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抱怨中國將領“二流”

　　剛開始之際，當蔣覺得很難同這個傲慢的美國將軍合作的時候，他曾向宋抱怨，宋因而提議對白宮做工作，以便撤換史迪威，蔣卻猶豫了。在一份1942年6月12日的電報中，宋對蔣的優柔寡斷感到疑惑，他催促蔣說出對史迪威的真實感受，否則，宋在華府的處境將極為艱難。

　　宋是這樣說的：“文追隨鈞座二十年，必知其素性憨直，絕非意存推諉，更不愿敷衍因循，事實如此，不得不一再曉讀，即請鈞座明白示之。鈞座對史迪威感想如何，文各電所列問題，是否已與其商洽，有何困難，美方認定接濟中國必須史迪威商承鈞座之后，來電證實始克有濟，是以文必須明了鈞座對史之感想及史對我之態度，始可設法相機應付也�！�

　　四天后，在另一封發給蔣的電報中，宋報告說他已經從美國高層得到保證，要蔣提出要求，他們會召回史迪威。但是宋同時提醒蔣，他確認史迪威在幫助中國取得美方軍事援助時仍將產生作用。宋因而建議蔣對史迪威施加壓力：“美陸軍部長史汀生(Henry Stimson)已表示他愿意召回史迪威，羅斯福總統的最高官員亦同意史迪威應該服從于你，你盡可以把他當成你的部屬，而不必把他奉為貴客。但是你應該充分利用史迪威在美國軍方的人脈關系，促使美方給予我們更多的支持�！�

　　蔣同意把撤換史迪威的想法暫時擱在一旁，然而他和史迪威之間的分歧并沒有就此結束。美國將軍和中國領袖對于處理問題的不同看法，仍然繼續存在，兩者關系越來越緊張，導致1944年兩人徹底翻臉。他們之間的不同理念，主要歸咎于四個因素：

　　首先，近代中國領導人始終認為中國是西方帝國主義下的犧牲者，他們歡迎像美國這樣的盟軍來對抗日本，奪回中國失去的領土，并且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能夠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西方國家交往。史迪威對于中國現狀與對日抗戰卻有完全不同的認知與看法。他看到中國內部持續戰亂，他熟知軟弱、腐敗的國民政府，他先前在中國擔任駐華武官的經歷，使他對中國的民主化和改革幾乎不抱希望。盡管如此，他還是欣賞中國老百姓的才能和創造力，他認定這些良好的特質被舊傳統保守的國民政府所制約，難以被中國的領導人所采納并加以利用。

　　第二，史迪威的首要任務在于阻擋日軍進入緬甸。他的注意力集中在緬甸，催促蔣提供更多的軍事與人力資源。然而蔣身為國民政府的領導人，需要保衛整個中國，而不能只單獨考慮緬甸。

　　第三，兩人對于對抗日軍的戰略也不相同。對于中國來說，抗戰的首要任務是收復失地，統一國家，而美方的主要看法卻是支持國民政府在戰爭中挺住，以牽制日本大軍。盟軍僅體認到，一旦中國對日本投降，那么日軍將會把其兵力從中國戰場轉移到其他地方，威脅盟軍。

　　第四，蔣介石和其他中國領導人在應付史迪威的過程中深感挫折。史迪威多次催促宋子文要求蔣介石“任命一真正有能力的指揮官，給予他真正的威信，并對戰果負責”。史迪威看不起蔣手下的眾多將軍。他向蔣抱怨中國軍官的素質太差，認為中國將領能力乃“二流”，并告誡蔣如果他依然把大量軍務交給這樣的將軍，“那將是白費力氣”，且將會“在美英諸盟國之間，產生極為不良的印象”。

　　有如上因素，吾人也就不足為奇為什么史迪威和國民政府領導層的關系是如此惡劣，而且越來越糟糕。在史迪威和蔣、宋的多次交手中，史迪威反復表示他對國民黨將軍的強烈不滿，以及和他們之間的惡劣相處關系。宋的私檔中處處可顯示蔣和宋是如何忍受史迪威喋喋不休的抱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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