”的說法,也是基于它保存完好,幾百年下來,從來沒有受到過任何毀滅性打擊,看起來沒有受過硬傷。
1900年,也就是喬致庸捐給慈禧太后銀子的那一年,當時的山西巡撫毓賢在山西剿滅洋人。從山西太原一座意大利天主教堂,跑出來7個意大利修女,她們一路逃到了祁縣的喬家堡。喬致庸搭救了這7個修女,將她們藏在一輛柴火車里面,躲過了暴民的瘋狂圍剿,也躲過了官兵的追殺,送到了山西和河北交界處。
到了1938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第二個年頭,日軍侵占時期,喬家舉家外逃,只留下部分家人看護院落。日本軍隊從太原打來,一路燒殺搶掠,來到祁縣。留守的喬家人倉皇之中找到了當地的一個意大利神父,叫孟擇喜。神父給了喬家一面意大利國旗,掛在門口,又用神父的名義寫了“安民告示”,告訴日本軍隊,喬家是主的子民。日軍見是盟友的旗幟,就沒有進去大肆地破壞。
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喬家大院都沒有遭到怎樣的破壞,而其他晉商的深宅大院,在這個時期幾乎被摧毀殆盡。
1949年后,整個山西保存下來的大院已經很少了。喬家大院被選中成為剛剛成立的地方政府的所在地。一直到1960年前后變成了晉中地委黨校的辦公場所!按鬅掍撹F”期間,這個保存完整的院落找不到什么東西可以拆下來燒的。1986年,在喬家大院里,設立了民俗博物館。
●語錄
○千金紙票,交銀于此,取銀于彼,從無坑騙。
———清道光年間,民間評價晉商票號
○各省銀號匯兌銀兩,盈千累萬,竟以一紙為憑者,信也。
———清咸豐時,江南河道總督楊以增曾說
○中國商賈一向稱道山陜商人,山陜人之智術不能望江浙,其推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心樸而實也。
———中國首任駐英法公使郭嵩燾評價晉商
○25年來,匯豐與山西商人做了大量的交易,數目達幾億兩,但沒有遇到一個騙人的中國人。
———20世紀初,上海匯豐銀行一位經理這樣評價晉商的信用。當時,票號、錢莊、外資銀行一度在上海呈鼎足之勢,互有業務來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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