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袁世凱向西方學到的，只是先進的軍事管理經驗，卻始終沒學會政治游戲規則。其才干肯定在末代皇帝溥儀之上，但太醉心于政治權術和眼前利益，見識遠不如封建時代的曹操。他是傳統與現代交替的特殊歷史環境造就的一介失敗奸雄。
袁世凱自小站練兵起家，創建北洋新式陸軍，是繼晚清名臣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等人的后起之秀。在頑固派看來，他是一個新派人物，并不值得信任。
戊戌變法之初，袁氏也曾經附和過。變法岌岌可危之際，由于他是新進能臣，又手握精銳，從光緒皇帝到維新派，無不寄予厚望，所以才有譚嗣同深夜密訪的故事。如果袁某人按照對譚氏的承諾，殺榮祿、圍頤和園，迫使慈禧太后交出權力，致變法成功，其在中國近代史上的地位，也許不亞于日本的西鄉隆盛。
但袁世凱是小人�！熬佑饔诹x，小人喻于利”，為保個人名位，他出賣六君子，致變法失敗。以維新志士的鮮血染紅頂子，卻失去了一次在歷史上的正面地位。
辛亥革命時，袁世凱又再度面臨歷史機遇。這次他夤緣時會，成為中華民國首任正式大總統。如果沿著共和之路走下去，不搞洪憲帝制，其在民國史上地位如何?我想也許僅次于孫中山，或相當于美國的杰弗遜，也未可知。
其時民智未開，群眾沒有公民意識，議員選舉舞弊甚多，國會黨派紛爭不斷。對于民主共和，老百姓還不習慣，袁大總統當然更不喜歡，希望自己一人說了算。暗殺宋教仁、鎮壓“二次革命”，當上終身大總統還不夠——他想君臨天下。
于是請出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兩位國際知名的憲法學權威，考證比較中外政治制度。這兩位是嚴肅的學者，特別是古博士一貫認為：一個國家究應采何種國體，應與本國的歷史習慣與經濟狀況相宜。他在《共和與君主論》中說：“中國數千年以來，狃于君主獨裁之統治，學校闕如，大多數人民智識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動作，彼輩絕不與聞，故無研究政治之能力。四年前，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但洋博士對國人影響有限，敲過開場鑼鼓，還得讓本國的學者名流唱戲。
知識分子無恥起來，與娼妓無異。“曠代逸才”楊度寫了《君憲救國論》，又發起“籌安會”，想搶一個“開國元勛”的地位。他拉輿論界“驕子”梁啟超做共同發起人不成，又耍了一點小伎倆，對大學者嚴復說，有學問的人不研究政治不對，蒙騙嚴氏上了賊船，于是全國掀起了復辟帝制的輿論總動員。
返觀20世紀中國歷史，袁氏失敗后，民主共和制度為何長期有名無實，確有研究之必要。以當時民智國情，主張君主立憲或許不是全無道理。清室立憲未成，被革命推翻;有人曾想擁戴孫中山做大皇帝，但他拒絕了。在這個東方大國里，換了別人或許還可主張一下君憲，惟獨袁大總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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