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惠王就是戰國前期赫赫有名的魏惠王。魏國原來的都城在安邑（今山西夏縣西北），因受秦威脅，遷都大梁（今河南開封西北），所以又稱梁惠王。戰國時魏國國君。姓姬，魏氏，名?，魏武侯子。公元前369-前319年在位。
梁惠王之所以有名氣，乃在于他在位期間打了桂陵之戰、馬陵之戰等一連串大敗仗，硬是將乃祖魏文侯、乃父魏武侯辛辛苦苦創下的那份霸業給葬送了，稱得上是一位典型的敗家子，完全的失敗者。
公元前453年，韓、魏、趙三家分晉，戰國揭幕。在當時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個實行改革，禮賢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賢達，重用吳起、李悝、西門豹等才俊之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糴之法”，創“武卒之制”，勵精圖治，富國強兵，充當三晉老大。他曾聯合韓、趙諸國，先后西伐秦，占秦河西之地；南擊楚，奪楚睢之間；東攻齊，入齊長城；北征中山，一度奄有其地。繼起的魏武侯效法乃父，保證了魏國的霸業得以平穩維持。應該說，父祖輩給梁惠王留下了一份十分可觀的家業，他完全可以“大樹底下好乘涼”，當守成之主，享現成之福，謀社稷之安。
然而，好大喜功心態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略抉擇失誤，終使梁惠王走上了身敗名裂的不歸路。從戰國兵備地理考察，魏國北鄰趙，西接秦，南連楚，東毗齊、宋，其地四通八達，多面受敵，無險要可供守御，處于四戰之地的戰略內線地位，這決定了魏國的中原霸權有著天生的內在脆弱性。所以，梁惠王上臺后最應該做的，是如何憑借已有的實力地位，適當選擇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擊，防止四面樹敵。就當時的實際情況看，他的正確選擇無疑應為東守而西攻，即據有河西之地，乘秦國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勢向西發展，奪占涇、渭，控制崤、函，爭取戰略上的主動。遺憾的是，梁惠王本人是徹頭徹尾的戰略短視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風光，貪圖的是虛幻意義的榮耀。在他看來，秦國“僻在雍州”，完全不配當自己的對手，勝之不武，服之無名，激發不起自己的興趣。相反，控制三晉，壓服齊、楚，才是煌煌偉業，顏面有光。在這種自高自大心理的驅使下，他輕率地作出了戰略東移的選擇，西守而東攻。為此，他把都城從安邑搬遷到大梁，自以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當然地成了天下的領袖。
意識深處的霸主心態越是強烈，表現在行動上的乖張輕妄也就越是極端。它使得梁惠王在當時的軍事外交上變本加厲推行“單邊主義”，動輒對其他諸侯國付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來發言。這樣一來，長期形成的魏、韓、趙三晉聯合陣線破裂了，與齊、楚等大國的關系惡化了，至于與秦國的矛盾也絲毫未因遷都大梁而有所緩解。一句話，梁惠王終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鋒芒畢露、四面出擊而陷入了戰略上的極大被動。
尤為可悲的是，梁惠王始終不曾意識到自己處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繼續營造“慕虛聲而損實利”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對手恰好利用這一點，推波助瀾，誘使他在失敗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頭腦簡單卻自視甚高的梁惠王果然中計，進了人家預設的圈套。
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梁惠王接受商鞅的獻策，釋秦攻齊，自稱為王。商鞅入秦主政后，敏銳地看到秦、魏互為死敵的本質屬性，認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處心積慮“借刀殺人”，以圖削弱乃至摧毀魏國的實力地位。為此，他出使魏國，實施禍水東引、坐收漁利之策。一到魏國，他便當面給梁惠王戴高帽，灌迷湯：“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愛面子的梁惠王當然聽得滿心舒坦，整個身子飄飄然起來。商鞅見招術奏效，進而居心叵測地建議梁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圖齊、楚”，即鼓動梁惠王公開稱王，然后聯合秦國，用兵齊、楚�！巴酢笔钱敃r的最高稱號，地位在諸侯之上，梁惠王對這個名號早已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擔心他國的反對才不敢倉猝行事，現在既然得到秦國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講什么客氣了，于是乎，梁惠王興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禮制準備輿服儀仗，修筑宮殿，在周顯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稱王。同時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諸侯會盟，把場面撐得大大的：宋、衛、鄒、魯諸國國君應邀與會，秦國也派使節到會捧場。這時候的梁惠王真的是掙足了面子，擺夠了身段。殊不知這種利令智昏的舉動，恰恰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頭來為一時面子上的光鮮付出慘重的代價：“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币怨鹆�、馬陵之戰為標志，魏國的霸權宣告終結，梁惠王的面子亦隨之丟得干凈。
《老子》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绷夯萃醯目杀�，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好高騖遠，忘乎所以，稍有資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勢便要擺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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