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叛逃前寫給毛澤東的一封信

“九一三”事件發生后，從毛家灣林宅中清查到一份林彪寫給毛澤東的信稿。但是，關于信稿的事，執行毛家灣清查任務的中央警衛局有關人員在其回憶錄中沒有提及，吳德、紀登奎等人的回憶錄中也沒有提及。“兩案”審判中的起訴書和判決書中也未提及。

這封信稿，吳忠（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在他的回憶中提到，經證實，這封信稿確實“存在”，無可懷疑。但是，這封信稿內容的真實性值得探討。質疑者眾，疑惑重重。

主席：

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的團結和相當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問題。我要總理考慮和請示主席�，F將我談話的大意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并盼主席能找總理一談，由總理采取落實的辦法。我的意見如下：

經過五年來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而這個大革命是非常必要的和正確的，我們黨取得了很大的勝利�，F在是要鞏固勝利，是要貫徹“九大”的團結路線，保證“九大”以后，特別是批陳整風以后（批陳整風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因為陳伯達是反革命分子，是大壞蛋，他利用廬山會議的機會乘機作亂，因此必須肅清他的影響）黨中央和中央局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保持鞏固的團結，預防思想糊涂的人和冒險家，采取意想不到的冒險行為，破壞黨的團結，導致秩序的紊亂，引起國內國外的不良反映。為此，要想出具體辦法。我想到了以下的辦法，不知妥否，盼主席酌量。

第一，實行“四不一要”的做法。即是在暫定十年之內，對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經過批陳整風以后，現任中央和中央局人員，基本上應當說是可靠的）實行不逮捕、不關押、不殺、不撤職等“四不”，如果他們某個成員有錯誤，可經過黨內思想批評來解決，他們有病，可找人代替工作，如果病故，則提升其他人接替。對于久病要求退休者，則按退休干部處理。“一要”就是遇特殊情況，要執行主席面授的機動指示。

第二，將以上規定傳達到北京，以至其他必要城市擔任衛戍部隊的每一士兵，要他們根據這個規定，任何時候，不執行除主席以外的任何首長有關對中央和相當于中央局以上人員的捉人、關人、殺人等亂命。如果他們借口是執行命令而執行亂命，則其本人應受法律的嚴厲制裁。無論逃至何處，均應歸案嚴辦。而絕不可托辭是執行命令而推卸自己的責任。

第三，為保證首都安全，首都附近的三個人造山，建議由華東、華北、山東各派一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

第四，建議將三十八軍調離華北。這個部隊雖然是很好的部隊，但放在首都附近不甚適宜，以調往別處，換一個原二野、三野或一野的軍來，接替他們的任務為宜。

我的以上想法，是看了這次批陳整風會議文件，有的同志在擔心著安全問題。他們的心情是憂慮的，因而是值得重視和深思的。我想，為了防止萬一發生事故起見，所以想到以上的做法，但這些方法必然是不完備或甚至是不正確的，特報告主席，請主席考慮交總理遵辦。

關于第一條和第二條，甚至可以召集首都所有擔任警衛部隊的干部開會宣布，由他們口頭上或文字上傳達到每一個士兵，并且每隔兩三個月重復向士兵傳達一次，十年不懈。十年后再看情況，基本上也應當根據這個精神辦理。首都以外的部隊，可傳達到師、團以上干部。

這些內容，對外都應嚴格保密，盡可能免除付作用的發生。

我很想和主席談談。如主席什么時候有時間，請約我一談。

此致

敬禮！

帶著上述疑問，我們不妨仔細研讀這封信稿的內容，并結合事件前后當事人（不單林彪）的一些動態，我們似乎覺得，問題非常復雜，水很深......

一、這一份已謄清的信稿，并非林彪親筆所寫，而是其他人的筆跡。

二、信稿的末尾，沒有署名，沒有落款日期。

三、在原“林辦”秘書中，目前尚未有人公開承認是該謄清稿的抄錄者。換言之，該信稿形成過程是研究者目前尚未弄清楚的，包括：是否確為林彪口授？誰是林彪口授時的記錄人？信稿口授、起草、謄清的日期？為什么沒有署名？為什么未能發出？這一切，目前尚未有答案。

四、信稿稱，“五月二十日，我找了周總理談了談有關黨的團結和相當于中央局以上的安全問題。”權威的《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中，并沒有林、周兩人在這一天談話的相關記載。

五、信稿中的“中央局”含義是什么？吳忠口述的整理者將其理解為“中央政治局”（《吳忠談“九一三”事件》一文中信稿兩處還按此理解作了改動），恐怕是一種誤讀。因為信稿是將“中央”與“中央局”并列的，“中央”指的才是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中央局”指的應是1971年已不存在的中共中央東北局、華北局……等幾個“中央局”，對于1971年來說，這是一種習慣性的舊的說法，信稿的口授者在這里極有可能是指代各大軍區，就如信稿中說“建議由華東、東北、山東各派一個獨立營來擔任固守”，指的應是南京、沈陽、濟南軍區。

六、信稿所稱要實行“四不一要”的“現任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的大軍區的第一把手、第二把手”，按字面理解，符合這一特定條件的有以下幾人：陳錫聯（沈陽軍區司令員，軍區第一把手）、張春橋（南京軍區第一政委，軍區第一把手）、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第二把手）、謝富治（北京軍區第一政委，軍區第一把手）、李德生（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第二把手），似還應加上紀登奎（北京軍區第二政委，軍區第三把手），這恐怕才是信稿口授者所指“中央局”的人。以上這些人，恰恰并非是林彪的四野舊部，并非“林彪嫡系”，并不包括黃、吳、李、邱。信稿的口授者為什么會為這些人說話？是否另有深意？

七、廬山會議后，緊接著進行了持續不斷的批陳整風，一直到9.13前夜。期間，林彪一直夾著尾巴卷縮在家里或外地，面對警告和勸說，始終沒有正面做出自我批評。這封信稿出現在其中，似乎不大可能。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lishi/1334106.html

相關閱讀：解密拜倒在東洋女間諜“石榴裙”下的民國高官
揭秘：民國大總統徐世昌與袁世凱的恩怨情仇
1936年蔣介石憑借一封什么密函化解內戰危機？
揭秘：武昌起義前孫中山領導的十次武裝起義
吳鐵城怎么死的？吳鐵城因何事失去蔣介石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