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1日，延安《解放日報》用很大的篇幅刊登了這樣一則報道：“國民黨當局，慘無人道，不顧民眾死活，致使國統區人民饑寒交迫。自今年7月起，又對上海之攤販實行打壓，禁止經營。上海攤販及各界民眾奮起反抗，至11月30日止，當局出動大批警察武力鎮壓，迫害抗命之群眾，當日有小販七名中彈斃命，受傷者甚眾”。12月2日，該報繼續援引路透社的消息：“全日軍警向群眾開槍至少在一百排以上。在軍警屠刀下死傷的人數尚無法統計，至低限度死十人，傷百余人”。

　　《解放日報》報道的這一事件，就是驚震中外、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上海攤販抗爭運動。當時的《解放日報》、美聯社、路透社、《申報》、《新聞報》、《文匯報》、《大公報》、《正言報》、《聯合晚報》等媒體單位對此事都作了詳盡的采訪報導。國民黨當局這一可恥行徑，因媒體的關注而迅速傳遍海內外，引來了一片聲討之聲。

　　抗日戰爭勝利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派不顧人民的死活，發動內戰。為了籌集“剿共”資金，國民黨政府肆意橫征暴斂、搜刮民財，加之戰后大批美國剩余物資廉價進入，使得國統區工廠紛紛倒閉，商店破產、農業凋敝，失去生活來源的百姓流落街頭，苦不堪言。到1946年上半年，僅上海一地的失業人數就高達30萬之多。

物價飛漲使廣大市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溫飽難以維持，經濟畢現拮據，對于原有的大商場、大超市、大公司的正統貨已無力消費，為了生活，上海市民不得不到處尋覓便宜貨、舊貨。另一方面，大批生活無著的市民和進城逃荒的農民為了養家糊口，不得不為自己尋找生路，他們見舊貨市場稍顯景氣，便從各自的渠道收購、收集舊貨，加入到擺攤設點的大軍中。當時因為是戰爭剛剛結束，攤販們弄到的往往是一些走私的美貨、貪官污吏變賣的日偽物資以及破產工廠、商店傾銷的積壓貨物和抗戰結束后部分家庭遷徙的舊貨。這些東西小到針頭線腦、零食，大到家具、電器，品種繁多，花樣齊全，價格低廉。這樣一來買賣雙方相互受益，迅速刺激了這一行業的發展。加上擺攤設點大軍固有的經營流動性大、銷售方式靈活多變等特點，迅速吸引了絕大多數消費者。攤販行業的空前繁榮，成了上海市民生活不可缺少的重要行業。

　　這種經營模式和價格的沖擊，又反過來影響一些正規商店的經營，加速了那些企業的倒閉。在攤販行當的推波助瀾下，整個上海的正規商店陷入了空前的經濟危機中。大商店的銷售額之下下滑，捐稅更無力交納，國民政府收不到稅款；而攤販經營因為流動性大，各種各樣的捐稅同樣征收不上來。于是國民黨政府便以“有礙市容”和“整頓交通”為由，對攤販的經營加以迫害。1946年7月中旬，國民黨上海市政府市政會議決定取締黃浦、老閘兩區攤販，限期三個月，“勸令攤販遷地營業或另謀生計”。同年8月，市長吳國楨在警察訓練所第四期畢業典禮上，向學警訓話：“自九月一日起對于本市攤販除小吃攤和香煙攤外，一律加以取締，違者加以沒收”。警察當局在取締過程中，又對攤販乘機敲詐勒索，處以罰款或沒收貨物，甚至拘留監禁。黃浦、老閘兩區街頭時常顯現暴力執法。由于警察嚴加取締，殘酷迫害，一些攤販被迫停止營業，家庭生活陷入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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