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讀者對混亂的材料產生不了什么興趣，又沒有透過表象追逐線索的特殊能力，讀完以后通常會比讀完以前更加思想混亂。有理解力的讀者懂得怎樣自己處理資料，因此還是會感謝作者的積累工作，但同時不得不認為，全書涉及的主要歷史線索需要更好地厘清。順便說一句，其他類似的作品并不比本書更強。
近代日本的泛亞洲主義
日本“滿蒙政策”跟晚清以來的雙重外交有關，后者又源于二十世紀初葉的國族構建和認同政治。日本自開化以來，一直深陷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的斗爭之中。從現實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角度看，日本既然僥幸融入國際體系，獲得了榮譽歐洲國家的地位，就應該以正常國家自居，在現有國際體系內部追求實實在在的好處。這條路線的問題在于，正常國家無論如何都是一個西方中心的概念。日本精英有理由擔心：如果接受了這種路線，日本的特殊國體還能不能保存。
現實主義者既是開化政策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又是特殊國體的主要既得利益者。東食西宿，態度自然曖昧。曖昧的角色難以勝任引導國民的任務，因此提不出理直氣壯的國家使命。非既得利益者只能向泛亞洲主義尋找使命，他們的高見大致如下：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以物質利益為本，對包括日本在內的落后國家具有侵略性。東方文化強調以人為本，不能因為暫時的弱勢而喪失自信。日本現在迫于形勢，只能接受西方游戲規則，但有朝一日發達了，絕不能再走西方資本主義的侵略性老路，而是要用王道的精髓提攜那些不幸的東方兄弟。
孫文和革命黨人是泛亞洲主義的第一批受益者。他們本著“革命排滿”的宗旨，企圖重新構建國族邊界，提出了“日親滿疏”的原則。也就是說，日本、韓國和大明同屬華夏文明圈。日本作為華夏各邦的先行者，應該支持“驅逐韃虜”的共同事業。他們通過“支那亡國”（其實就是明清易代）的紀念活動凝聚人心，寄希望于親邦日本的理想主義輿論。日本外務省在現實主義者主持下，走向國際協調主義：追隨西方列強，承認條約體系，尊重大清的政治制度和領土完整，因此不能支持大清朝廷認定的顛覆分裂分子。
泛亞洲主義者卻沒有這樣的顧忌。他們希望提攜革命黨人，將大清趕到長城以外，將俄羅斯趕到黑龍江以外。這樣的革命將會建立一個以日本為核心的新東方文明圈，結束西方對遠東的統治。在清日兩國的泛亞主義者看來，這正是上天賦予他們的使命。只有這樣的偉大事業，才配得上他們艱苦卓絕的犧牲。孫文在辛亥年間與日本達成的密約就是基于這種愿景，主要由于外務省和北洋的反對而作罷。后者認為推翻條約體系的革命行動會引起國際社會的反制，建立在想象基礎上的新東方文明圈禁不住這樣的打擊。因此，大清遺產和條約體系必須維持。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必須繼承大清的版圖和條約義務，而非大明或其他想象共同體的版圖。
日本“滿蒙政策”演變的國際背景
民國最初二十年，泛亞主義在中日兩國都陷入低谷。孫文多次呼吁日本重新舉起泛亞主義和王道政治的旗幟，幫助他推翻帝國主義卵翼的北洋政府，但響應者越來越少。國民黨最終對老朋友完全絕望，在蘇聯身上找到了新的希望。國民黨的國內政策隨著國際政策而逆轉，一變為激進的中央集權主義者和同化論者。南京國民政府的新理論宣稱：滿蒙和其他族群都是中華民族之內的宗族，不是獨立的民族。他們的首席理論家戴季陶將列寧主義和五帝神話結合起來，完善了國族建構的新理論。國民黨的首席理論家戴季陶
日本的泛亞主義者認為，國民黨已經背叛了自己，投入原先假想敵俄羅斯的懷抱，由亞洲解放者的朋友變成了亞洲壓迫者的奴仆。他們現在支持國民黨的迫害對象，就像在清朝末年支持同盟會一樣正當和高尚。在朝的現實主義者知道并默許他們的活動，覺得這些活動在一定范圍內有助于日本的國家利益，但前提是不能公開和露骨地推翻條約體系，產生日本和西方直接對抗的危險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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