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13日：一個歷史性的日子——《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與“新六十條”在同一天通過——省委書記的迂回戰術——中國的改革從改變人民公社制度入手用今天的眼光來看，1978年的12月13日實為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在我們國家的歷史上，具有這種價值的日子并不多。“兩個凡是”終于結束，這中間 的含義當然不僅僅關乎某個人的沉浮，事實上它等于是結束了整整一個時代。從此，七十四歲的鄧小平終于可以開始自己的時代了。
這一天，鄧小平在中央工作全會上以一個長篇演講宣布了他的時代的開始�，F在他已被看作是真正的領袖。這種概念與權力的位置并無直接的關聯。鄧小平的職務仍然居華國鋒之下，公開排列出來的名次也還在葉劍英之后。他的領袖位置來源于他的思想和他本人的氣質。他深知我們龐大的國家有一個特點，一項政策是否有效，取決于它是否真正地贏得人心而不僅僅獲取人們嘴上的阿諛。而取得人心的最好辦法，就是給人民以真正的利益。
1984年10月1日，鄧小平乘敞篷車檢閱中國人民解放軍部隊。（資料圖）
這種思想的萌生大約是在六十年代初期，此后兩度被貶以及三年流放的經歷，使鄧小平對這些問題的理解逐漸加深。有一段日子里，他不僅失去了他的權力，而且失去了一些基本的物質保障。工資已經全部被取消，只按月發給可以維持他一人生命的費用�？墒撬�要贍養年邁的繼母，以及為他的更加貧困的兒子籌措來看望他的路費。人類對于物質的看法多少有一點忘恩負義，你擁有的物質越是充分就越是不把它當作一回事。只有當你真正挨餓的時候，才會懂得一口飯的珍貴。
當日鄧小平團于贛南一隅，不得不自己開出一小塊土地，每日在地里耕種蔬菜來彌補家用之不足，這樣的感受一定時時出現在他的心頭。本世紀三十年代，鄧小平在同一個省份里也曾遭遇過艱難的歲月，這種艱難乃是由于蔣介石的攻擊造成的。那時候，他曾經主張紅軍建立自己的生產地位，不過，那是一個出自領導者頭腦的戰略考慮，全然不同于這種發自本能的切膚之痛。中國的老百姓自古將朝廷命官稱為“父母官”，一個具有責任感的官員，應該在自己任中使百姓在豐年得以足衣食，災年不至餓死道旁。
總而言之，物質乃是治國的第一要旨。至于意識形態，例如政治運動之得失，無產階級專政理論之利弊，毛澤東思想之功過，自然也很重要，但人只有吃飽了飯才會有工夫來討論這些�；蛘叻催^來說，如果這些是非之爭不能給人們以更多的物質利益，反而令人民越發貧窮，則意識形態的教義即使再崇高，領袖的思想即使再輝煌，仍不免是空中樓閣，終有傾覆的一天。
考慮到這些基本的道理，鄧小平為他的時代講出來的第一句話，就是“把全黨工作的著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后來，這句話演變成“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我國人所盡知。這一方針如果有可能更明白地加以解釋，也就是“經濟建設為綱”。這里面的價值以及其間埋藏的種種沖突，人們只是到了后來才逐漸地意識到。
1978年12月13日，鄧小平官復原職已一年五個月。華國鋒發表了他的檢討，而鄧小平發表的卻是新時代的宣言。其沉浮逆轉之勢已然鑄成。不過，僅僅如此難道就具備了開創新世紀的條件？就可以成為領袖？四十五年前被王明打倒的時候，十年前被毛澤東打倒的時候，他對這些問題都曾發生過疑問。今天的鄧小平對這一切已成竹在胸，我們的國家在體制上實行中央集權，但是權力的展開需有精神上的支柱。毛澤東的時代是理論層出不盡的時代，鄧小平又將以何種理論來支撐他的時代？
鄧深思熟慮地提出了他的“實事求是”的理論。這個思想原本是由毛澤東闡述出來的。三十年代，毛澤東曾經以此作為對抗共產黨內部教條主義統治的武器，大獲全勝�，F在，鄧小平接過這個理論，來對付重新居有統治地位的教條主義哲學力量。毛澤東仍然是導師，可是毛澤東的錯誤理論絕對不能再拿來指導新的時代。這是一種技巧極高的策略。從表面上看，這一點與鄧小平本人的重新掌權有著直接的關聯，因為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打倒鄧的主意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提議”，那時毛還活著，神志清楚，顯非“四人幫”的矯詔。
所以鄧小平在還沒有復出之時談到“兩個凡是”，只是提到它關系著自己能不能平反的問題。現在，1978年12月13日，這個問題就已經不僅僅關系他本人的命運了。他說：這“是個思想路線問題，是個政治問題，是個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的問題”；“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
(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3頁。)換句話來說，開創鄧小平的時代與打破對于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不能分離。幾年之后，鄧小平開始考慮以某種方式來評價毛澤東。他說，毛主席的思想是集體的智慧。這是一點也不假的。從現在起，鄧就在毛的真理中加進了自己的理解。
其實天下的真理都可以從個人的情感中找到根據。在共產黨的內部具有如此慘痛經歷而又能重獲歷史之鑰的人，唯鄧小平一人而已。昔日如毛澤東和周恩來，今日如華國鋒和葉劍英，權力都在鄧小平之上，但他們全未體驗過他墜入社會底層時的種種酸甜苦辣，不可能對當日制度中的種種弊端有如此深沉的痛楚。劉少奇和彭德懷比 他還要慘，可是他們沒有重新獲得權力的機會，所以他們的所有感慨都只不過成了身后的挽歌。從這個角度說，鄧是中共權力核心中空前絕后的人物，而徹底改革共產黨既成制度的人物，恰恰是由共產黨自己造就出來的。
有些歷史學家稱鄧小平是實用主義者，并且認定這是他的一貫精神。事實并非如此。鄧本人就多次講過他的錯誤，說他曾經支持了毛澤東的“反右派”和“大躍進”。不是多少具有一些理想主義色彩，鄧小平當然不會有那種狂熱的行為。但是，從個人情感的進程來看，鄧小平的傾向實用，是無法避免的。
比如他說“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4—145頁。)，這話一定是發自肺腑的。落難中的鄧小平，已經太多地領略了“鴉雀無聲”的可怕。無聲的落日黃昏，無聲的鄉間小路，獨自一人無聲的散步，工人們望著他時的無聲的眼光，兒子離開他時無聲的淚，還有將他數次打倒時的那些沒有遭到任何反對之聲的決定……
他深知國家需要共產黨掌握領導權，但國家的最大問題也就是“權力過分集中的官僚主義。這種官僚主義常常以‘黨的領導’、‘黨的指示’、‘黨的利益’、‘黨的紀律’的面貌出現，這是真正的管、卡、壓。”(鄧小平：《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1—142頁。)這種說法也一定有著痛楚的感受作為鋪墊。因為這種官僚主義的危害不僅牽涉到他本人，甚至還危害著他的孩子。
小兒子淪落山西農村，只在極罕有的機會里才能父子相見。女兒還記得父親為兒子送行的那一天，傷感之情令他無法自制，“面色蒼白，冷汗淋漓，不能支持”。更何況還有長子樸方，因他的問題受到株連，黨籍學籍不保，批斗致使胸以下全部癱瘓，在京郊一所救濟院里度日如年，全靠自己唯一還能活動的雙手編紙簍來維持生活，雖終日高燒不斷亦不能停止勞作。聽到這個消息時的那個悲痛欲絕的夜晚，鄧小平夫婦至今難忘。
又比如他告誡他的聽眾：“要相信大多數群眾有判斷是非的能力。”他甚至說：“有的‘上政策’確是從實際出發的，是得到群眾擁護的。這些政策現在往往也受到指責，因為它不合統一口徑。”這話也一定包含著他對普通人的情感。正是由于落難江湖，他對官場中的種種虛偽更加了解，而人世間的真情常在百姓中間。諸如一個工人在他勞動的時候幫助了他，一個婦女送給他家一些做米酒的酒藥，另外一位工人為他的兒子到處申訴和治病，幾個工人悄悄地把他每天必經的小路修整平坦，這樣的一些事情讓他一家沒齒難忘。
十年以后，當鄧小平八十歲生日的時候，他的一家想到的就是這些。女兒毛毛撰文說，這些正直的普通的中國人像“大海岸邊黃金一樣的沙粒”，“無論是巨浪，無論是泡沫，都永遠吞蝕不了，淹沒不掉”。這篇文章感人至深。像親情、友情、愛情這樣一類的情感，本是屬于普通人的，鄧小平如非落難，決不會有這么深切的體驗。在1978年12月13日，他尖刻地諷刺黨的官員中間存在的虛偽貪鄙之風，并且痛切地發出黨的領導制度需要改革；又在其后的幾年中把老百姓作為改革的基本力量——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但是，鄧小平并不希望毛澤東落得斯大林的結局。他決心尋找一條中間道路，他在一年多的時間里至少五次毫不容情地批評了“兩個凡是”(鄧小平五次批評“兩個凡是”的時間為：1977年4月10日、5月24日、7月21日，1978年6月2日、9月16日。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不過，毛澤東的思想和毛澤東的行動是兩回事，就如同作為神的毛澤東和作為人的毛澤東是兩回事一樣。鄧小平不需要毛澤東的錯誤，但是他需要毛澤東的旗幟。他說：“我們在座的同志，可以說都是毛澤東思想教導出來的。
沒有毛澤東思想，就沒有今天的中國共產黨，這也絲毫不是什么夸張”(關于這一點，鄧小平講得最多的是在1980年至1981年。參見《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二版，第148-149頁。)。他的誠意得到同事的尊重，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理解，他被有些人批評為背離了毛澤東的道路，而被另外一些人指責為不能把中國徹底地從毛澤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鄧小平并不因為這些批評而改變他的既定方針，旁人處在他的位置，可能會首鼠兩端，左顧右盼，可是他這一輩子什么陣勢沒見過？現在大權在握，再也用不著溫和謙恭，他徑自我行我素。
這些指責交織在一起，釀成了鄧小平時代的第一次風波。不過，這是幾個月以后的事了�，F在，還是讓我們先回到1978年12月的這個會場上來。鄧小平的時代顯然要從農村開始，因為這時二百一十位與會者正在討論兩個關于農業的文件，其最后的通過，對于人民公社的命運甚至整個中國，都發生了極大的影響。不過，今天來看這 兩個文件的內容，一個仍然是毛澤東留下的遺產，另一個也只是承前啟后的過渡。
毛澤東最重要的遺產之一，是《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他一生簽署的指示不計其數，但是由他本人親歷親為的并不多，這“條例”為其中之一。如前所述，毛澤東在當日一定要采取這個行動，乃是出于一種深深的反省。按照他的想法，這一文件一經形成，其“不變”的周期就將延長到“三十年”。
現在，1978年12月，“六十條”的生命還遠未到“三十年”，毛澤東已不在人世，輪到鄧小平來考慮人民公社的前途。“兩個凡是”已經威信掃地；人民公社也已日暮途窮，“三級所有，隊為基礎”正在實際的進程中悄悄發生變化，只不過不是如毛澤東所愿走向更大規模——比如以大隊或者以公社為基本的核算單位，而是退回更小的規模。包產到小組的風尚已經彌漫在安徽、四川、貴州、河南諸省，甚至包產到戶也開始蠢蠢欲動。
所有這些全都成為當時會上議論紛紛的題目。這樣，共產黨內部就前所未有地發出多種聲音，而且居然牽涉到我們國家最重要的制度。今天將這些議論歸納起來，大致可以看出其中不同的傾向。一種是認定人民公社制度本身并無弊端，只是由于“四人幫”的搗亂才變得丑陋起來，所以只要返璞歸真，便可以挽狂瀾于既倒。
一種是認為人民公社制度的基本方面值得保留，但它有著極大的弊端，故為“四人幫”所利用，所以，糾正弊端就可迎來公社的春天。這在與會者中間占了大多數，包括過去十多年間的受益者和受害者、部分政府官員和部分農民中的精英人物。最后，只有幾個年輕的知識分子在當時敢于設想，人民公社制度扼殺了農民的熱情和創造性，導致農村的衰敗，其集權的性質不可能滿足人類起碼的自由原則，所以人民公社必須廢止，代之以市場化和民主化的制度。
不過，鄧小平似乎還不打算把公社的藍圖徹底抹去。眼前這個會議上對于“六十條”的討論，雖然修改之處甚多，但是并沒有對其主導思想以及關鍵部分加以修正。比如人民公社仍然是今后農村必定要走的道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仍然是人民公社不可改變的制度云云。“新六十條”所增加的內容，大體只是“四人幫”如何地破壞了人民公社，所以現在要把“六十條”加以重申，以激勵農業更快地發展。鄧小平的戰術是先為未來確定新的意識形態，至于技術方面的步驟則屬于枝節問題，即使不去追究，也必定會隨著根基的動搖而瓦解。
但是鄧小平在一個要害的地方采取了行動，這就是終止使用“階級斗爭為綱”的說法，以使全體中國人一心一意搞經濟。他極巧妙地把在“真理標準”爭論中所獲得的戰果引進經濟領域，說必須堅決地修改和糾正那些不利于生產力發展的錯誤政策。這就是鄧小平所謂“工作重點轉移”的關鍵所在。他的主旨為黨中央所接受，并且發表在后來的會議公報里。
本文摘自《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凌志軍 著，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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