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和孫中山兩人從未謀面，但仔細探尋兩者的關系，卻耐人尋味。孫中山自1896 年“ 倫敦蒙難”后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國革命家，對中國事態一向關心的列寧也把目光投向了他。辛亥革命爆發后，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對于中國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場。在孫中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4 天之后，即1912 年1 月5 日，由流亡國外的列寧在多瑙河之畔起草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決議》便在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大會上獲得通過。決議“斥責俄國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徑”，為中國開始“共和”而“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這是列寧及其領導的社會民主工黨對孫中山的聲援。孰料短短半年時間后，原本有些“英雄惺惺相惜”意味的兩人卻卷入火藥味甚濃的爭論中，孫中山于無意中“踏雷”，成了列寧的“批判對象”。事情的原委是孫中山在卸任臨時大總統前一天發表的演講在7 月份被譯成法文發表在比利時《人民報》上，三天后又被譯成俄文刊登在布爾什維克的《涅瓦明星報》上，而反應相當迅速的列寧也在這天的報上發表了其著名的評論孫中山及其政治主張的《中國的民主主義和民粹主義》，對孫中山關于革命道路的主張給予嚴厲批評。值得關注的是，列寧在此文中對孫中山“民粹主義”的評價深刻影響了1919-1927 年間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系，并成為兩者摩擦不斷的思想動因所在。

　　那么，孫中山言行有什么閃光點，他做了什么竟然能夠引起列寧的關注，乃至在辛亥革命后幾個月內便由列寧“陪伴”亮相于1912年的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報紙?因這個閃光點恰恰投射在世界范圍內關于革命道路的激烈爭論上，貫穿于1919—1927 年間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關系的始終，基于此，有必要簡要回顧一點歷史情況。

　　從未謀面的孫中山和列寧

　　孫中山因1895 年秋興中會的廣州起義而流亡國外。1896 年10月11 日清廷因其“謀反”，便命倫敦中國駐英使館將其拘捕，經恩師康德黎(Mr. James Candlei) 和英國輿論界乃至英國政府的干預，孫中山在10 月23 日獲釋。這場“綁架案”在倫敦乃至國際上掀起了不小的波瀾，中國海軍派駐英國的武官鳳凌在日記中寫下的一段令人啼笑皆非的話：“孫文一案，反為該人成名。”

　　喧嚷一時的案件， 吸引了身在倫敦的俄國民粹主義者沃爾霍夫斯基(ФеликсВадимович Волховский)。此人便是刺殺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案件的涉嫌者之一。不久，《俄國財富》1897 年第5 期、第12 期，先后刊登了對孫中山的采訪和他倫敦蒙難記的俄譯文，孫中山的知名度大大提升。

　　列寧對中國事態的關心有案可查，從他的文章中知道，他也了解孫中山接受的是西方教育。1900 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的事件發生后，他寫了許多文章斥責沙皇的對華政策，如《亞洲的覺醒》，《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等。

　　1905 年俄國國內爆發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俄國情況給予以孫中山為首的雖然還非常幼稚但是淬歷奮發的中國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以極大的鼓舞。后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重要領導人的胡漢民、汪精衛、朱執信等頻繁地為《民報》撰文贊頌俄國人民為反對沙皇“無不斬木揭竿，風起云涌的革命局面”，手舞足蹈表“極端之同情，為之高呼萬歲，且自愧不如焉斯已矣”。

　　同樣，1905 年事件也引起了俄羅斯政治生活的巨大變化，沙皇尼古拉二世頒布了“10 月17日宣言”又稱“關于完善國家制度”的宣言。它承諾給予人民不可動搖的言論、出版、宗教信仰等自由權利，推進普選權, 確立國家杜馬的權力，保證選民真正監督政府。宣言固然以維持羅曼諾夫王朝統治為前提，但畢竟標志著俄國憲政的提出與開端。這是俄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

　　在動蕩的局勢中，1905 年后俄國出現了兩種政治主張、兩條道路，一種是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改良派的道路，他們主張進行和平改革，用君主立憲取代沙皇專制。另外一種是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列寧遵循馬克思《共產黨宣言》的精神，反對任何改良主義道路，認為那是“遷延時日的、遲遲不前的、使人民機體中腐爛部分的消亡過程緩慢得引起萬般痛苦的道路”。他主張走“迅速開刀、使無產階級受到的痛苦最少的道路”，即推翻沙皇制度，直接由無產階級掌握領導權。這個觀點成為1919 年成立的共產國際的理論基礎和政策依據。也是后來國民黨與共產國際間齪齬不斷的根本原因之一。

　　孫中山的演說踏入世界范圍內關于革命道路爭論的“雷區”

　　如上述，孫中山與列寧并未曾謀面，然而辛亥革命后，孫中山踏入了關于革命道路爭論的“雷區”。

　　本來，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對于中國的辛亥革命采取的是支持的立場。1910 年2 月，俄國布爾什維克黨的合法報紙《星報》 在彼得堡創刊時，就嗅到中國革命的氣息，開始系統報道中國情況。1911 年，中華大地驟起狂飚，清王朝覆滅�！缎菆蟆烽_辟了“中國革命”專欄，有人以《龍抬頭》為題大做宣傳，謳歌中國的新生。

　　辛亥革命后孫中山不想建都于“宮殿巍峨，每足引起執政者帝王癡夢，官僚遺毒，深植社會人心”的北京。他定都南京，1912 年元旦在那里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4 天之后，即1912年1 月5 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大會上通過的那個《關于中國革命的決議》，是列寧及其領導的社會民主工黨對孫中山的聲援，我們不清楚當時孫中山是否知道。無論如何，與沙皇的侵略相比，列寧“斥責俄國自由派支持沙皇侵略政策的行徑”，為中國開始“共和”而“表示全心全意的同情，”畢竟是一個正義的聲音。

　　孫中山和列寧如何同時亮相呢?事情確實蹊蹺，耐人尋味。孫中山的講演《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是他卸任臨時大總統前夕于1912 年3 月31 日在南京同盟會成員的餞別會上發表的。3 個多月后(1912 年7 月12 日) 便被譯為法語發表在比利時的《人民報》上。

　　孫中山上述講話，重點談的是社會革命和各國特別是英美等國革命道路問題。他認為辛亥革命后中國的“民族民權革命成功之時，若不思患預防，其壓制手段恐怕比專制君主還要甚些”，他的“思患預防”，指的是不能等到資本家大量出現，才不得已“再殺人流血去爭”，“重罹其禍”，要預防用激烈手段進行暴力革命。通過流血和暴力完成社會革命，不是他的選擇，他開出的良方是實行“平均地權”，使中國農民問題在發展中逐漸解決，“若能將平均地權做到，則社會革命已成七八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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