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生歸國，遂歐風法雨倡節育導性學，不一時便滿城風雨。恰那是“五四”將盡欲“后”的時代，先前“德”、“賽”兩先生同步也帶來性倫理性道德革命的吁求，“人的發現”應有之義已經漣漪一池春水于婦女解放、新型男女關系、自由戀愛、婚姻家庭革命、性科學性知識普及、生育控制等方方面面，張競生不算排頭兵卻力度加大，直沖那“臍下三寸”的霄漢開刀，甘冒天下之大不韙，不曾想鎩羽而歸，原來畢竟“國情”有異。他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向錯誤的對象用錯誤的方法收其錯誤之效，要不魯迅怎么私下雖對其“偉論”表示“佩服”但終究以為“大約當在二十五世紀”(《兩地書》)才有望呢。于是張氏的書《美的人生觀》、《美的社會組織法》等，他的妙論“新女性中心論”、“女子本位”、“情人制”、“外婚制”等，不免逾出國情。
比如說魯迅以為尚在“私有之念”的愛情吧，其性質排它，所謂神圣、合法、單一諸性是到今天依然的。不過張競生回眸其歷史斷言“自婚姻制立而夫婦之道苦多樂少”也不能不說觸到一定的痛處。于是張生做奇想，欲將愛情范圍擴至家庭以外，這即“因時勢推移與人性要求，一切婚姻制度必逐漸消滅而代之以情人制”(《美的社會組織法》)，就是當下人們“告別革命”情結下痛心疾首于“激進主義”的躐等和僭妄所怒目的張氏兩性問題上的激進主義了。
張競生曾感慨其在法國所實踐之“情人制”等浪漫為喜劇，而返國后之所作所為無一不是悲劇，這有一例，是他與褚問鵑的故事。
褚女士是中國晚近女界之一景，她是浙江嘉興人，身世凄苦，先前在山西作小學教員，不向封建勢力低頭，曾自作主張把廟宇中的菩薩諸神“請”走擴充學堂，激起當地士紳的嘩然，乃被迫出走，后來終于考入北大，又在大革命中加入婦女解放的行列，發起“婦女之友社”，職任北京、湖北等地婦女協會負責人。
她曾慨然中國女子遭境的不幸，即便能讀書的女子，咳，“我國女學受了‘良妻賢母’說的毒，可謂毫無生氣!近年雖說改善，然而變相的‘良妻賢母’教育者，仍不乏人，更有利用女性弱點迎合惡社會心理，養成‘時髦派’少奶奶太太者亦非少數，真能拿定主意，去培養我國女界改革時代所需要的中堅人才者實不多見。無怪女學興了數十年究竟造就了多少人才?解放了些什么束縛!環境吧，依然是黑暗層層�；橐霾蛔杂蛇�;翁姑虐待媳婦咧;自殺咧……總說一句：就是女子的人格依舊沒有奪回，依舊被壓在幾千重萬惡的‘禮教山’下面，做那馬牛奴隸玩物和裝飾品的生活”。她是懷疑后走上革命的，那“革命方針”比娜拉們是偉大了：“要鍛煉堅強的人格，養成自肆力與創造能力，培養進取精神和耐苦的習慣，使人人有完全獨立的人格與創造環境的能力，然后可以同惡社會奮斗，而不致被彼打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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