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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親眼目睹：在1966年，主席在上海時仍與江青同吃、同住。那時主席73歲，江青51歲。建國時，主席56歲，江青34歲。當時江青剛從蘇聯休養回國，與主席同吃、同住，兩人感情很好，這是我們大家都知曉的。

本文摘自：《同舟共進》2014年03期，作者：戚本禹，原題為：《親聆毛主席講“五七指示”》，本文系節選

1966年5月12下午，毛主席的機要秘書徐業夫打電話到釣魚臺找我，通知說，主席有重要的事情要召見我和陳伯達、楊成武；并要我通知陳伯達，要我們三個人必須在明天一早趕到上海。

我是5月1日從上�；氐奖本┑摹Ｎ夷谴稳ド虾�，原本是為《紅旗》雜志編發工農兵學哲學的文章組稿的。完成組稿后，張春橋傳達中央通知，叫我繼續留在上海，參加由康生、陳伯達、江青以及原中央秀才班子吳冷西、王力和尹達、張春橋、關鋒、我等人一起組成的“五一六通知”文件起草班子。就是在這一文件起草的過程中，中央決定成立新的領導文化革命的機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我亦被內定為成員之一。接著，江青又通知我，要我回北京后，不再去《紅旗》雜志了，而直接回中南海，說“關于你的工作，中央有新的安排”。所以，過了五一節，我就去中南海找汪東興報到，中央辦公廳就在原來劉少奇住的甲字樓里給我安排了辦公室。同時，在釣魚臺也為我安排了辦公室。此時中央正在舉行討論“五一六通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我也列席了這個會議。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主持的。

接到徐業夫電話后，我就通知了陳伯達，然后又打電話給楊成武。楊成武說，他也接到徐業夫的電話了，并且已經安排好飛機，讓我和陳伯達明天凌晨去北京郊區的某軍用機場乘專機去上海。5月13日凌晨3時，楊成武就來電話催我們出發了。我和陳伯達坐車去了機場，與楊成武會合。我們剛登上飛機，飛機就起飛了。那是一架中型專機，飛起來很穩，里面還有可以辦公的小房間。上了飛機，我心里就在嘀咕，主席這么緊急地召見我們，究竟是為了什么事？那時正在傳說北京有發生軍事政變的跡象，這次又有代總參謀長同行，是不是與軍事政變有關？

大約飛了三小時左右，我們抵達上海虹橋機場。徐業夫已在機場等候我們，在去賓館的汽車上，徐業夫把已經印好的林彪轉呈給毛主席的解放軍總后勤部的一個報告，以及毛主席在5月7日為這個報告寫給林彪的信給了我們。在車上，我們就看起了文件。

毛主席是比我們早幾天從杭州抵達上海的，他給林彪的信應該是在上海寫的。照例這樣的文件都得由經過審查的專門工廠印制。我不記得杭州有這樣的工廠，上海倒是有的。所以這個文件是在上海印的，要不就是用飛機送到北京去印的。

大概清晨7點左右，我們就到了主席下榻的西郊賓館12號樓。當時主席還沒有起床。但主席事先有交代，我們一到就馬上叫他起來。所以護士長吳旭君叫我們在客廳里先坐下，然后她就去主席臥室敲門，告訴他我們到了。

客廳不是很大，在客廳的一邊是兩張單人沙發，對面是一張三人沙發，在這張三人沙發旁邊有一把靠椅。楊成武硬要讓我坐三人沙發，他自己坐三人沙發旁邊的椅子。我想他是老革命，我一個小青年，怎么可以自己坐沙發，讓他坐椅子呢？經一番退讓，最后還是我坐椅子。我們坐下后，都埋頭繼續看文件。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29822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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