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已經占領東北的日軍頻頻用武力威脅侵略華北。在此情形之下，國民政府除了勉強維持局面外，缺乏明確的應對方針。

　　針對國民政府的退讓，日軍則更加步步緊逼，并蓄意制造挑起爭端的借口，從而引發了兩次“張北事件”。

　　第一次“張北事件”

　　1934年10月，日本天津駐屯軍中佐川口一行8人由張家口出發，前往多倫，沿途進行“視察”。

　　當時，為防御日本入侵，趙登禹率二十九軍一三二師奉命駐扎在張北。26日午前10點左右，這伙日本人在途經張北縣南門時，被一三二師衛隊所阻止，進行例行檢查。雙方因為旅游護照的檢驗引起糾紛，在爭執40分鐘后，中方一名懂日語的人員趕到現場調解，隨即準予放行，是為第一次“張北事件”。

　　日本立即借助此事大做文章，其駐張家口領事橋本以趙登禹部衛兵侮辱日本外交官、軍官為由，先向二十九軍參謀長張維藩提出抗議。幾天后，日方又在北平向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提出抗議。

　　宋哲元為不給日軍借口，于11月25日命趙登禹向日方道歉，11月29日，又免去當事者、實施檢查的連長張書標職務。日方仍不罷休，駐張家口特務機關長松井源太郎乘機要求中國軍隊退到長城以內，“以免沖突”，但宋哲元回答說，此事應與中央政府交涉，婉拒了日方“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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