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起是戰國著名軍事家，原為衛國左氏人，是孔子弟子曾參的學生。后來棄儒學軍事，在魯國做過將軍，并統兵大破齊軍。魏文侯時，吳起入魏，文侯委任為將，率軍擊秦，奪得五座城邑。吳起做將軍，與士卒同甘共苦，清廉公平，深得軍心，又善用兵，文侯遂任命他為西河守，抗拒秦、韓。吳起治軍任事很有名聲，秦兵畏懼，不敢東侵。.魏武侯時，吳起與魏相公叔痤發生矛盾，公叔痤用計逼走吳起。公元前390年前后，吳起由魏入楚，受到楚悼王賞識，一年以后，被任為令尹。他實行改革，打擊舊貴族，培養戰斗之士，使楚國國勢振作，“北并陳蔡，卻三晉，西伐秦”。公元前381年，楚悼王死，宗室大臣作亂，攻殺吳起。
《吳子兵法》是吳起留給后人的一部重要軍事著作。在戰國末期，《吳起兵法》已經流行�！俄n非子?五蠹》說：“境內言兵，藏孫、吳之書者家有之”�！妒酚�?孫子吳起列傳》說：“世俗所稱師旅，皆道《孫子》十三篇，吳起兵法，世多有�！闭f明在漢代《吳起兵法》與《孫子兵法》一樣，流傳也很普遍�！稘h書?藝文志》說：“《吳起》四十八篇”，可見它的內容很豐富。但在《隋書?經籍志》和《新唐書?藝文志》中，《吳起兵法》僅剩一卷，證明它在流傳過程中，內容多有亡佚。在《宋史?藝文志》中，有《吳子》三卷，即今本《吳子兵法》三卷六篇。至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姚鼐以《吳子兵法》中有“笳笛”二字，認為這是魏晉以后才有的，從而斷定《吳子兵法》為偽作。其后，章炳麟、梁啟超等學者從之。郭老在《青銅時代?述吳起》一文中說：《吳子兵法》“辭義淺屑”，有多處襲用《孫子兵法》，還有的襲用《曲禮》和《淮南子?兵略訓》。并以“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獸為例，說四獸出現在戰國末年，非吳起所宜用，“故今存《吳子》實可斷言為偽”。
但是，這些懷疑的說法，像當年有人判斷《司馬法》、《六韜》、《尉繚子》為偽書一樣，都沒有確實的根據。近年，王式金、李碩之兩同志著《吳子淺說》。在“吳子的作者和成書”一節中，分別從：史料著錄《吳子》的沿革考察；考證《吳子》一書中所提到的器物；今本《吳子》中有些內容與吳起有關的史料記載相吻合；今本《吳子》中的有些內容，在漢以前的其它兵書中又有反映；今本《吳子》的內容基本上反映了戰國時期的戰爭特點與吳起的軍事思想等五個方面論說今本《吳子兵法》不偽，是戰國前期吳起所著，只不過在流傳過程中有后人的潤色加工而已。其說很公允，符合歷史實際。
《吳子兵法》雖然保存六篇，但也提出了一些很有價值的軍事思想。首先，它提出了一套政治、軍事并重，而以政治為先的戰爭觀念。《吳子兵法?圖國》說，要富國強兵，必須“內修文德，外治武備”。文德，指政治教化而言。武備，指軍事戰爭而言。它強調兩者必須并重，不可偏廢。并說歷史的經驗證明，承桑氏（古代部落）只修文德，不重武備，結果滅亡了。相反，有扈氏（夏代部落）恃眾好戰，不修文德，也滅亡了。這種戰爭觀是正確的。
在政治、軍事并重的前提下，《吳子》更重視政治教化。它說：“昔之圖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苯袒慕Y果要做到四和：國家和睦，軍隊團結，上陣統一，戰斗協調，這樣君才算有道之主，民才“以進死為榮，退生為辱”，國家才能夠出兵出戰。教化百姓的內容，主要是“道、義、禮、仁”四德。這四德關系國家興衰，“修之則興，廢之則衰”�！秴亲印愤�試圖通過對戰爭起因的分析，來探索戰爭的實質。它說：“凡兵之所起者有五：一曰爭名，二曰爭利，三曰積惡，四曰內亂，五曰因饑�！币越袢盏挠^點來看，這種對于戰爭起因的認識是膚淺的。但在戰國初期，《吳子》能注意到戰爭因“爭利”等經濟原因而引起，也是難能可貴的。由戰爭的五種起因出發，《吳子》又探索了戰爭的性質，把它區分為“義兵”、“強兵”、“剛兵”、“暴兵”、“逆兵”五類，并指出“義兵”是“禁暴救亂”的，“暴兵”是“棄禮貪利”的。這表明《吳子》試圖對戰爭的性質進行分類，以探求正義性的戰爭。雖然它的認識還比較模糊，但這無疑較《孫子》的認識前進了一步�！秴亲印吩趹馉幱^上的另一貢獻是它提出了“戰勝易，守勝難”的問題。因為戰爭是用軍事手段解決問題，所以要取得勝利相對來說是容易的。而保守勝利成果，則不僅需要軍事手段，還需要政治、經濟、思想等各種手段，相對來說是困難的。何況勝利以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為代價，所以他認為：戰爭勝利的次數越多，消耗人力、物力越大，而保守勝利的希望也就越小。由此出發，提出國家應該慎戰。這種觀點無疑也是進步的。
其次，吳起提出了一套首先加強戰備，然后依據敵情，“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施行“審敵虛實而趨其�！钡膽鹇詰鹦g原則。
他在《料敵》篇對魏武侯說：“安國家之道，先戒為寶”，讓武侯把加強戰備放在第一位。他簡要地分析了齊、秦、楚、燕、韓、趙、魏七國的地理條件、政治狀況、人民習俗、經濟實力、軍隊素質和軍陣陣法等特點，要武侯依據這些特點，制定對付列國的不同軍事策略�！秴亲印分鲝垜鹎耙欢ㄒ烀鲾城�。依調查，如遇到以下情況，即：敵人不顧嚴寒酷暑，晝夜長途行軍，不管士卒勞苦；或長期滯留在外，糧食、物資耗盡，薪草、飼料缺乏，氣候不利，將士怨怒；或人數不多，水土不服，人馬患疫病，救兵不到；或長途跋涉，疲勞饑困，解甲休息；或敵將吏德薄望輕，軍心不穩，缺乏援助；或陣勢沒擺好，扎營沒完畢等，都應立刻“擊之勿疑”。相反，在察明敵情后，遇到以下幾種情況，即：敵地廣人富；將領愛護士卒，施恩普遍；賞罰嚴明，處置適當，以戰功論爵秩等列，任用賢才；兵力眾多，武器裝備精良；有四鄰的幫助，大國的支援等，就應該避開敵人，不與接戰。這就是著名的“見可而進，知難而退”的戰術原則。
觀察敵人還要透過現象看本質，“觀敵之外，以知其內，察其進以知其止”，然后確定我方的作戰方略。
《吳子》強調用兵之道在于“審敵虛實而趨其�！�，也就是乘敵人的間隙，突然攻擊它的薄弱之點。如敵人遠來新到，戰斗隊形未排定；正在吃飯而不防備；正在奔走；疲勞困苦；沒得地形之利；失掉天時；旌旗紊亂；長途跋涉，未得休息；涉水過河，剛渡過一半；道路險峻狹長；陣勢頻繁移動；將領脫離了士卒；軍心恐懼動搖。就應選派精銳作先鋒，勇敢攻擊，大兵跟進，“急擊勿疑”。這種建筑在對敵情詳盡分析上的攻擊策略，無疑是正確的，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在作戰中，敵我形勢是瞬息萬變的。吳起提出要善于根據變化的情況而改變我方的作戰方針。如：依據“敵眾我寡”的形勢，在平坦地形上，就避開敵人；在險要地形上，就截擊敵人。依據敵“師甚眾，既武且勇”的形勢，就分為五軍，各軍占據一通衢大道，迷惑敵人。交戰時佯裝敗退，一軍在前，一軍在后，兩軍在左、右擊敵，五軍結合起來，就可擊敗強敵。如果“敵近而薄我”，我“欲去無路”，則依據敵我情況：我眾敵寡，就分兵包圍敵人；如敵眾我寡，就集中兵力襲擊敵人。不停地襲擊，敵人雖多也可以制服。如在“丘陵、森林、谷地、深山、大澤”等復雜地形條件下遭遇敵軍，就要動作迅速，首先發動攻擊，乘勢沖擊敵人，并調動弓弩手到前敵。邊戰斗，邊觀察，一旦形勢對我有利，即全面發起攻勢。他還總結了在狹谷、在水上、陰雨天以及圍城戰的戰法，認為都要根據敵情，采取有力的應變措施。其三，《吳子兵法》在論將方面也有新的思想。吳子指出，將領要文武全才、剛柔兼備，具有“理、備、果、戒、約”五種才能�！袄怼笔悄堋爸伪娙缰喂选�；“備”是能“出門如見敵”；“果”是能“臨敵不懷生”；“戒”是能“雖克如始戰”；“約”是能“法令省而不煩”。
將領還要掌握用兵的四機：①氣機，能鼓舞士氣；②地機，能運用各種地形；③事機，臨事能運用計謀；④力機，善于保持和充實軍事力量。這樣的將領才是合格的將領。而“良將”在此之外還要具備“威、德、仁、勇”四種品質。良將是國家的棟梁，國家得之則強盛，失去會衰亡。所以，選拔良將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吳子提出作戰時還要察明敵將的才干。利用敵將的不同特點采取不同的謀略，這是“不勞而功舉”的便宜事。他把敵將分為“愚而信”、“貪而忽名”、“輕變無謀”、“富而驕”、“進退多疑”等各種類型，而分別制定了“詐而誘、貨而賂、離而間、震而走、邀而取”的作戰方針等。在“兩軍相望，不知其將”的情況下，可以選派輕兵挑戰，務敗不務勝，來探知敵將是“智將”還是“愚將”。如為“智將”，則“勿與戰”；如為“愚將”，則雖眾可俘獲。這些作戰原則都是他的前輩軍事家所沒有提出過的。
其四，提出了“以教戒為先”的治軍原則和“頒賜有功者”的勵士原則。
《吳子?治兵篇》說：兵“以治為勝”。所謂“治”，就是“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有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陳，雖散成行”。這樣的軍隊無往而不勝，“天下莫當，名曰‘父子之兵’”。
如果部隊無治，“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進，雖有百萬，何益于用？”“治”軍是經嚴格地教練取得的。因此，“用兵之法，教戒為先”。部隊缺乏教練，就會“常死其所不能，敗其所不便”。只有經過嚴格教練的軍隊才能無往不勝。教練的方法是：“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苯叹毜膬热葜皇顷嚪�，即適應方陣、圓陣的變化及掌握隊列的前、后、左、右、坐、起、進、止等動作。
教練的內容之二，是熟悉金、鼓、旗、鈴等指揮號令。“鼙鼓金鐸，所以威耳；旌旗麾幟，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保ā墩搶ⅰ罚┨柫顕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則進，金之則止”，（《應變》）“一鼓整兵，二鼓習陣，三鼓趨食，四鼓嚴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后舉旗�！保ā吨伪罚┯胁环䦶能娏钫�，誅。
教練的內容之三，是軍中賞罰，“進有重賞，退有重刑，行之以信”。軍中實行“什伍相�！�。如此，則“三軍威服，士卒用命，則戰無強敵，攻無堅陣矣”。（《應變》）
在勵士方面，吳起雖為法家，但不主張用“嚴刑明罰”來鼓勵士氣，因為這是被動的辦法。吳起主張用主動的辦法，即“賞”來激勵士氣。他提出君主要在廟堂上“舉有功而進饗之，無功而勵之”。對于有功者，依據功勞大小，賞賜不同待遇。同時，在廟門外邊以功勞等次向立功者的父母妻子頒賞。這樣會造成一人立功，全家榮耀的社會風尚。對于陣亡將士的家屬，每年也要派使者進行慰問和賞賜。鼓勵沒有立功的士卒爭取立功。這樣，國家“發號布令而人樂聞，興師眾而人樂戰，交兵接刃而人樂死”�！秴亲印返倪@些主張，與后來的《尉繚子》主張用“殺”來解決士氣問題有很大區別。反映它確是戰國初期的觀念，還承襲有《司馬法》的“仁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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