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向1967年的轉化，是在所謂“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大規模政治斗爭中完成的。從1966年10月開始，毛澤東、林彪及中央文革所領導的文革勢力，向劉少奇為代表的黨的各級領導權發起了更為廣泛的攻擊。

在此過程中，對抵抗這種攻擊的各種對立政治勢力，都予以了堅決摧毀。鎮壓了炮打中央文革的“聯動”。鎮壓了林業學院學生李洪山為代表的反中央文革的學生潮流。鎮壓了從北京到上海、到全國各種炮打中央文革的“反革命”潮流。

鎮壓了把矛頭指向林彪的各種活動，其中北京農業大學附屬中學高三學生伊林和滌西致林彪的《公開信》，曾被當做典型的反革命案件予以鎮壓。還鎮壓了類似“全紅總”這種另類性質的“非法組織”。

在極為激烈的斗爭中，歷史在1967年翻開了新的一頁。

形勢的發展早已超出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預計。原來的預計是，學生停課半年鬧革命，到1967年春節前后，可將文化大革命結束。然而，文化大革命所揭開的矛盾斗爭如此深刻、全面和強有力，使得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估計與部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在1966年的8、9、10、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曾經做過各種關于工廠、農村、軍隊及軍事院校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規定，限制紅衛兵對工廠、農村的生產秩序及軍隊的沖擊。然而，由于“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本身的需要，由于把大串連的權力交給了紅衛兵，文化大革命的群眾運動幾經起伏，終于完全波及了中國的工廠與農村。

雖然“抓革命，促生產”的口號一直在聲嘶力竭地呼喊著，然而，運動的深入自有不以人意志為轉移的規律。在“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斗爭中，力圖維持自己權力的黨的各級組織需要運用工人、農民和軍隊的“保守”力量，而文革派勢力也必然要運用工人、農民和軍隊的造反力量。當1966年接近歲末時，毛澤東感到，需要在全國范圍內攤牌了。

1967年《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表元旦社論《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宣布：“1967年，將是全國全面展開階級斗爭的一年。1967年，將是無產階級聯合其他革命群眾，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社會上的牛鬼蛇神，展開總攻擊的一年。1967年，將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清除它的影響的一年。1967年，將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決定性的勝利的一年。”社論還對全面展開階級斗爭規定了四項具體任務：一，在工廠和農村開展文化大革命；二，知識分子和工農群眾相結合；三，充分發揚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大民主；四，繼續開展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群眾性的批判。

這篇經毛澤東審閱、改定的社論，傳達的是毛澤東本人的指示。他曾經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講道：一，今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是《紅旗》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展開全面的階級斗爭；二，要抓住四個重點：北京、上海、天津、東北，主要責任落在造反派身上，團結多數，造反派隊伍要超過一半以上；三，上海很有希望，學生、工人、機關干部都起來了，這是適應當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勢的；四，紅衛兵一定要艱苦樸素，要向解放軍學習。

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斗爭的推動下，在毛澤東“展開全面階級斗爭”的戰略部署下，在張春橋、姚文元等人的直接策劃下，上海出現了“一月風暴”。

此時，又一個歷史性的人物出現了，他就是后來在中共十大上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的王洪文。

1966年11月6日，在北京紅衛兵的串連發動下，上海國棉十七廠的造反派頭目王洪文伙同上海其他一些工廠的造反派頭目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簡稱“工總司”），聯合全市的工人造反派組織，向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發起了大規模的沖擊。

在共產黨傳統力量的影響下，或者說在上海市委的影響下，12月6日，上海市工人隊伍中，以老工人、黨團員、勞模、生產積極分子為骨干，正式成立了“捍衛毛澤東思想工人赤衛隊上�？偛�”，簡稱“赤衛隊”。“赤衛隊”作為與“工總司”相對抗的組織，自然得到了上海市委的支持，隊伍很快擴至八十萬，成為這個工業城市中的多數派組織。

與此同時，上海市委內以徐景賢為首的一些干部在張春橋的支持下，于12月18日開始造上海市委的反，成立了被張春橋、姚文元視為嫡系部隊的“上海市委機關革命造反聯絡站”，簡稱“機聯站”。隨后，“機聯站”與王洪文的“工總司”聯合，對上海市委發起了更大規模的沖擊。

在上海市委書記曹荻秋被迫做了“‘赤衛隊’大方向錯誤”的表態之后，12月28日，“赤衛隊”一萬多人聚集到位于康平路的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點，要求曹荻秋接見，要求上海市委承認“赤衛隊”是革命群眾組織。12月29日，曹荻秋來到康平路同“赤衛隊”談判。這被張春橋、王洪文看做是一個斗爭的關鍵時刻。

在張春橋的緊急指使下，“工總司”和“機聯站”等組織聯合成立了“上海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隨后，“工總司”迅速調集了十幾萬造反派工人，將康平路一帶的街道完全包圍起來。到下半夜，也就是30日凌晨兩點，“工總司”的造反派隊伍對占領康平路上海市委機關辦公地的“赤衛隊”發起了攻擊，揭開了全國范圍內大規模武斗的序幕。

經過四個小時的猛烈攻勢，到清晨六點多鐘時，一萬多名“赤衛隊”工人全部投降。當他們像戰爭中的俘虜一樣在勝利者的押送下分隊走出來集中時，已有上百人負傷。他們沒有武器可繳，只有“赤衛隊”的袖章作為投降的被繳物堆了幾大堆。12月31日，“工總司”發布《特急通令》，各廠礦的造反派都將本單位的“赤衛隊”頭目抓了起來。上海市的形勢急轉直下。用張春橋后來的話講，“這次較量是個轉折點，這一仗一打，市委癱瘓了，垮了，講話沒人聽了，赤衛隊也垮了，造反派占優勢了。”

緊接著，1967年1月4日，上�！段膮R報》的造反派對《文匯報》實行奪權，并發表了《告讀者書》。1月5日，上�！督夥湃請蟆吠瑯颖粓笊鐑仍旆磁蓨Z權。同一天，一個更重要的事情發生了，王洪文為首的“工總司”等十一個造反派組織聯合署名的《抓革命，促生產，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在《文匯報》發表。

《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將“赤衛隊”定性為破壞生產交通的罪魁禍首，而“工總司”則在高舉“抓革命，促生產”的大旗中站立起來。這是在張春橋、姚文元親自策劃下出臺的一個政治上完美的工人階級革命造反的綱領。如果說“全紅總”那樣的工人造反行動，因為其赤裸裸的“經濟主義”必然被文革派鎮壓下去，那么，上海“工總司”的“抓革命、促生產”的造反綱領，就完全符合“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需要了。

1月6日，“工總司”、“機聯站”為首的上海幾十個造反派組織于上海人民廣場召開了十多萬人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這個張春橋、姚文元一手領導的大會共通過了三個《通令》，做出了一系列奪取上海市委權力的部署與規定。

1月8日，毛澤東接見中央文革小組成員，對上海的奪權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說：“《文匯報》現在由左派奪了權，四日造反，《解放日報》六日也造了反，這個大方向是好的。文匯奪權后，三期報都看了，選登了紅衛兵文章。有些好文章可選登�！段膮R報》五日告全市人民書，《人民日報》可轉載，電臺可廣播。內部造反很好，過幾天可寫綜合報導。這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這是一場大革命。”“兩個報紙奪權是全國性的問題，要支持他們造反。”“上海革命力量起來，全國就有希望，它不能不影響整個華東，以及全國各省市。”“你們不要相信，‘死了張屠夫，就吃混毛豬’，以為沒有他們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毛澤東高瞻遠矚的指示下，1967年1月9日，《人民日報》全文發表了《告上海全市人民書》。在經毛澤東審定的“編者按”中指出：“上海《文匯報》1月5日發表的《告上海全市人民書》，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文件。這個文件高舉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偉大紅旗，吹響了繼續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反擊的號角。這個文件堅決響應毛主席的抓革命促生產的偉大號召，提出了當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關鍵問題。這不僅是上海市的問題，而且是全國性的問題。”“隨著上海市革命力量的發展，嶄新面貌的、革命的《文匯報》和《解放日報》出現了。這是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反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勝利產物。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這是一個大革命。這件大事必將對于整個華東、對于全國各省市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發展，起著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抓住的又一個重大典型。

如果說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給清華附中的紅衛兵回信，寫《炮打司令部》大字報是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過程中采取的四個重大步驟，那么，這就是第五個特別重大的步驟。這個步驟在全國引起的反響，將比起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聶元梓的大字報和給紅衛兵的回信，顯得更具爆炸性，這是一枚當量級更大得多的政治氫彈。

1月1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給“上海工人革命造反總司令部”等三十二個革命群眾組織發出了賀電，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1月16日，《人民日報》與《紅旗》雜志同時刊登了《紅旗》雜志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度嗣袢請蟆�1月19日的社論《讓毛澤東思想占領報紙陣地》和1月22日的社論《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則把上海市造反派的奪權活動作為文化大革命的新典型、新戰略部署推向全國。

《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奪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權！》中宣稱：“一場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展開奪權斗爭的偉大革命風暴，在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偉大號召下，正以排山倒海之勢，雷霆萬鈞之力，席卷全中國，震動全世界。”

“這是我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新的飛躍。這是今年展開全國全面階級斗爭的一個偉大開端。”“這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極其偉大的創舉，是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大事，是關系到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的大事。”

它還指出：“有了權，就有了一切；沒有權，就沒有一切。”它號召：“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頑固分子，展開全國全面的奪權斗爭，勝利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偉大歷史任務。敵人不投降，就叫它滅亡！”

從這天起，奪權的風暴便在全國展開了。

文化大革命以強烈的方式引爆了社會上各種積壓的能量。

在全面的階級斗爭中，1967年真正成為“天下大亂”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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